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自由与发展

研究生发展经济学讲义二教学大纲：

第二讲自由与发展

本讲以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为基本阅读材料，重点研究民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发展过程里一些重大社会政策的目标及其制定方法。这些研究属于规范性研究，对进一步进行的所谓实证性研究具有端正研究方向，提供路径的意义。

本书的逻辑思路是：（1）现代经济发展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要由政府出面才能建立起来；（2）政府主持下制定、推行的公共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关键；（3）合适的公共政策必须尽可能符合全体国民的意愿，才能有效动员国民的积极性、主动性；（4）只有在政治自由、政治民主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制定出体现全体国民意愿的公共政策；（5）因此，经济发展与自由密切相关，以自由看待发展具有逻辑上、理论上、经验上的合理性。

本书论证、澄清了以下一些重要的问题：第一，造成贫困的表面原因是缺乏必要的获得收入的能力，而最关键问题在于个人缺乏某种基本的自由。

第二，社会保障、社会应急制度、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也是国民得到基本自由的保障。这与发展阶段无关，也与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国民的价值观无关，即自由、民主对人类发展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社会保障、社会应急制度、体系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第四，强调社会保障、社会应急制度、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培植社会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保证他们的基本自由。责任以自由为条件。

第五，承认人类理性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大部分是由那些自私自利动机的个人，通过有意识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无意识产生的结果。

第六，反对因为认识到自由可以衍生出某种对社会发展来说是有意义的能力而尊重自由的观点，应该尊重自由本身及其固有的价值。

第七，和上述第六议论相似，在强调人力资本培植方面，社会不应该仅仅关注人力资本对提高发展质量、速度的意义，而应该关注人力资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

第八，发展并不应该聚焦于人均产出的增长，而应该更多地聚焦于人的实质性自由的增长。实质性自由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发展结果方面，更重要地体现在发展过程方面，即积极参与发展过程的机会的更加均等。

之所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命题，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观念一样，森在强调人的

全面发展。就根本意义上讲，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经济需求与政治民主

1993年，在维也纳人权会议上，若干国家反对这样的提法——在全球范围内赞同基本的政治与公民权利，特别反对把这些权利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具体理由有三：（1）基本政治与公民权利等自由权利会阻碍经济增长与发展。（2）如果让穷人在满足基本需求和得到自由权利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选择前者。（3）强调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是西方的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相冲突。

森逐一批驳了上述说法，藉此展开了关于自由、民主与发展关系的理论。

民主与经济增长

任何严肃的研究至今未能证明，权威主义政府对基本的政治与公民权利进行压制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导致东亚经济成功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如对外开放、运用国际市场与国际条件、提高识字率、提高就学率、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对资本、出口和工业化进行公共支持等，发现所推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与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绝对不相溶的，也无法证明这些政策只有在权威主义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按照森的观点，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社会环境对公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潜在能力（可行能力，Capabilities）的发挥有更大的影响，而公民之潜在能力发挥得越好，政府实际上承担的发展责任，面临的发展压力就越小。说得再通俗一些，这就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充分利用一个积极性，还是利用两个积极性的问题。

穷人对民主和自由的态度

断言“发展中国家公民对政治和民主权利无动于衷”——作为一个命题——是没有根据的。正如森所说，在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政治机会表达个人意见、看法，更无法与当局进行辩论的情况下，上述命题根本无法检验。

没有理由说明政治、民主权利不符合亚洲价值观

仅从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这一特征看，断言个人不要求参与政治、社会活动，不珍视参政、议政的权利，既不符合逻辑，也是绝对不合理的。特别是在现代环境，政治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实质上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对政府官员不可缺少一种政治激励因素。就这个意义讲，民主自由既是目的，也是工具——约束政府随意性，保持公共选择的有效性、可靠性的工具。

政治自由、民主的工具性作用

政治自由、民主的工具性作用集中体现在公开对话，公开讨论、辩论等公共过程形式上。大量事实说明，权威主义国家政府的许多重大政策难以推行。或者即使勉强推行而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政政策制定的公共过程。

另外，许多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政策与传统观念冲突，为此权威主义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的办法推行某些政策，这种政策成本是极高的。事实上，通过公开对话，公开讨论，一些新观念能够迅速形成，并有助于新政策的推行。

现在看来，为什么权威主义国家往往采取强制性办法，主要是低估了自由民主在形成公共政策中的巨大作用，也低估了国民对政治自由、民主的渴望程度。更坏地讲，权威主义的政府就不希望出现民主政治的萌芽。

二、自由与发展的基本联系

森的发展定义

阿玛蒂亚·森认为，狭义的发展观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和个人消费改善方面，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现代化、工业发展、GDP增长等实际上属于经济增长研究的范畴。在他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1之所以“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他论证：（1）通过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主体地位；（2）发展程度的评价要以人们拥有的自由之增进程度为标准；（3）自由也是发展的手段。阿玛蒂亚指出：“人们可以成功地实现什么受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权力、促进良好健康的条件、基础教育以及对于开创性行为的鼓励和培养等等因素的影响。提供这些机会的制度性安排，又取决于人们对其自由的实施，即人们是否运用其自由来参与社会选择、参与促进这些机会发展的公共政策。”2

三、为何经济发展关注自由

关于发展的视角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话：“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为其他的事物而有用。”3有些人把发展等同于财富增长，作为一种发展观，实际上就表现为仅仅关注财富的工具性。

但是，财富有其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无论拥有多少财富，你也不可能长生不老。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转引自，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