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羊多莉

由“多利”引发的思考
当英国科学家维尔穆特成功地用体细胞克隆出“多利”羊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克隆技术的应用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生物学意义。

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表明了哺乳动物卵母细胞可以重编体细胞核的程序，使已分化了的体细胞具有全能性。

与此同时，对于克隆人可能对于社会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克隆人在技术上是可以做的，但在伦理上不应该做。

然而，克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是有益的，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克隆”是英文中"Clone"的音译，意为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

在自然条件下，由于许多植物本身就适宜进行无性繁殖，因此它们很容易形成克隆。

在动物界，这种繁殖方式多见于无脊椎动物，如原生动物的分裂生殖等。

但是，对于高等动物，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它们一般只能进行有性繁殖，所以要使它们进行无性繁殖，科学家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程序。

首先要用外科手术除去受精卵的细胞核，或用辐射等手段使受精卵内的细胞核失去活性，然后再将另一个个体的细胞核转换到已去除细胞核的受精卵中。

本世纪五十年代，科学家用上述方法成功地无性繁殖出一种两栖动物——非洲孤蟾，此举揭开了细胞生物学的新篇章。

“多利”羊是第一只利用成年动物细胞核经过无性繁殖方式获得的哺乳动物，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多利”的核遗传物质来源一只六岁绵羊的乳腺细胞核，维尔穆特及其同事将获得的乳腺细胞进行体外培养，这些细胞的主要类型为乳腺上皮细胞（90%以上），并包括成纤维细胞等其他类型的分化细胞。

他们利用降低培养基中血清浓度的方法使培养乳腺细胞处于有丝分裂停滞状态（G[,0]期），然后将处于G[,0]期乳腺细胞的细胞核称植到去核的未受精卵细胞中，在绵羊输卵管中把融合细胞培养至桑椹胚或胚泡期，大约6天的培养后，植入受体羊子宫中进行孕育和分娩，“多利”就是精确地通过这种方式诞生的。

“多利”的新奇之处在于：第一，不用并挑出胚胎细胞的细胞核，而“装入”体细胞（乳腺细胞）的细胞核，进行核移植，它也照样可以分裂并发育成个体。

按照发育生物学的观点，成羊体细胞是一种“定向”了的、一定程度上分化了的细胞，即这种细胞的性质已经定型，是哪种类型的细胞或组织就是哪种类型的细胞或组织，正如乳腺细胞只能发育成乳腺组织一样，不可能“再回头”，重新获得“全能性”。

然而“多利”的成功依然说明，即使分化了的体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具有“全能性”。

第二，由于移入卵内的是体细胞，不仅含有双倍的染色体，而且由此产生的后代细胞的染色体均是该体细胞的遗传拷贝，因而由此发育而成的个体的遗传性质与核供体的亲本是一致的。

另外，由于“多利”的产生未经过精子与卵细胞的结合的受精过程，属于无性繁殖，故此称为“克隆羊”，意思是“无性繁殖的羊”。

克隆羊“多利”的诞生标志着哺乳动物获得了一种人为的全新的生殖方式，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动物一个细胞大量生产出完全相同的生命体。

克隆羊继承了核供体羊的全部遗传特性，超越了传统生殖方式之下子代兼有亲代双方遗传特性的常规。

由于克隆技术具有应用于人类的潜能，那么，从克隆羊联想到克隆人的产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从技术上看，克隆羊的成功使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迈出了一步，人们似乎看到了克隆人诞生的前景。

人不仅是一个具有生物特性的个体，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社会特性的个体，这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

从人的社会性考虑，克隆人的产生势必带来对社会组成结构的冲击，引起的社会问题将会是多方面的：
(1)从社会伦理角度看，用克隆技术来培育具有特定生理性状的人，对于作为自然物种一部分的人类的发展是一种过强的干预。

这种干预可能影响人类的人种自然构成和自然发展。

被克隆的人，其生理性状是完全受到控制的，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悲观心理和宿命感可
能比正当生育出来的人更强，他们能否有完整的正常的生活过程？如果这种人是为某种目的而生产的，则会有强烈的自己是社会工具的感觉，甚至会产生反抗报复心理。

这种技术如果是为了生产商品化的人体器官而生产克隆人，其社会后果就更难以预料。

(2)从家庭伦理角度看，将克隆技术用于人体繁殖，会加剧家庭多元化倾向的发展，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亲缘关系，确定人类亲缘关系的标准也将发生改变。

克隆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使生育与男女结婚紧密联系的传统模式发生改变，降低了自然生殖过程在夫妇关系中的重要性，使人伦关系发生模糊、混乱乃到颠倒，进而冲击传统的家庭观以及权利与义务观。

在克隆人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这样三种对象：体细胞核的供者、去核卵供者和孕育者，三者可同为一人，也可为数人。

他们和克隆子代的生物学关系和社会关系如何确定？按照传统父亲和母亲的定义，则他们一个都不是。

换句话说，克隆复制人体将彻底搞乱世代的概念，他们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

他们类似于“一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这将在伦理道德上无法定位。

世代的概念搞乱了，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也将无从定位。

由于个体识别是法医的重要内容，因此相应的执法也将受到严重障碍。

(3)从性伦理角度看，它完全改变了人类自然的基于性爱的生育方式，从有性繁殖回到无性繁殖，使人口的生产与性爱分离，从而破坏男女之间基于性爱而获得后代的情感，并由此改变人类的基础本性伦理关系。

传统生育模式中，离不开男性和女性，他（她）们各司其事，提供精子和卵子。

尽管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对于患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疾病等采用人工授精、胚胎移植或体外孕育等生育模式作为补充模式，但从根本上说，由于没有脱离精卵结合进行生育的规则，还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但是，克隆人的生育模式则完全不同。

通过将体细胞核移植到去核卵就可以克隆出与单一亲代遗传特性完全相同的子代。

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只要有女性的存在，就可以繁衍生存下去，而男性对于维持人类的延续则不是必要因素，从而会改变男性的社会地位，人们对此在观念上不能接受，本能的反应自然是拒绝无性繁殖人类的生育观念。

(4)从遗传学上看，它破坏了人拥有独特基因型的权力。

在自然界，生命繁殖开始时都是无性的，后来才发展成为有性。

这种有性繁殖增加了变异的可能性。

无性繁殖导致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一样，从而增大了这个物种被消灭的风险。

克隆使人的遗传基因成为单一的，有可能导致人种的退化。

而有性繁殖则使生物的可能性变异在群体中大大增加，从而增强了物种的竞争力适应力，有利于人种的进化，这是生物进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此，从有性繁殖再回到无性繁殖，这是反自然的。

对于克隆技术应用于人可能引起的对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影响，各国政府、议会和其他国际组织纷纷作出反应，提出通过立法加以限制的呼声。

美国总统克林顿已下令禁止使用政府资金资助人体无性繁殖试验；德国政府宣称它将绝不允许人类无性繁殖；意大利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克隆人和动物；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敦促人们要谨慎对待任何企图克隆人类的做法；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利用克隆技术对人体复制的做法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并建议禁止朝这个方面进行试验。

我们应当看到，克隆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在为社会造福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对于新的科学发现和伦理道德的高度敏感和重视，正说明了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反映了人类正在走向理性的成熟。

虽然克隆人在技术上有可能做，但在伦理上不应该做。

因此，发展克隆技术，禁止产生克隆人的方针是正确的。

当我们对于克隆人的后果进行伦理思考时，不能忽视或否定克隆技术作为科学技术成果的深远意义以及于人自身领域以外的广阔应用前景。

克隆羊的成功是对细胞生物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推翻了这个领域在细胞生发方面的
传统定论。

大量证据表明尽管许多物种从青蛙、鼠、牛到现在的猴子可以通过移植其胚胎细胞核的克隆得到，但却不能用已高度分化的体细胞核的克隆得到。

克隆羊诞生的最大理论意义在于证明一个已经完全分化成熟的体细胞，还能恢复到早期的原始细胞状态，还能象胚胎细胞一样保存全部的遗传信息。

这同过去的科学结论是不同的。

克隆羊诞生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深远意义是无法否定的。

如可以通过克隆技术，培育生产大分子有机药物的动物；或者利用克隆技术，改造动物，使它们优质高产，都是大有前途的。

人类自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也在探索人类自身的奥秘。

追求知识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如果由于担心克隆技术的应用不当造成不良伦理影响而禁止克隆技术研究，无疑会阻碍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很明显这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在科学发展史上比较多见的是先发现某项科学理论，并使之系统化，然后再以理论为指导建立技术，应用于社会，为人类带来福利。

但克隆羊的成功表明了技术与理论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般来讲，科学理论本身不存在伦理的价值，或者说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是其理论的应用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的应用可以对社会产生种种影响，获得包括伦理价值在内的各种价值。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应该为人类社会带来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从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为全人类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