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症候”与极权统治造成的大众心理

2008年12月18日 - wenyuking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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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症候”与极权统治造成的大众心理

最近﹐美国盐湖城被绑架的女孩伊丽萨白平安回家的故事成了美国新闻的热点。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出悲喜剧﹐也为人们提供了理解极权统治所造成的心理效应的绝好范例。

伊丽萨白不想回家

小伊丽萨白去年六月五日在家中被绑架的。绑架她的是一对四﹑五十岁的男女﹐他们没有固定职业﹐四处流浪﹐但却认为自己是宗教先知﹐赋有神圣的使命。伊丽萨白被绑架后跟着这对男女东躲西藏﹐常常睡在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和公共停车场里﹐吃的也是乞讨来的食品。但令人惊奇的是﹐当警察得到报告将这对男女和伊丽萨白截住盘问时﹐伊丽萨白竟然十分激动和气愤地说﹕“我知道你们在想什幺﹐你们以为我是那个失踪的伊丽萨白﹗”当警察把伊丽萨白带进警车后﹐她不但不为自己得到解救而高兴﹐也不问家中亲人的情况﹐反而不停哭泣﹐警察不得不对她说﹕“这是为你好﹗这是为你父母好﹗我们知道你是伊丽萨白﹗”

不但如此﹐人们后来知道﹐在过去的九个月里﹐伊丽萨白有过很多机会﹐可以轻易地在公共场所寻找帮助﹐摆脱绑架她的那对男女﹐但她都没有利用﹐而是乖乖地跟着绑架者东奔西走。这就使得很多人想问﹕为什么这个被绑架的少女如此驯服﹐如此缺乏反抗的意志﹑缺乏回到自由生活的愿望呢﹖

“斯德哥尔摩症候”

不管导致伊丽萨白不想回家的原因到底是什幺﹐她的经历使人想起了一个社会心理学名词﹐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

故事说的是1973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三女一男四个银行职员被两个持枪歹徒劫持了6天。使人们意外的是﹐在被警察解救后接受采访时﹐这四个银行职员不但不感谢警察谴责劫持犯﹐反而抱怨警方解救他们的努力把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还为劫持犯辩护﹐四处奔走为他们的案子筹集资金。最不可思议的是两个被劫持的女银行职员后来还和那两个劫持犯结了婚。

银行抢劫案在西方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但发生在这起抢劫案之后的种种离奇现象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视﹐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斯德哥尔摩症候”有这样一些表现﹕

第一﹐出于生存本能﹐人质把自己的的命运和劫持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反正是逃不掉的﹐而且时时刻刻在劫持犯的威胁之下﹐因此只要不威胁劫持犯﹐他们自己也就有了安全

。反过来说﹐任何危害劫持犯生命的行动都会必然地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他们会尽其所能地和劫持犯合作﹐建立沟通﹐甚至赢得他们的好感。

第二﹐如果长期处于被劫持的境地﹐在被劫持者和劫持犯之间会产生感情联系。因为共处的时间越长﹐劫持犯身上普通人的那一面就越是能表现在人质面前﹐而他的犯罪的那一面就会被淡化。人质会把劫持犯看作是有他自己的问题和苦恼的普通人﹐他们犯罪是不得已而为之﹐从而在感情上缩短和劫持犯的距离。

第三﹐由于得不到其它消息来源﹐人质会逐渐习惯劫持犯解释问题的角度﹐对劫持犯的动机和行为如果不能接受﹐至少会越来越多地予以理解。

第四﹐人质会习惯于在感情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沉浸在一种幻觉之中﹐这种幻觉就是他们并没有被劫持。为了维持这种幻觉﹐他们或者整天昏昏欲睡﹐或者就是干一些虽然没有用处但能让自己一直很“忙”的琐事。

除了这些表现﹐甚至在被解救后﹐在人质处境下发展和习惯的这种心理仍然会影响一些前人质。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那段被劫持的经历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些劫持犯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幺穷凶极恶﹐他们和你我一样也是人﹐人们都不理解他们的自己的问题和他们解释社会的角度﹐而只有和他们共处一段时间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在一些人质身上﹐这种“只有我理解这些人”的心理能使得他们为避免劫持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为劫持犯奔走呼号。在某些妇女身上﹐那种在被劫持处境下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甚至能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那么﹐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在解释社会政治问题时有什幺用处呢﹖我们下次再分析。

“斯德哥尔摩症候”与极权统治造成的大众心理

社会心理学界有人提出﹐这种“斯德哥尔摩症候”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用通常的政治或者经济原因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和极权主义社会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的四个主要表现中﹐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对应症状。

“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第一个表现是被绑架者认为虽然自己处于绑匪的暴力威胁之下﹐但只要绑匪安全自己就安全﹐时间一长他们就习惯于把绑匪的安全当作自己的安全。当我们观察于极权主义社会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虽然也认为他们生活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时常还有受到来自政府的政治威胁和思想控制﹐但他们认为只要不去触犯当局自己就能过太平日子。如果当局

受到威胁﹐整个社会就不会安宁。他们相信政府虽然**﹐但它的本意并不是要害人﹐而如果你要推翻它﹐反而会逼得它走投无路﹐弄得鱼死网破大家都没有好结果。

“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第二个表现是﹐被劫持的时间越长﹐和绑匪相处得越多﹐越会使得被绑架者注意到绑匪身上所谓“人”的一面﹐从而谈化“匪”的一面。同样﹐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生活长了﹐人们常常对政府**暴虐贪污腐败的一面从愤恨变为宽容﹐很多人甚至说“嗨﹐换了你我上台还不一样﹖”

“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第三个表现是在被劫持的处境下﹐人质由于得不到其它信息来源﹐会逐渐习惯甚至接受绑匪的观点。同样﹐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生活长了﹐人们会逐渐习惯于政府的信息封锁和信息过滤﹐不自觉地从政府灌输的角度来看问题。当你向他们指出这一点后﹐有人甚至会反驳说没有一个社会的媒体是自由的﹐连美国的报刊电台也反映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观点。

“斯德哥尔摩症候”的第四个表现是在被绑架了一段时间后﹐被绑架者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自己一切正常﹐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为了维持这个幻觉﹐他们要么昏昏欲睡﹐要么找出一些琐事来迫使自己很“忙”。同样﹐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很多人并不想过问政治﹐似乎只要他们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不存在。他们很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消遣﹐欣赏各种各样的“都市风景线”﹐为生活寻找情趣﹐或者告诉你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事业”﹐整天忙不过来。不但如此﹐有些被绑架的人质得到解救后﹐竟然会上法庭为绑匪辩护﹐筹款为绑匪打官司﹐生怕社会亏待了这些匪徒。还有女性和绑架她们的匪徒结婚。同样﹐我们看到很多从极权主义社会来到自由社会的人为**专制说话﹐他们告诉人们那个社会并不象外面说的那么糟糕﹐那个政府并不那么专制﹐那些领导人也是为了他们的人民好﹐那个国家换了谁去领导都只能那幺办﹐这些情况你们在外面的人都不了解。你们要改变这个局面只会让里面的人吃更多的苦﹐因为没有了那个政府那个国家只会更乱。

这样说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真是意味深长。当人们听说被绑架的妇女在获得自由后竟然和绑匪结婚时常常觉得不可思议﹐而对那些在生活在自由世界却为**专制说话的人却并不觉得奇怪。但实际上这两种人在本质上有什幺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