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一).

《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注：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在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中，哀伤之情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有关“七哀”题旨的争议即说明了这一点（注：详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3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昭明文选》所归纳的37类文体中，“赋”、“诗”体下又分别设有“哀伤”类作为子目，共入选作品21篇（而表达哀伤主题的诗赋远远不止这些，详见下文）。

《文选》单列“骚”体，共选录屈宋等人作品17首。

“《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注：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正是这些作品哀伤的情感基调，为古代诗歌确立了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而“楚臣去境”、“宋玉悲秋”也成为后世抒发哀伤情绪的固定意象与惯常用语。

此外，《文选》中其他表现哀伤主题的文体尚有“诔”、“哀”、“碑文”、“墓志”、“吊文”、“祭文”等，述哀是这些应用文体基本的功能性要求。

在一部文学总集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体类和远远超出这一比例的篇幅抒写着同一个情感主题，这本身便值得关注。

《文选》为我们提供了研阅哀伤这一情感类型的范本。

对作品文本作共时性的呈现，可以窥见一代文学之风貌，而对作品的历时性回溯又可寻绎某一情感类型进入文学的广泛社会基础与深厚文化心理底蕴。

本文拟着眼于这两个方面，以《文选》所录赋、诗二体作品中的哀伤主题为例，略加陈述。

一由《诗经》的抒情品格所奠定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规定了日后各体文学发展的路径。

就早期文学而言，不必说叙事诗浓厚地存在着抒情内涵，即使是以“体物”为本色的赋，其“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注：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的“出身”也使它与抒情难脱干系。

因此，哀伤作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在诗、赋中的抒发都相当普遍。

《文选》以范本形式展示了哀伤之情进入文学的广泛性与丰富多样性。

对于哀伤主题的广泛性，我们可以从它在《文选》中所占篇幅之大，入选篇目之多及题材分布之广得到最直观的认识。

入选“赋”体“哀伤”类的7篇作品，包括司马相如《长门赋》，向子期《思旧赋》，陆机《叹逝赋》，潘岳《怀旧赋》《寡妇赋》，江淹《别赋》《恨赋》。

有对人生无常的悲叹，有感于妇女不幸命运所作的悲声，也有对生离死别情景的痛彻渲染。

“诗”体“哀伤”类收录的13篇诗作，包括嵇康《幽愤诗》，曹植、王粲、张载同题诗作《七哀诗》共5首，以及潘岳《悼亡诗》3首，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颜延之《拜陵庙作》，谢ｔｉǎｏ＠①《同谢谘议铜雀台诗》，任ｆǎｎｇ＠②《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等。

嵇康、王粲之哀伤是着眼于个人身世，慨叹生之多艰；张载、二谢、颜延之之哀伤则因凭吊遗迹追怀亡者而生；任ｆǎｎｇ＠②为丧友而哭；潘岳悼爱妻之亡；曹植代思妇诉怨。

可以说这些作品已经从多种角度对哀伤主题作了尽情咏叹。

然而《文选》所录抒发哀伤之情的远不止“哀伤”一类。

哀伤作为一种情感模式或一种主题，渗透到了多种题材的作品之中。

就“赋”体而言，除“哀伤”外，因情设目的尚有“志”、“情”二类。

录入“志”类的4篇，即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潘岳《闲居赋》。

其情感的出发点都是志之未遂，因而设法排遣由此而升的哀伤。

专门表现男女之情的“情”类中，宋玉《神女赋》与曹植《洛神赋》二篇写男女的离合悲欢，情调惆怅而伤感。

而“纪行”、“游览”类赋作多抒写吊古伤今之悲与羁旅叹逝之哀。

读着鲍照《芜城赋》“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王粲《登楼赋》“气交愤于胸臆”，“怅盘桓以反侧”，班彪《北征赋》“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

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潘岳《西征赋》“心战惧以竞悚，如临深而履薄”等充溢着凄凉与悲怆的赋句，我们分明感到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哀情并不比任何一篇入选“哀伤”类的赋作淡薄。

入选“鸟兽”类的，贾谊《ｆu＠③鸟赋》与祢衡《鹦鹉赋》，前者借阐发道家“齐物”的玄理，“自广”伤悼之情，后者则借物写志，寄寓自己生不逢时的悲哀。

“物色”类赋作以铺陈景色之美见长，而潘岳《秋兴赋》、谢庄《月赋》则分别渲染了悲秋之情与凄凉之意，情调颇为伤感。

由此可见哀伤主题远非入选“哀伤”类作品所独有，其表现于赋的广泛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与赋相比，哀伤主题在诗歌中的表达更为直接、便捷。

在《文选》颇为烦琐的诗体分类体例中，除去“哀伤”一类，以题材立目的“咏怀”、“赠答”、“祖饯”、“行旅”、“挽歌”等，类目本身即包含哀伤的成分：“咏怀”所咏多为哀伤情怀；“赠答”、“祖饯”道离情；“行旅”写羁愁；“挽歌”哀挽生命的终结，大量作品关涉哀伤主题是不言而喻的。

以体裁立目的“乐府”、“杂歌”、“杂诗”、“杂拟”四类诗歌中，哀伤之情的抒发也占有相当比重。

据笔者粗略统计，“乐府”类40首诗作中，有18首关涉哀伤主题，包括曹操《苦寒行》、曹丕《燕歌行》、曹植《美女篇》、陆机《猛虎行》、鲍照《东武吟》等名篇。

“杂诗”类入选的95首诗中，有半数上下表现哀伤主题。

除《古诗十九首》以外，张衡、曹植、曹丕、王粲、傅玄、张华、陆机、左思、张协、曹摅、王融、枣ｊu＠④、陶渊明、谢惠连、谢灵运、谢ｔｉǎｏ＠①、王微、沈约等诗人都有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品入选，再加上托名苏、李的一组诗歌，数量颇为可观。

“杂拟”类选录模拟之作。

陆机《拟古诗》12首模拟了《古诗十九首》中的大部分诗篇，张协模拟张衡《四愁诗》，都步趋原作，抒发哀伤之情，江淹《杂体诗》30首中约有16首是对表现哀伤主题的优秀之作的模仿，占到半数以上。

特别是《班婕妤咏扇》《王侍中怀德》《阮步兵咏怀》《张司空离情》《潘黄门悼亡》《陆平原羁宦》《刘太尉伤乱》《休上人别怨》等篇颇得原作神韵，堪为哀伤类作品的一次汇集。

《文选》不仅以大量选录抒发哀伤之情的作品展示这一主题在诗、赋作品中的广泛与普遍，而且呈现了哀伤之情的丰富多样；既有具体层面上的个人痛感，又有哲学意义上的全人类的普遍悲哀。

前者如离别相思之悲，吊古伤今之痛，壮志难酬之恨，四时迁逝之感等等，在上文提到的许多作品中都是可感可触的。

例如江淹《别赋》尽情铺陈了使人“黯然销魂”的种种别情，颇具概括性。

诗歌中的别情则因诗人们对离别的亲历，而表现得更为具象化。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之“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曹植《赠白马王彪》之“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嵇康《赠秀才入军》之“思我良朋，如渴如饥。

愿言不获，怆矣其悲”，谢灵运《酬从弟惠连》之“别时悲已甚，别后情更延”，谢ｔｉǎｏ＠①《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之“停骖我怅望，辍桌子夷犹”等诗句都精彩演绎了“悲莫悲兮生别离”的人生体验。

羁旅之叹也是许多诗人共有的，颜延之《北使洛》末二句“蓬心既已矣，飞薄殊亦然”，李善注曰：“自伤之辞也。

”道出了“行旅”类题材的惯常主题。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注：陆机《赴洛道中作》其二。

）“佳期怅可许，泪下如流霰。

”（注：谢ｔｉǎｏ＠①《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一闻苦寒奏，更使《艳歌》伤。

”（注：江淹《望荆山》。

）这些可以随手拈出的名句诉说着文人的羁愁，较之《诗经》时代来自民间的行役之叹，更为丰富、细腻。

对全人类的普遍悲哀进行理性思考，以阮籍、陶渊明为代表。

《文选》“诗”体“咏怀”类选录阮籍《咏怀诗》共17首，几乎首首都关乎人生的悲哀，写出了为重重外力所挤压，又为内心焦虑所困扰的生命的悲剧。

超越一己之哀伤而思索人类之哀伤，正是阮籍诗的深刻之处，因此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谓之“情伤一时，心存百代”。

而“挽歌”作为一种特有的诗歌体式，也以思索生命为内容。

挽歌自魏晋以来大行其道，是基于人性的觉醒，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生命主体对于生命不永的强烈意识。

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达观如陶渊明，虽有“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坦然，但也不无感伤地想像死后的凄凉：“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ｊｉāｏ＠⑤ｙaｏ＠⑥。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四）评陶渊明《挽歌诗》三首谓之“言哀极深”，概括出了挽歌的共同特点。

《文选》“挽歌”类下所选诗歌除陶渊明《挽歌诗》外，尚有缪袭与陆机的同题诗作共4首，或哀挽他人，或自悼自挽，都在诉说着生命的悲哀。

“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

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缪袭诗），“含言言硬咽，挥涕涕流离”，“丰肌飨蝼蚁，妍姿永夷泯”（陆机诗）。

缪、陆之作着眼于以强烈的感官刺激表达对生之眷恋与死之无奈，使得挽歌诗的哀伤情调至为浓郁，同样当得起“言哀极深”之评。

从以上的胪列、分析可以看出，哀伤主题普遍存在于汉魏六朝诗赋作品中（上文提到的不属这一范围的作者只有宋玉一人），它的广泛而丰富使我们从中几乎可以尽览人类因多种因素所触发的种种哀情。

哀伤主题在《文选》中一再地复现，自汉末起愈加频繁（汉末之前的诗赋入选“哀伤”类的只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还被古今选学专家确认为伪作）。

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从汉末到南朝，哀伤成为文学所抒写的主要情感。

”（注：《“江郎才尽”新解》，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卷第2期。

）二哀伤之情如此普遍地进入汉末至六朝文学，至少是两方面影响所致：一是这一阶段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二是先秦以来所积淀的审美文化心理。

哀伤主题如此普遍地进入中古时代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显然体现了编选者对这一时段文学脉搏的准确把握。

如果撇开《文选》以文体分类，以题材立目的编辑特点，对入选的有关哀伤主题的作品作历时性考察，又会发现文人的哀吟往往具有时代特色与阶段性区别，这又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文人精神风貌的变化，折射出文学史的发展进程。

从数量上看，魏晋时期的入选作品明显多于南朝（当然与魏晋时段长于南朝有关），作者亦众，这似乎与《文选》详近略古的总体倾向相悖，却透露了这一主题的创作实情。

从内容来看，从建安至南朝，呈现着由哀时哀事转向哀己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注：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混乱与苦痛诞育了一批主体意识觉醒的文人。

他们敏感于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一边饱尝时代的苦痛，一边忧郁地思索社会人生。

于是以“感伤主义文学最早和最集中的代表”（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古诗十九首》为发端，哀伤之情便在文坛蔓延开来。

哀情的抒发因时因人不同而摇曳多姿。

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学蓬转”（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故尔建安文人“或叙酣宴，或伤羁戍，……辞不离于哀思”（注：《文心雕龙．乐府》，虽为刘勰批评魏之三祖所作乐府之语，但也道出了建安其他体裁作品题材方面的特点。

）。

他们作品中流贯的是“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7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