当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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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研究综述
一、全球化与中国文学:陷于策略对全球化”冲击做出回应的讨论会,在2001年举办了很多次,几乎涉及到文学研究的各个学科。2001年8月11-14日,曾经中断十多年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理论对话,在清华大学恢复。理论对话的总主题是比较文学的全球化:走向新的千年” 2001年4月23-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室、《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扬州大学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讨论会。2001年10月10-13日,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厦门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新理性精神”的提出,前提即在于全球化潮流下,如何坚持中国立场'并发
出中国声音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也举办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与新世纪文学理念”的研讨会,着重探讨古代文学如何致力于当代文化的建构”。
各学科重要学者对全球化"讨论的纷纷参与,将全球化”讨论引向了深入。此前曾有过的简单二分法一嗖么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意识形态演变”从而抵制,要么认为是自由民主来临从而全面欢迎一祀被超越,对待全球化”的理性沉潜,成为2001年全球化”的主流态度。
2001年的文学研究界,首先理性地承认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为身边的事实。学者只能以积极的姿态,来进行甄别和判断。
目前,学界对全球化”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大多数人仍然笼统地把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化/ 文学的全球化”混为一谈,在概念使用上显得不够准确和明晰。针对这种现象,王一川提出了
全球化”与全球性”的概念区别。他用全球化”来专门指代经济状况”,而把全球性”用来
扌描述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各国之间相互参照、冲突、激励或共生等状况,主要涉及多种彼此不同的民族之间在宇宙观、道德、心理、社会、语言、
审美和艺术等领域的全球依存状况”(1)。王一川用这两个区别性概念,把全球性”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源头追溯到了晚清。他认为,从1840年到1899年,以全球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体验”就已经开始并逐渐生发。王一川的观点,为今天的全球化"讨论提供了一种本土的历史参照。
对全球化”源头的讨论,程文超则提供了一种立足西方的历史参照。程文超首先承认,全球化” 实际是西方”的扩张。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种历史实况,我们所接受的西方”不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西方”,一个是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运作与支撑这一运作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一个是对体制内的反思、反抗与反叛”(2)。如詹明信就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着晚期资本主义的表现”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抗拒”两个方面。程文超也分析到,与五四激进派所接受的现代性” 相对立,存在着梁启超和学衡派对西方"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另一种现代性”。不幸的是,以梁启超和学衡派为代表的批判
的现代性”遭到了忽视。程文超认为,今天对全球化"的思索和接受,需要在两个西方”的背景上,根据中国需要”来考虑。
王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全球化”也进行了历史溯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曾提出
世界文学”的概念,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王宁在分析中得出结论,全球化是一个开始已久的过程,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始于当代,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3)。
美国学者j •希利斯•米勒一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对中国学者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希利斯•米勒引用了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描述,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希利斯•米勒分析到,德里达对文
学命运的判定来自于文学存在的前提的丧失: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文学实际上依赖于’自身与想象之间的间距;主客体分离的假想;自我裂变的整体;作者'的权威;确切无疑地理解他人的困难和不可能性……”)但是,新的电信时代”却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精神分析的基础一■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
别今也不复存在了”(5)。在电信时代强大的
无边界”面前,j •希利斯•米勒心有不甘地承认文学研究将会丧失。
j •希利斯•米勒实际上是将新的电信时代”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工具” 的决定性力量。虽然他对’电信时代”的解析发人深省,但是,在’电信”并不发达的中国,人们还缺乏深刻的感受,于是对其悲观的论调不敢苟同。童庆炳与j •希利斯•米勒展开论争,认为文学的存在不决定于媒体的改变,而决定于人类的情感生活是否消失”。在童庆炳看来,人类的情感是文学存在与否的最后保证。他以一种沉稳的
'情感决定论”语调,宽容地认为,口头传播文
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既是历时的,但也是共时的”(6)。
总体来说,j烯利斯•米勒的论断对中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显得超前。中国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仍是走向世界”的策略”问题,还没有到达像j •希利斯•
米勒那样提出鲜明的论断的程度。
以策略”为思路,中国文学研究界展开了不同的言说。
有些学者的反应,限制于研究方法论。刘纳就认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持续了百年的中西文化之争获得了新的语码”,西/中的对峙与对话转换为全球化 /本土化、中心/边比重等新近引入的概念”(7)。有些学者则强调研究台湾、香港与大陆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研究重点已不在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民族文学的内部为一方与全球外部为另一方的冲突”(8)。有些学者从弱势文化 /强势文化"的力量均衡比较出发,谋求让’中国立场"在全球趋同的文化中凸现出来的方法。王宁认为,把注意力放在对文化身份的研究上"是个很好的选择。他以斯皮瓦克为例,认为要确立自已的文化身份,须先付出代价,即先趋同于西方”斯皮瓦克先受到德里达的影响,并在国际上确立了自己德里达的阐释者”的文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