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视野下的人类社会

媒介环境学把研究的目标定位在媒介本身上，及研究媒介/技术和人类文化、人类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即，“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林文刚 编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 第3页）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技术本身的影响大于其内容，任何媒介/技术都不是中立的，总是带着一种偏向。但是在开创者麦克卢汉那里，他还是站在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赫然的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 的理论，而其弟子尼尔·波斯曼接过衣钵之后一改“父亲”麦克卢汉的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上时刻关注媒介/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方面，他也曾睿智的指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媒介即意识形态”，这是波斯曼对麦克卢汉的天才发挥，为此，他强调媒介环境学派“是一群强调道德关怀的人。我们想建立的学术单位应该把重点放在媒介环境上（media environment），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媒介环境如何是我们生活得更好或更糟……坦率地说，我认为应该在道德伦理的语境中去研究媒介，用其他态度去研究媒介是没有意义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林文刚 编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 第45页）
一、前言
媒介环境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它由哈罗德·伊尼斯在1940s年代末开创，经过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天才发挥而声名鹊起。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50年代初完成了媒介环境学经典理论的创造。媒介环境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们多具有多学科交叉的专业只是背景并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麦克卢汉预言“地球村”渐成现实后，又经过以约书亚·梅罗维茨和保罗·莱文森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人的努力拓展，媒介环境学日渐丰赡，开始问鼎于北美传播研究的主流理论，在与经验学派、批判学派研究范式的抗衡中其主流的学术地位日益巩固。
本文将立足于媒介环境学的传统视野之下探讨媒介/技术为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媒介环境学人所担忧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媒介环境如何使人类异化和如何摆脱异化等方面展开讨论。
二、权威情结：人类自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大家可能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但当你遇到苦难、遭遇不幸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看得很渺小，很卑微，总希望有人拉你一把，让你按照一种能够减轻自身不的所想、所做都顺理成章，心安理得，这就是权威情结。超越情结就更好解释了，不说远的古代了，就近现代历史上随便一看都可以拿来论证。
媒介环境学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容器性”和“技术至上”。媒介被看成是人类造就的用来承载人类精神文明的容器。技术至上性则是指在媒介环境中追求效率范式，或者说默许把一切任务交给更加有效的技术倾向，这最终会把道德话语驱逐出公共政策领域，直接或间接地使人类社会失去人性。借用晏殊的一句词，我们可以说“无可奈何人道之花落去，似曾相识以技术之上为标志的异化发展趋势归来”。人类在历史时期内臣服于过“天”、“上帝”、“皇帝”、“佛”等等权威，现在又将臣服于技术，不是“异曲同工”吗？但这可没有什么妙处可言。技术与上帝有什么不一样？在我看来，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都是人类制造出来服务于人类却最终压制人性的东西。人类确实英明神武却为何总也摆脱不了自作聪明呢？人类创造了上帝，说上帝是万能的。于是有人问，上帝能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吗？人类说上帝可以，但是他不会造。但是人类却可以创造出“上帝”这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如此看来人类是万能的。但何以人类没有自身创造出来的上帝明智呢？结果是上帝什么也没做却拥有了无上的权威，仍然是上帝，人类做了一切却还是奴隶，仍是上帝的选民。但回过头了想想，稍可安慰的是人类本质上服从的还是人类自己。只是在过程中发生了混乱。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上，总会有很多要求人性解放的运动。
那么如何摆脱媒介环境形成壮大过程中的人的异化。人要摆脱异化，必须超越，在人和人的创造之间来回徘徊，只能陷入混乱。更实际的解决之道就是扩大媒介的生产规模，这即是说要大众投入注意力到生产中来，但是必须以看清媒介环境的消极影响为前提，也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觉醒。我们要通过媒介分享使用和驾驭媒介的信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通过媒介把自己变成动物。我们在与媒介同在的时候也要与媒介对立起来，促使人类观念的觉醒并实现对真实环境的理性回归，让媒介环境仅仅成为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全部生存状态。这就需要“超越情结”，那么这就要好好听张立斌老师的“类美学”。当然这是个很严肃的笑话。
三、“媒介成人，人成动物”
大家都知道传播媒介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这四个阶段。回顾一下这一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新媒介在产生之初都曾以强大的力量冲破地理界限，把更大范围内的人类社会纳入媒介本身所构建的统一体中，即所谓的媒介环境。老媒介在与新媒介的竞争中逐渐式微，退化为本土化、类型化的媒介。这样对新形成的媒介地域进行瓜分。我们各个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媒介地域瓜分有重大关系。文化随着媒介变化而变化，媒介环境的改变从宏观上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联系。传统的地域难以区分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了，比如说中国是东方文明，美国是西方文明，以前这些文明可以彼此孤立的存在，但是随着新媒介环境的形成与扩张，各种文明还能独善其身吗？这样媒介即讯息，媒介即环境的界定虽说有点匪夷所思，但绝对不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可以想象当媒介思维超越人的思维的时候，人无疑降为第二性了，我们一直思考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将重新在媒介环境视野中被解释。回溯媒介发展的历史，以往的媒介总是滞后于人的思维。特别是在口语传播时代，人们总是想了以后才知道用什么符号来表达，思维快于口语。到文字印刷传播时代，人们看书阅读报刊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在人类历史时期内已经反复出现过，个体的思维实际上滞后于媒介的思维，只有极少数人能与这些媒介有同样快的思维。由此，人类社会内部已经开始分化，那些运用媒介来思考的人要比不运用媒介思考的人思维快的多，甚至可以用媒介来划分人类群体（这点毫不夸张）。到现在新媒介的产生，更多的人以运用、使用媒介。因此，在使用媒介的人群中又可以进行多样性的划分。人类社会无疑为媒介环境所吞噬。如今在人类同时有机会使用新媒介的情况下，人类不再是在媒介环境之外，而是在媒介环境内。媒介从完全屈从于人类，到以自身所营造的环境使人类分化，到如今的新媒介助势，使媒介环境声势浩大，直至完全吞没人类。我们很难不去担心那个极端异化的人类社会的出现：人们完全借助媒介来思考，所有的人区别于动物的属性将为媒介所具有，它将表现人的非自然属性，而人则完全沦为动物的人。这样发展下去，人必然会觉醒，觉醒的动机是夺回媒介所占有的原本属于人类的社会属性（类本质），目标毫无疑问是打败媒介。其实，很多科幻剧展现过这样场景，只是那些多是人类的被动防御。媒介本来是为人类所创造的，为了方便生活，一直以来它也确实发挥了如此的作用，但是不乐观的说，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人已经部分具备了机械化的特征，对跳跃性的思维，对幻想没有忍耐，嗤之以鼻，对规律的生活无限向往都突显了这种机械化的倾向。技术至上的结果必然导致人为物役，人类将由容器的制造者变为容器的内容。从根本上说，媒介环境的创造者是人，它是存在于人的观念中的感觉，当人类的理智驾驭不了这种感觉的时候，“人成动物，媒介成人。”其实，由于人类自身的混乱导致人类屈服于自身的创造物，这里包含的更多是无奈。说的这么恐怖和耸人听闻绝对是希望我们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而不是为了让人不屑一顾，觉得事情远没有那么糟糕。这正如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是让聪明的人类觉察到“魔鬼还活着”，而是让人类摆脱上帝的视野，以人的视角来关注人类社会本身，这就是人道。
不难看出，媒介环境学研究的角度是独特的、是宏观的，在研究过程中怀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不奢求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孜孜不倦的时刻提醒人们警惕媒介/技术所带来的危害。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有助于维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健康的平衡和平稳，有助于个人心态、精神、思想生活的平衡。”（《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林文刚 编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第1版 第5页）
四、“超越情结”：人类摆脱媒介异化的理想途径
对人来说什么最珍贵？毫无疑问是生命。但是我们的革命先烈仅仅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可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就是超越情结，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置生死于度外，但两者之间没有等号。可是我觉得这超越是不彻底的，我们要的是那些为全人类的解放而超越的人。目前我无形中，媒介的权威便开始形成。这种在权威情结的指引下所形成的对媒介的依赖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的概念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但是我想讲个很形象的故事）
接着人类的权威情结讲，我认为在媒介环境中，媒介权威以人的异化为代价，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倾向于用更远的时代的事件来论证说理。孔子用“夏商周三代”，司马迁上述“三皇五帝”。而现代我们则更倾向于用即时性的信息来论证。当初美国起诉中国盗窃美国的核武器制造数据，在辩论时，中方问及证据时，美方很诧异的说：“怎么，你没有看昨天的《纽约时报》吗？”当然孔子不会因为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也在思考关于道德和中庸的问题而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媒介让他们彼此相关。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会因为不知道利比亚内战，本阿里出走，日本海啸而觉得很没面子，很落伍。这样，人就自觉不自觉的进入媒介环境之中。人们开始把媒介传递的信息当成权威，当成证据。可见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些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必然是为大多数人多熟知，是公认的事实，有权威性。这种思维的变化是媒介带来的，特别是新媒介的诞生使媒介环境的时间变短，空间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