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个清吏司的职掌范围编排。每司下按问题性质
分为若干条目，如录勋司分爵级、会集、丁册、 驿递、防汛、严禁逃人、抚辑逃人等目；宾客司 下分朝集、贡献、宴赉目；柔远司有喇嘛、朝贡、 赏给目；理刑司分刑例、人命、盗贼、军法等目。 以时间顺序排列，起子清初，止于康熙二十五 年（１６８６年）‘８］‘Ｐ¨①。 （三）雍正朝对蒙的立法
以加赏罚”；（３）规定了朝贡制度和互市制度； （４）规定青海喇嘛寺的管理制度等。雍正帝还
批准了年羹尧条奏的“禁约青海十二
①清朝五修会典，康熙朝始修１６２卷，其中理藩院４ 卷；雍正朝二修２５０卷；乾隆朝三修１００卷，理藩院２卷；嘉 庆朝四修８０卷，理藩院５卷；光绪朝五修１００卷，理藩院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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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Ｉ＿９＝３憎３弘’，该禁约主要是对前十三条的强调 和补充。 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清廷设置“总理青海 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凹”５７¨，简称西宁办事大 臣。这是清廷派驻青海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以加强对青海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统辖。 上述条例的议定，西宁办事大臣的设置， 是雍正时期对漠西蒙古立法的主要成果。这些 立法为乾隆时期对蒙古各部立法的全面实现 拓宽了道路。
乱，土尔扈特部回返伊犁，得到安置。至此，蒙 古各部都统一于清廷管辖之中，实现了清廷对 蒙立法趋向系统化、制度化。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理藩院认为内外 蒙古事务较先增繁，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年） 修纂的《蒙古律例》已不够用，于是照六部各衙
二、顺治、康熙、雍正朝对蒙立法的发展
（一）顺治朝对蒙的立法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清定都北京，确立了
对全国的统治。这时，清廷与漠南蒙古诸部关
系发展很快，赏赐、联姻频频进行，定期组织札 藤克旗会盟，派理藩院官员监督管理。漠北喀 尔喀蒙古与清的关系逐步改善，漠西厄鲁特等 部与清廷保持着贡赐关系。顺治朝颁定的“蒙 古例”有：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月，定厄鲁特、喀尔 喀贡使赏例‘钉饵４弘１。
治区域的扩大，为了使漠南蒙古族成为其进取
中原的倚重力量，在对蒙立法上，既注意法律 的统一性，又在适用性上充分照顾蒙古民族的 特殊性。如针对蒙古族笃信喇嘛教的习俗，注 意保护蒙古地区的寺院和喇嘛。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蒙立法的探索，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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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八项死罪人犯俱处斩。夫私杀其妻者，盗人 口及驼马牛羊者，误伤人命择本旗人令其发
［摘
要］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探索，顺治康熙雍正朝的发展，
至乾隆、嘉庆朝逐步完备、定型，其代表作《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相继修订编成。之后经道光 朝两次增删，至光绪朝底定，《理藩院则例》成为清朝对蒙立法的集大成之作。它体系庞大、内容丰 富、适用范围广泛，不仅在清代影响甚大，其中许多规定。至中华民国时期，仍在沿用。
旗制、封爵、敕诰、设官、印．信、军功、会盟、军 律、比丁、婚姻、征收、捕逃、驿站、朝觐、班次、
贡物、贡道、赏赉、行围、喇嘛、盗贼、人命、失 火、犯奸、杂犯、审断等。它的一些内容比嘉庆
三、乾隆、嘉庆朝对蒙立法逐步完备、定型 乾隆嘉庆朝对蒙立法逐步完备、定型，其 标志是《蒙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的修订。
了蒙古杀人及偷盗牲畜条例卧］（ｎ６”’。康熙二十
五年（１６８６年）十一月，定凡蒙古人有擅杀内 地民人者，不论几人俱斩，其妻子牲畜入官。窃 盗民人牲畜者，为首二人俱绞，余鞭一百，罚三 九牲畜。又，凡蒙古私入边游牧，虽不为盗，台 吉罚三九牲畜，平人鞭五十＂］（咒６“’。 康熙二十三～二十九年（１６８４～１６９０
规，于是清廷参照满蒙习惯，吸收内地法律律 条，按理藩院所属录勋司、柔远左司、柔远右 司、宾客司、理刑司等司属的职掌范围，以时间
先后为序，分门别类地编排出内府抄本《理藩 院则例》。“约十万言，不分卷，以各司为经、职
掌为纬，详述顺治初年至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
年）间蒙古各部的基本情况，以及清廷对各种
事务的处理意见叭１２］（Ｐ６”。它的内容包括疆理、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内蒙古师大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ｎｅｒ
（哲学社会科学版）
Ｏｃｔ．，２０００ Ｖ０１．２９ Ｎｏ．５
第２９卷
第５期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论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
杨选第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内蒙古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力从心。”口］（Ｐ７∞ 同年五月，“定越界驻牧罚例。时奈曼、扎 鲁特部落贝勒等越界驻牧，定议各罚马百、驼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科研课题：历代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政策史鉴（９８１２号） ［收稿日期］２０００—０６—０６ ［作者简介］杨选第（１ ９４８一），女，山西临掉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不遵我国制度者，俱罪之。”［１］（心２¨这个法令
在当时被称为“盛京定例））Ｅ３］（Ｐ４１８２）④。 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下令设置了 处理蒙古事务的专门机构——蒙古衙门，并派 官员往漠南蒙古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 “查户口、编牛录、会外藩、审罪犯、颁法律、禁 奸盗”［１］（Ｐ３９９’。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年），蒙古衙门改称为理 藩院，派官员阿什达尔汉及尼堪等人往科尔沁 等部“察审各案”［１］（玛４６１。这时理藩院行使职权 尚无成文法规，只能听凭皇帝的旨令。
①也有学者认为“盛京定例”不一定是某一个单一的 蒙古例，而是对天聪年间发布的蒙古例进行重新整理、编纂， 并以皇太极名义“钦定”，颁布于漠南蒙古诸部的一部法典。 （见《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徐晓光，陈光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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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如不发誓应坐故杀偿命者，此三项死罪人 犯均处绞。又，斗殴伤重于五十日之内死者，行 殴之人处绞。”以上均“永著为例”口］ｆ即３孙。 从这些史料看出，顺治年间，清廷一方面 接连对蒙古王公规定袭职、俸禄、服色、仪制等 种种特权，满足蒙古王公的各种奢侈需求，继 续实行甥舅之联，用姻亲巩固满蒙联盟，以此 增强蒙古王公对中央的依赖性和向心力；另一
札萨克旗）的历史任务，确立了对喀尔喀蒙古
雍正时期对漠南蒙古的立法没有多大变 化。对漠北喀尔喀蒙古主要是行政立法，如雍
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 军，辖治科布多、唐努鸟梁海等地［９］‘Ｐ６９”，以此 加强清廷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
的行政管辖权。对漠西厄鲁特蒙古，在征服了
噶尔丹部众后，仿照内、外蒙古札萨克旗制，采 取分编旗队、原地驻牧的方式管辖，对其首领 封爵，继续与清廷保持称臣纳贡关系。在漠南 蒙古实行的额附制度，逐步推行到漠北蒙古及 漠西蒙古，强化了清廷与蒙古各部的政治联 盟。随着对蒙古地区统治范围的扩大，促进了 当时对蒙古地区立法的发展。 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八月，康熙帝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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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１’。
代的民族立法奠定了基础。清入关之后的民族 立法就是在清入关之前对蒙立法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年）四月Fra Baidu bibliotek颁敕谕给漠南 蒙古各部诸贝勒，“示以行军弥盗律 爪－Ｅ１］（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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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七年（１６３３年）十月，派阿什达尔汉 等往漠南蒙古“宣布钦定法令”ｕ］（’２”’。 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年）正月，皇太极向来盛 京朝贺元旦的蒙古王公指出：“尔蒙古诸部落， 向因法制未备，……”今与诸贝勒约定，“蒙古 贝勒擅夺有夫之妇给配他人者，罚马五十匹， 驼五只；凡奸拐有夫之妇投别贝勒者，男妇俱 论死”等刑律七条Ｅ１］叩２２¨。皇太极进一步强调：
（一）乾隆朝颁行《蒙古律例》
以后的《理藩院则例》翔实，史料价值相当珍
贵哺］（九∞。不过，因乾隆二十一年本《理藩院则
例》系稿案本，未刊行，加之嘉庆以后《理藩院
则例・原奏》中又没有提到乾隆年间的《理藩 院则例》之事，于是有些学者认为此内府抄本 不是《理藩院则例》［１
３｜。
清廷彻底平定了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叛
［关键词］
清朝；对蒙古立法；“蒙古例”；《蒙古律书》；《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６２３（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４５—０６
清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运用法律手 段调整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以稳 定边疆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除吸收历史上诸 王朝的法制经验外，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 制定了边疆地区的基本法规，其中最重要、最 完善的是对蒙古地区的立法。清对蒙古地区的 立法，经过了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探索阶 段，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发展阶段，以至乾隆 嘉庆时期的系统化、制度化阶段。其标志是《蒙 古律例》和《理藩院则例》的修订、编纂。
不断的战争的胜利，多次颁发军令、军律，故此 时对蒙立法，军律占有重要地位。为了适应统
大辟条例：“凡平人与蒙古王、贝勒福金通奸
者，福金（ｅｐ夫人）处死，奸夫凌迟处死，其兄弟
处绞。凡发外藩蒙古贝子等冢者，截杀来降人
众为首者，劫夺死罪人犯为首者，公行抢夺他
人财物者，与逃人通谋给马遣行者，挟仇行害
放火烧死人畜者，临阵败走者，故意杀人者，以
同年三月，定外藩蒙古袭职例嘲佃４３鼬。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八月，定外藩蒙古婚 娶礼制［５］‘Ｐ５２”。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正月，定外藩蒙古亲 王以下、公以上随从、服色之制‘５”５６∞。 同年同月，又定俸禄之制㈨伸５６６’。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六月，定赐恤外藩 蒙古王公例。规定蒙古亲王去世，赐牛一头、羊
对漠西厄鲁特蒙古的立法有较大发展。雍 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平定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 的叛乱后，雍正帝批准了年羹尧提出的经总理 王大臣讨论过的“青海事宜十三条”［９］（Ｐ３３０’。其 内容主要包括：（１）规定青海各部落宜分别游 牧居住，但照依内札萨克制，编为佐领，“以申
约束”；（２）规定“青海各部落人等，分别功罪，
康熙时期，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立法逐步由 漠南蒙古扩展到漠北蒙古以及漠西蒙古地区。 在行政立法方面，对漠南蒙古的归化城土默特
部、察哈尔部实行特殊政策，不设札萨克，由清 廷直接任命官吏进行统辖，属总管旗制，被称
为“内属蒙古”。漠南蒙古其余各部则称为“外
藩蒙古”，属札萨克旗。同时，统一了漠北喀尔
喀蒙古，完成了在喀尔喀蒙古编旗设盟（也属
后不久，清廷认为管理蒙古事物的理藩院责任
重大，于是定理藩院等级与六部同。理藩院尚 书照六部尚书例，入议政之列［４］（Ｐ８”。此项立法 提高了理藩院的地位。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九月，清廷经理藩院 行文蒙古各部，将崇德年间所颁《律书》撤回， 另将顺治朝以来增入的条例颁发Ｈ］（舶２”。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廷重新规定
“额附”（即附马），规定蒙古王公定期进贡，据 其功劳大小和效忠程度，给予封爵或赏赐等 等。此时后金政权初创，有关蒙古地区的立法 只是片断的、零散的或暂时的。 （二）皇太极时期
皇太极即位后，多次派大臣赴漠南蒙古颁 布各种法令，把清（后金）政权的立法强制推行 到蒙古地区。这时期颁布的“蒙古例”有：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年）正月，“颁敕谕於科尔 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 我朝制度”［１］ｆ舶”。
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蒙立法的探索
（一）努尔哈赤时期 随着漠南蒙古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落的 归附，初步推行对蒙古族的立法，实行有犯自 行议罪，定议后奏闻的办法Ⅲ旧４３”，并继承改 造了前代的一些制度，如选封蒙古王公子弟为
同年三月，皇太极遣国舅阿什达尔汉出使 归顺的蒙古各部，向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尔 等既皆归顺，凡遇出师期约，宜各踊跃争赴，协
八只、酒九瓶、纸一万张。郡王以下各有 差‘５］‘Ｐ７２∞。 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年）九月，议定理藩院
崇德八年（１６４３年），理藩院将太宗时期
颁发的“蒙古例”进行整理，形成正式法律，以 《蒙古律书》的名称颁发Ⅲ伸３２”。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皇太极时期，对
漠南蒙古地区的立法活动是十分频繁的。由此 使陆续降附的漠南蒙古诸部由东而西逐渐接 受满洲统治者法律制度的调整。为了保证持续
年），清廷修纂具有法典性质的《大清会典》，共
１６２卷，其中“理藩院”四卷，将清太祖太宗以 来对蒙古地区颁行的律例进行修改，汇编成 ７７条，按理藩院下属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
方面制定严厉法规，以法制稳固蒙古地区的封
建统治秩序。不过，顺治朝国家尚未完全统一， 有关蒙古地区的专门立法还不多。 （－－－）康熙朝对蒙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