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

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及随之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新的互动，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

以冷战结束为界标，我们可以把日本的对非外交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

本文在简要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冷战后日本对非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动因。

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

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即破灭。

)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内外环境彻底改观。

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

由于此，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

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

(注：PeterJ.Schraeder,“Japan'Quest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2.)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

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countries)(注：JunMorikawa,JapanandAfrica:BigBusinessandDiplomacy ,AfricaWorldPress,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因素在日本对非外交中并没有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

尽管日本在处理其他外交事务时多以“日美协调”为基础，对外政策也深深打上了“美主日从”的烙印，但其对非外交相对来讲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日本冷战时期的对非外交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强度不同的阶段。

1973年之前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初创期。

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为日本直接与非洲国家进行接触提供了机会。

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会见了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苏丹和加纳6国的代表。

这一时期，日本同埃塞俄比亚的外交关系得以恢复，1957年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斯访问了日本，这是二战后访问日本的第一位外国元首。

50年代，日本相继与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展了初步的经贸合作关系。

不过，由于当时日本面临着日苏邦交正常化、加入联合国等诸多紧迫问题，加之在日本看来非洲并不具有解决燃眉之急的功效，因而没有真正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迅速加强了对非外交的力度，显著地提升了非洲在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一方面，日本加紧拓展在非洲的能源市场，南非是其重中之重。

19 75年，日本同南非的双边贸易额是17.4亿美元，而在1988年则迅速升至39.8亿美元。

19 82年，日本首次成为南非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占当年南非总出口量的15.6%。

另一方面，日本对非援助出现了超常规增加的趋势。

从整个非洲来看，1970年至1973年间日本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2.3%，1980年至1983年占10.7%，1988至1990年间上升至13.3%，至此非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

(注：HowardtStein,“JapaneseAidtoAfrica:Patterns,Motivati onandtheRole of StructuralAdjustment”,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 s,Vol.35,No.2,1998,p.25.)日本之所以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一方面由于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于1964年加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因而在世界经济发展事务中的权利和责任相应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受到1973年能源危机的猛烈冲击，日本国内有关“经济安保”和“综合安全保障”的观念迅速增强，对外寻求原料供应的愿望更趋积极。

因此有学者认为，70年代日本对非援助的扩大，本身就是能源危机后日本出于开拓新的能源市场的结果，是日本加强其“新重商主义”外交的必然结果。

(注：DennisT.Yasutomo,TheNewMultilateralisminJapan'Foreig nPolicy,St.Martin'Press,1995,p.7.)二、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动向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完全确立，日本充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欲望迅速膨胀。

基于日本跨世纪的总体外交和战略目标实施考虑。

日本对非政策也由单纯强调经贸利益转向全面介入，不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渗透力度，以求全面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

可以说，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新重商主义”特征已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强的“大国外交”意识。

1.争取非洲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其一，冷战后日本已多次召开了涉及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型国际会议，表明其全面介入非洲发展事务的决心和能力。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93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它表明日本对非外交已超越了原有的双边关系模式，将对非外交纳入了其全球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

1998年10月，日本与联合国、非洲全球联盟三方合作，在东京召开了第二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规模空前，共有51 个非洲国家、11个亚洲国家、18个欧美国家及4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应邀出席会议。

2003 年10月，日本将在东京举办第三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其二，日本多次重申将一如既往地对非洲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和各种人道主义援助。

目前，日本已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第二大援助国。

1998年，在国内经济并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仍向非洲国家提供了9.5亿美元的双边发展援助，占其对外公共发展援助的11%。

日本对非援助的战略目标也已超出了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和扩大出口市场的层面，更多地着眼于利用欧、美大国冷战后一度冷落非洲的难得机遇，加大对非渗透力度，从根本上主导非洲的发展权益。

其三，日本还积极谋求充当亚非合作的领袖。

日本充分利用自身作为“非白人国家”的身份及在非洲无殖民历史的特殊条件，积极倡导在南北合作之外加强南南合作的力度。

日本主张，亚洲和非洲都有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都面临着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因此彼此应学习对方的经验，非洲国家尤其应学习和借鉴亚洲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不过，日本有关“亚非合作”的主张和努力也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诸多质疑。

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威权模式可能被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借以作为维持专制统治的借口，其结果是可能延误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也有学者认为，亚非经济发展中的相似性多是表面的或人为预设的，双方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就国内发展程度而言，非洲国家大多仍面临着文化整合和民族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这使非洲国家缺乏亚洲国家所具备的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非洲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过低，国内市场狭窄，劳动力素质不高以及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和政治不稳定，使非洲在吸引外资方面远不具备世界其他地区所具有的优势。

1995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简称南共体，由南部非洲国家在1992年创建而成。

在南非于1994年加入该组织后，其成员国总数已达14国。

)14国总计吸收境外投资9000万美元，而同期仅新加坡一国就吸引外资90亿美元。

(注：StephenWright,“TheChanging ContextofAfricanPolitics”,seeStephenWright(ed.),Afr icanForeignPolitics,WestviewPress,1999,p.12.)就国际环境而言，亚洲新兴工业国家都是利用1 970年代前后的发展机遇而迅速崛起的，而当前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边缘化的非洲国家已错过了这一发展的黄金时机。

(注：相关争论见PeterJ.Schraeder,“Japan'sQuest 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3. )2.扩大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首先，日本对非洲大陆的内部冲突予以了高度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进一步显示其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和作用。

1995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关于冲突对非洲发展影响的国际会议”。

会上，日本就非洲的和平与稳定问题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多边解决非洲冲突，二是以非武力方式解决冲突。

1998年初，日本再次在东京召开了“关于预防争端战略国际会议”，邀请了17个非洲国家及非洲区域组织和联合国有关人士出席会议。

在参与解决非洲内部冲突问题上，日本不仅通过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来介入，而且还身体力行地直接参与了非洲的一些维和行动，并积极为非洲维和事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其次，将对非援助纳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之中。

冷战期间，日本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时只附加一些经济条件，并极力反对美国在对非援助中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生硬做法。

但冷战后，日本开始根据非洲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在提供援助时采取奖励和惩罚的措施，即对那些遵守民主和人权原则的国家给予增加援助的奖励，对那些违反民主和人权原则的国家给予暂停、减少或停止援助的惩罚。

日本的政治考虑是，通过对非援助将非洲纳入西方的战略轨道，以便将来日本更有效地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

三、日本对非政策调整的基本动因1.“政治大国”权欲的膨胀是日本调整对非政策的内在原因。

冷战时期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可与欧美并列的三极中的一极，但日本的国际地位或影响力远不及美欧。

为了改变这种“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局面，从80年代起，日本的对外战略就有意识地加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

不过，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及美苏争霸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政治诉求。

冷战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及日本经济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日本实施“大国外交”的欲望迅速增强，充当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图谋日益昭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