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分析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分析

一、斯德哥尔摩效应的理解

所谓“斯德哥尔摩效应”, 又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人产生情感, 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往往使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那么，斯德哥尔摩效应究竟与何而来呢？让我们将时间回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esson和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警方与之僵持长达130个小时之久后，因歹徒放弃才得以打破僵局。然而事发后几个月，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之情。他们对警方采取敌对态度，并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因为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反而还照顾他们，这让他们感激不已。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她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 他们想要了解在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案中, 劫持者与人质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 到底是一宗特例, 还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研究发现,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 等等。

二、斯德哥尔摩效应发生的条件

当然, 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发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以人质为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 就有可能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人质切实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 并坚信劫持者掌握着生杀大权, 而自己命悬一线, 随时都可能毙命。

2、劫持者定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如, 在他们生命垂危时, 给他们一些水喝等等。这是最关键的条件。

3 、严控人质的思想, 并阻断一切不利劫持者自身的信息。通常情况是让人质在很长一段时间与外界隔离, 只与劫持者在一起。

4、人质感到无路可逃般的绝望。

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心理分析

1、投入导致自我合理化----认知失调论的视角

认知失调论1957 年由费斯廷格提出。该理论认为当我们的两套认知元素处于矛盾状态时, 我们在情感上会感觉到不舒服, 于是要想办法淡化这种失调体验。具体方法有: ( 1) 改变行为,使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度,( 2) 改变态度, 使其符合行为; ( 3) 也可以通过引进新的认知元素改变不协调的状况。

当个体的自我感( sense of self ) 与他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差距时, 失调体验就会产生。人们一贯追求的是这样三种自我感知: 一致、稳定和可预测性的自我感知, 对自身才能的感知( 即认为自己是聪明、能干的) , 最后是道德良善的感知。如果个体做了使自身感到震惊的事情( 不符合一致性的感知) , 愚蠢的事情( 不符合才能的感知) , 或者引发罪恶感的事情( 有悖于德行高尚的感知) , 就会产生失调体验, 这种体验作为一种动力驱使个体采取行为降低失调感。

无论是人质、犯人、受暴妇女还是极端教派的成员, 他们在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中有多方面的投入:

首先是情感投入。在受控期间, 他们流了很多眼泪, 且担惊受怕。任何苦难的经历都会产生一种联结的体验( a bonding experience) , 即使这种联结是不健康的。没有人会对一个可以轻而易举加入的组织产生认同体验。

其次是社会性投入。为了避免麻烦, 受控对象主动回避外人, 或者施暴人限制他们和外界的接触,

再次是亲密关系的投入。斯德哥尔摩银行中的女人质, 与绑匪皆有性接触,在这种关系中, 受害者的性自尊受到挑战。

最后是生活方式的投入。如果受害者与控制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了多年, 他们逐渐习惯现有的生活方式, 并且对之产生了路径依赖, 不愿失去或改变。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

体制化。起初你讨厌它, 然后你逐渐习惯它, 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 这就是体制

化。

在19 世纪中期, 当林肯政府颁布解放黑奴的法令时, 许多美国黑人认为林肯背叛了他们。一些黑奴坚决不离开他们的主人, 尽管法律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受害者在这种关系中的投入如此刻骨铭心, 甚至改变了他们整个人生。如果受害者认为控制者是恶人, 是令人憎恨的, 那就意味着这些年来他们在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上倾其所有( 挑战了关于自身才能的感知) , 也意味着他们竟然和恶人维持着暧昧的关系( 挑战道德良善的感知) 。

如前所述, 当个体感觉自己很愚蠢或者有负罪感时, 就会体验到失调。为了避免失调产生的冲击, 受害者宁愿相信控制者其实是个好人, 他们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打了我( 受害的妻子会这样想) , 或者是他们的经历悲惨, 让人同情, 是我们丑陋的社会对不起他们( 人质会这样想) 。

( 二) 再范畴化---- 社会认同论的视角

原来的内群--外群成员如果因为情景的需要或形势的紧迫, 就会将先前的内群---外群纳入一个新的超然范畴。这样一来, 以前的外群成员就成为内群成员, 共同的内群认同会降低预先存在的群际分化。这是一种再范畴化( re-categorization) 的过程, 它有利于减少原先存在于群际之间的偏见和敌意, 建构新的内群认同。

在绑匪与人质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赖。绑匪知道, 如果没有人质, 官方就会毫不犹豫地以暴力手段结束这种僵局; 同时, 人质也非常清楚, 他们的性命完全掌握在绑匪手中。双方都依赖对方获得生存的机会。这就促使一种我们( us) 和他们( them) 的再范畴化区分。原本处于对立位置的人质与绑匪之间, 因为共同的命运被再范畴化为我们群体, 而官方被视为他们群体。双方的联结会因警察没有满足绑匪的要求而被进一步加强, 因为这意味着, 无论是人质还是绑匪都要继续他们现在的境况, 两者的利益都系于警察。人质与绑匪成为同一条船上的人, 警察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再范畴过程是社会范畴化的一种。范畴化过程产生了两个必然结果, 第一是群际歧视, 更多的积极特征与更少的消极特征与内群相关联, 对于外群则恰好相反。第二, 它导致对内群同质性的感知。共同做事的人们或面对共同命运的人们, 更可能被感知为一个群体。合作行为( 哪怕历时相对较短) 具有自然而然地塑造群体的趋势, 即一种带有划分界线与排除外人的趋势。同样,拥有相同特征( 相似性) , 如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更可能被划分在一起。此外, 那些在身体上彼此接近的人们( 接近性) , 也可能被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像个体间的态度赞成会带来人际喜爱一样, 群体成员之间, 在这里就是人质和绑匪之间共同命运的体验, 以及在狭小空间的高频接触, 会带来两者之间的相互吸引, 如果双方讲同一种语言, 这种吸引会显著增强。

范畴化与认同相关联。无论何时当我们认为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时, 就会产生对这一群体的认同。在群体中的卷入程度越深, 认同也就越强烈。由于我们很大一部分自我概念是依据群体归属来进行界定的, 因此会偏好于将内群看成积极的而非消极的。而我们的群体评价在本质上又是通过与他群体的比较来获得的。如果我群在某些维度上被感知为是明显优越的, 那么我们也能享受到这种荣耀的投射。因此, 群际比较影响到个体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