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眼中 “国家”与“乡村社会” 的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杜赞奇
《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简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代表作还有《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
内容简介：在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编辑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族、宗教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组织体系”包括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象征规范”即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本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再探——对乡村组织、文化网络与传统权力运作的思考
乡村组织的观点缺 乏足够的 阐述， 关于文化 网络对权威产生的决定作 用的分析则更显单薄 ， 文化网络 对乡村成 员的约束力也难 以经 受纷繁
芜 杂 历 史 现 实 的检 验 。“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能描 述 其 一 ， 权 只 因此 难 以 再 现华 北 乡村 社 会 的 真 实情 景 。 关键词 ： 文化 网络 ； 乡村 组 织 ， 威 ； 教 ； 族 权 宗 宗 中 图 分 类 号 ： ９ ．９ Ｄ６ ３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６ 卜 ５ ６ （ ０ １０ ＿０６ ＿０ １７ ３ ５ ２ １ ）８－ ｏ ２＿ ４
组织与经纪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各种密切联系， 以至于联 系本 线的 见解及 其文化网 络解释华北的村落政治， 可以说失去了根 基”］ 。这样看来， 。序 在华北地区， 以宗族血缘纽带区分政治阵 身能构成文化的网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华北农村的各种乡民组织中， 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是两 个重要方面。因此杜赞奇在书中对华北地区的宗族力量、 宗教力
王兴飞 ， 杨振 东
（ 京 大 学 历史 学 系 ， 京 ２ ０ ９ ） 南 南 １ ０ ３
摘 要 ： 赞 奇 的《 化 、 力 与 国 家 》 书 ， 文 化 的 角 度 上 对 华 北农 村 社 会 进 行研 究 ， 究 方 法颇 具 新 意 。但 对 于 文化 网 络 的 建 立 借 助 杜 文 权 一 从 研
的宗族与牌长姓氏并不一致， 吴姓变为了魏姓， 这种差别的根源 在于杜赞奇对华北乡村族属构成的不了解， 事实上“ 由于华北历
史上多次战乱、 灾荒和移民的巨大影响……后夏寨的李姓、 王姓 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 ， 甚至两支王姓内部还存在依附和虚 拟的复杂情况……杜赞奇认为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
我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理论综述与现实演进
收稿 日期 ：２００９—１２—１７；修订 日期 ：２０１０—０３—０９ 作者简介 ：冯毓奎 （１９５ｌ一 ），男 ，湖北谷城人 ，襄樊学 院鄂北 区域 发展研究 中心教授 ，主要 研究 方向 ：农村问题 ；
邢亚非（１９８４一 ），女 ，山东平度人 ，华 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 究中心政 治学 理论 专业硕士研究生。
２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ｊａ“ｇ Ｉ１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 ａ１．．２（）１０ Ｖｎ１．３ｌ ０．３
我 国 国 家 政 权 与 乡 村 社 会 关 系研 究 — — 理 论 综 述 与 现 实 演 进
冯毓奎 ，邢亚 非
（１．襄 樊学 院 鄂北 区域 发展 研 究 中心 ，湖北 襄 樊 ４４１０５３； ２．华 中师 范大 学 中国农 村 问题研 究 中心 ，湖 北 武 汉 ４３００７９）
第 三 种观点认 为在 晚清 和 民国时期 国家政 权 和乡村社 会 是 一个 互相 影 响 的过 程 ．它 强调 在 这个 过程 中，国家和社会的力量相互妥协 ，国家的正式制度与乡村传统文化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 ，二者共存兼容 ，一 起重构了乡村社会。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李怀印，他提出了“实体治理”的概念，认为“华北核心地 区的 国家 政权 建设 ，既不是 一种直 线 的发展 ，也不是 完全 的失败 ，而是 一个渐 进 的过程 。在此 过程 中 ，国家制度 和观 念开始 向每个 村 落渗透 ，与 当地 制 度安排 和 民众 观 念共存 ，或取 而代 之 ，并且 重 塑 了乡村 士绅 和普通 村 民的策 略和观 念 ”。持这种 观点 的还有 彭慕 兰 、曼 素恩等 。＿６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作者：陈艳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05期摘要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直到建国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这一变化也促使了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迁。
本文着力于分析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在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不同表现,以及产生这种关系变迁的原因,对我国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启发。
关键词国家与乡村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清朝后期,国势衰微。
曾经的帝国在领导者的骄傲无知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渐渐腐化消逝。
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浪潮湮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就连偏远的山村也没有逃脱,传统的乡村生活被瓦解。
而这种瓦解不仅是形式上规模的瓦解,而是迁至维护传统统治的文化仪式的瓦解。
李远行教授曾提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三条纽带分别是市场,宗族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市场共同体、国家与宗族共同体、国家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提法源自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制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三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视角。
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河北省获鹿县历史档案进行分析,探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传统封建帝制的村社服务和田赋征收方面的一些内生性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1900年后由于实施全国性的行政制度及现代化措施而在乡村中发生的变化,据此考察国家政权对乡村渗透的实际效果。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村治”由传统的内生性秩序逐步转向外在的强制性秩序。
在此变迁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李怀印通过赋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征收,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体现的县官、士绅精英,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
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
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
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变迁之中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清朝后期,国势衰微。
曾经的帝国在领导者的骄傲无知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中渐渐腐化消逝。
势不可挡的现代化浪潮湮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就连偏远的山村也没有逃脱,传统的乡村生活被瓦解。
而这种瓦解不仅是形式上规模的瓦解,而是迁至维护传统统治的文化仪式的瓦解。
李远行教授曾提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三条纽带分别是市场,宗族与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与市场共同体、国家与宗族共同体、国家与村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这种提法源自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制度》、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三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
这种提法为我们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视角。
李怀印在《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河北省获鹿县历史档案进行分析,探讨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的乡村治理。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传统封建帝制的村社服务和田赋征收方面的一些内生性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
第二部分探讨1900年后由于实施全国性的行政制度及现代化措施而在乡村中发生的变化,据此考1/ 8察国家政权对乡村渗透的实际效果。
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不断变迁的历史情境中,“村治”由传统的内生性秩序逐步转向外在的强制性秩序。
在此变迁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与乡村关系,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李怀印通过赋税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实际征收,以及在征收过程中体现的县官、士绅精英,与乡民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的。
1 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关系1.1 帝制时期我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皇权不下县”,那么地方村社是靠什么来进行统治呢?从费老的《乡土中国》中,我们知道,我国的地方农村是一个面对面的熟人社会,而社会秩序的维持则是靠礼治。
依靠礼治秩序维持的地方村社唯一与国家发生联系的就是赋税与诉讼。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_杨红运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杨红运［摘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
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
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
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关键词］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633（2013）06－133－06〔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研究（1937－1945）》（编号：11XDJ001）与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研究》（编号：13CZS03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8－22［作者简介］杨红运，历史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涉外法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天津300204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王朝控制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手段，它滥觞于西周，完备于北宋，明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兴起后，保甲制度一度沉寂。
1927年后，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动摇着国民党政权的基层统治。
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动荡，国民党政权又一次诉诸于保甲制度。
随着前两次“围剿”红军的失败，蒋介石采纳了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遂于1931年6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办保甲，随后，他又将保甲制度推广至鄂豫皖等“剿匪区”。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这进一步引起了蒋介石对保甲制度的重视。
于是，保甲制度被推广至江苏、湖南、福建等13个省及平津二市，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最力、实行时间最长的基层政权组织。
〔1〕关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以来，就已经开始。
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罗红光杜赞奇
·学者对谈·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罗红光 杜赞奇对谈者 ： 罗红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人类学博士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东方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历史学家组织/策划：罗红光摄 影：《对谈》工作组时 间：2000 年10 月21 日罗红光(以下简称罗)：当我们讨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时，要涉及到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东方学或称东方主义(Orientalism) 。
这里，对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马克斯·韦伯，还有满铁调查等。
关于满铁调查的背景，我看了一下，里面也有韦伯的一些痕迹。
另外曾经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有魏特夫( K. Wittfogel ，1957) 关于水利社会的研究，弗里德曼(M.Freedman ，1966) 关于宗族的研究，施坚亚(Skinner ，G. William ，1977) 的市场圈研究、奎恩( PaulA. Cohen ，1984) 以及萨依德( E. Said ，1993) 的研究。
这些研究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西方人是如何审视东方、审视中国社会的，他们或者是从权力制度，或者是从意识形态，或者从我们正在讨论的现代性等方面来切入论题。
最近国内文学界和思想界对萨依德有些讨论。
其中的一个焦点是关于中国内部的视角如何体现出来的问题。
人们原来对这个世界(中国历史) 的评价总是：“西方的冲激”，然后才有“东方的反应”，即中国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
我想，关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讨论的大背景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想提一个问题，在你撰写早期著作，像Cul t ure ， Power and the S tate 等等的时候，你所面临的美国的学术背景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地勾勒一下。
杜赞奇(以下简称杜)：呵，你提的是我的背景，学术背景方面的问题。
这个我本来是在印度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那时候我已经对农民社会有兴趣。
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
中国村落研究的三种范式——基于相关文献的初步反思作者：李红胡彬彬《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9日14版）中国村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以后。
按其研究方法及视野的推进过程来划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及相对应的三种范式。
“范式”主要是指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预设、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
对中国村落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村落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具体村落——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
在该书中，葛学溥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华南村落，内容涉及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宗族结构及社会意义。
随后的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加入对中国具体村落研究的阵营，如费孝通之于开弦弓村，林耀华之于义序和黄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许烺光之于喜洲等。
虽然细节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对当地生产、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分析和研究。
他们将具体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其逻辑背后，是将村落当作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并试图通过村落研究认识整个中国社会。
这一阶段的中国村落研究，虽然由西方学者发其端，但其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响应，与当时中国学界要求关心普罗大众的学术界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热潮紧密相关。
随着“西学”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为研究乡村提供了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与乡村社区研究的范式。
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人的村落研究无疑打上了社区（一个或几个村落）——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时代烙印。
正如王铭铭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以村落为主的社区研究，“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
变迁中的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
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
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传统乡村则被认为是
家族本位的（ 并以此有别于“ 西方传统” 的个人本
位） 。 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它以“ 拟 家”
“ ， 国”实现了家国一体、 礼法一体、 君父一体、 忠 孝一体。 于是儒家又被视为“ 中国文化” 即中国 人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的体现，它所主张的性 善论 、 教化论、 贤人政治、 伦理中心主义等则被
海内外学者 ，都从 中国的乡土社会人手来进行
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 杜赞奇的《 文化 、 权力与
农村经济的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华北 经济 的影响并未改变这一地 区小农经济的本 质。 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 在广大的华北地区， 占
据 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依 旧是封建 的小农经
济。但是 ，从２世纪初就开始 的国家权力的扩 ０
“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自然 ， 。 这是一幅相当“ 纯
是植根于质朴的、 原始的乡土文化之中的。 所以，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 儒释道三 中国 它以 教为主体， 同时兼蓄农、 侠等九流。 墨、 儒家思想成 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 核心， 又不排斥其他的思想观 点。 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在民间表现得最为突出。 杜赞奇便是从民间文化的多种样态上来理
看作是中国特色之源。
用。 在以下的评介中， 笔者将以杜赞奇的“ 权力
的文化网络” 为主线 ， 来展开论述。 二、 乡土中国的文化与权力 “ 权力的文化网络” 是杜赞奇颇为得意的一
杜赞奇认为， 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的统治方
式严重依赖文化网络， ０ 而２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 则试图抛开根深蒂固的文化网络 ， 最终导致一个 变形的乡村权力结构的产生。 士绅逐渐淡出乡村
解文化这个概念的。杜赞奇认为，在中国乡村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_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
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实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宣朝庆提要：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精英进入了多元化时代，士绅和专业知识分子是两个重要群体。
1933年河北定县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当地士绅与主持实验县工作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之间的激烈冲突随之爆发。
该类型社会冲突以士绅阶层的抱怨、污蔑、制造负面社会舆论为重要特征，反映了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和乡村建设中权力地位的边缘化。
士绅阶层地位的没落，表面看来是平教会在乡村建设中刻意通过组织创新扶植农村青年参与乡村建设，致使士绅在农村社会权力结构中大权旁落，其结构性原因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绅阶层在农村经济破产的情况下，经营高利贷活动，大量占有农村土地，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经济利益冲突，致使社会负面评价增加；二是国家在县域单位推进现代化的意志受到士绅阶层的阻碍，平教会冷落士绅实际上代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在现代化问题上的角力。
关键词：定县实验乡村建设现代化平教会士绅1920－1930年代，晏阳初领导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发起了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
以往研究多从实验者、实验内容等角度关注定县实验，对于乡村建设中的组织重构及其社会影响缺少关注和分析。
这种情况可能与以往学术界把乡村建设定义为改良运动有关。
一般认为，改良运动总是试图与各种势力妥协，以期达成某种目的。
定县实验中出现的社会冲突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被学术界轻忽或漠视了。
作为一场现代化性质的社会建设运动，平教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指针，进行了系列农村组织创新，有效推动了乡村改进目标的实现，但是组织创新也改变了定县社会固有的权力—文化结构，激化了士绅与平教会之间的矛盾，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给定县实验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一场本为阻遏农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批准号08BSH004）和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批准号10＆zd076）的阶段性成果。
“长老统治”非连续性文本阅读训练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产生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
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
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但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
“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
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
儒家很有意用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
“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
“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
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
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
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
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
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
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
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
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
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
能依赖的是超出于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
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
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
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
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
第五章：农村政治 农村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第二节：农村政治权力结构变迁
三、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决心重组农村，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新中国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是乡镇政府 成为独立的一级基层政权。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形成了由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农民）组成的权力结构。 人民公社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使农民群众主体地位“虚置”， 基层单位成为行政细胞，严重压抑了个人生产积极性和社会参 与能力，成为农村发展的重大障碍。
（一）加强村民自治的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 1.完善村级民主选举制度； 2.完善村民议事和公共决策制度； 3.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和财务公开制度； 4.实行村务和政务公开制度； 5.制订完善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第四节：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
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对策
（二）推进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建设 基层自治组织的完善健全，是村民民主自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农村基层组织主要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级经济合作 社、妇代会、团支部、民兵连、各类企业等，其中前三者尤其 重要。 （三）明确乡镇与村治的权责
第一节：农村政治研究的理论视角
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
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和经济，或社会和个人，或国家和市场 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问题、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内 容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例如，戴慕珍（Jean Oi）在《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一书中 指出：国家、生产队和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利益斗争，是 围绕剩余农产品的支配权而展开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农业 生产、流通都高度集体化的体制中是不可能支配农业剩余的， 根本原因是他们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由此导致了农民对代表国 家权力的地方干部的制度性依附。
“国家”与“地方”的权力的双向中和以《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国家”与“地方”的权力的双向中和以《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例摘要：随着现代化国家地方治理体制的完善，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脱离了传统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双线治理模式。
在近代的华北农村社会治理中，基层治理的有效施行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治理权力，同时还保持着地方社会团体和宗族势力的长期存在。
而在多种权利的交织下，近代华北农村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则依靠地方和国家权力的中和。
关键词：华北；权力中和；基层社会Abstrac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m country，China grass-root society has broken away the traditional doubi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which were consist of state and clan power that is take the clan as core.The effective impiementation of grass-root not only from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power，but social groups and clan which were maintian long-term the rural society in modern North China.Key words：North China balance of power local society前言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近代华北农村为研究着眼点，通过描写所谓“现代化”政权下的华北农村基层和宗族的文化、族权以及地方治理状况，来表达在近代国家下，中央政权不断的向地方延伸所带来的双向效应以及在面对中央政权下地方基层和权力的变动与应对。
“治理内卷化”概念谬用的判定与省思
“治理内卷化”概念谬用的判定与省思作者：冯川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摘要：“治理内卷化”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不是用以阐述另一个事象发生原因的解释性概念。
附会该概念的解释逻辑，通过“行为主体的意向”和“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这两个维度来论证杜赞奇以及何艳玲等学者“谬用”内卷化概念的批判策略，其有效性值得商榷。
格尔茨和黄宗智分别开创了使用内卷化概念的两大范式：一是系统论范式，在系统结构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二是投入—产出范式，在投入效率的层次上对状态进行描述。
省思“治理内卷化”概念的切入点，须放在判断概念使用者是否清晰地进行了范式选择上。
通观国内学界“治理内卷化”的相关文献，判断是否存在概念谬用情况的四条标准包括：范式是否模糊、范式是否杂糅、逻辑是否变异、是否脱离范式。
关键词：治理内卷化；概念泛化；概念滥用；概念批判中图分类号：C91-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5-0057-09一、问题的提出“内卷化”是一个经历了跨语种传播、跨文化适应和跨学科跳跃过程的典型概念，其所指和内涵已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近20年来，“内卷化”作为一个概念在各类学术文章中被频繁使用，相关学术文章呈指数级增长。
然而该概念的歧义性比较普遍，以至于学界从来不缺乏对于内卷化概念泛用现象的警惕和批判。
对“内卷化”概念的批判，与概念史梳理相伴生。
大量学者在借用“内卷化”概念时，基本少不了对“内卷化”的概念史梳理，其主要线索无外乎“词源—第一个使用者（康德/戈登威泽）—格尔茨—黄宗智—杜赞奇”。
概念史梳理的起点，是内卷化（involution）的拉丁语词源（involutum），直译为“向内缠绕，向内纠缠”，做动词理解是“卷或转”。
使用内卷化概念的第一个人，或者是首次区分“内卷化”和“进化”的康德，或者是讨论文化内卷化的戈登威泽。
随后是将内卷化从戈登威泽那里引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系统论分析的格尔茨，以及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将系统论分析转为“投入—产出”分析的黄宗智。
杜赞奇眼中 “国家”与“乡村社会” 的关系
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
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
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指标有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晚清及民国政府为此在“现代化”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政权扩张动作。
微观权力分析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
微观权力分析与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从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方法入手，探讨在这种研究中方法使用的问题。
本文认为，传统的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及静止性，不适于对转型期社会的研究；应该把社会结构看成是流变的、动态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试图通过事件来把握社会结构的变动，但它对权力的理解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分析的方法把权力看成是关系中的，权力不是被占有，而是被行使的，这种方法对解释农村社会生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结构/制度，过程－事件，权力分析在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或者说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制度的分析方法，即偏重于从社会结构与制度方面寻求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或者认为农村社会的问题是国家权力渗透造成的，或者认为是国家政权建设的结果。
这样的认识有一个前提，即国家是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国家可以对农村社会进行塑造和改变。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社会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不能不承认国家力量的强大，它对农村社会形塑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之快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农村社会同样也在经历这样一个变化，学者们把这样一个变化称之为市场转型或者是社会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因此对我们研究方法的使用也提出了挑战。
一、结构/制度分析方法的局限按照沃特斯的定义，结构是“在直接感受到的经验之下潜藏的各种社会安排所体现出来的模式”；制度或称“系统”，是“集体性的社会安排似乎有它自己的逻辑和方向，独立于参与者的主观意向。
这些社会安排表现为整合成整体的形式，可以描述为系统”（沃特斯，2000：13）。
结构强调的是现实经验背后的安排，制度强调的是秩序、功能，在此我们把与此相关的分析方法统称为“结构/制度分析方法”。
“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一直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涂尔干的“集体表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于我们的力量的存在，个体在其中是微不足道的。
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
超越村庄的四种范式: 方法论视角——以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杜赞奇为例卢晖临与李雪曾经在《如何走出个案》中对走出个案的研究实践进行过梳理和研究，将走出个案的研究分为四类:超越个案的概括、个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扩展个案方法。
他们比较推崇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认为扩展个案方法能够连接宏观与微观、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
〔1〕中国乡村研究的主流范式是以村庄为研究单位或者研究个案，显然对于个案的村庄研究这个主流范式，也存在一个超越问题。
许多学者曾经身体力行，以研究实践回应超越村庄的命题，寻找其他的替代范式。
其中四种范式具有代表性，即施坚雅的市场关系范式、杜赞奇的权力关系范式、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范式、黄宗智的经济关系范式。
一、施坚雅范式:市场关系在分析施坚雅范式的革命意义之前，必须先认识村庄研究范式。
村庄研究范式主要用以村落为边界的民族志方法，全景式地叙述村民的生产、生活、文化、婚姻、宗族、商贸等经济社会活动和行为。
村庄研究范式采取的是共时性分析方法，没有将时间纳入分析框架;村庄研究范式运用功能主义与整体研究方法，以此展现村庄结构及社会关系。
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弗思将此村庄社区研究称为“微观社会学”，它是指以小集体或大集体中的小单位作研究对象去了解其中各种关系怎样亲密地在小范围中活动。
费孝通企图通过村庄这类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搜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或模式，而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3〕，按照刘朝晖的说法，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
〔4〕费孝通先生在晚年也认识到了村落研究的不足，“微,型社会学?在空间、时间和文化层次上所受到的限制”，“一直想闯出微观的限制走出农村，逐步扩大我的研究范围和层次”〔5〕。
对此费孝通主张扩展村庄，在数量上，通过村落类型学的方法认识整体中国;在层次上，通过向上提升，以集镇或者小城镇为单位考察乡村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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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
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
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指标有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晚清及民国政府为此在“现代化”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政权扩张动作。
这必然导致国家政权不断向基层延伸，加强对民间的控制，国家政权希望在官僚机构和乡村社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政权建设”更侧重于理解为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增长，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完全官僚化。
即国家在乡村政权的官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国家政权的控制力，使之完全官僚化，进而能够直接的有效的控制整个国家。
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作者的分析阐释，即是指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由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构成的框架之中。
“组织体系”，包括市场、宗教、宗族和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象征规范”即是“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与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
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于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乡村社会领导权中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
杜赞奇正是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切入点，试图考察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杜赞奇提炼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实则体现出作者的写作思路，即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反过来再以文化分析的形式，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同时，这一概念也为我们呈现出国家政权力量如何渗透乡村社会的动态景象，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资源如何成为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权力下沉的重要通道。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在作者看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在传统社会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然而在晚清及民国政府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又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只是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1）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在探讨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象征符号、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在本质上都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符号以及价值观念等赋予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
文化网络不只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它更是角逐权力的场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的一个权力体系。
作者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时代“皇权不下县”，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相对静止的，这在华北农村与当时清政府的关系上即可窥见出来。
从史料分析来看，传统社会中，国家政权无力真正深入社会底层，就连专制程度最高的明清王朝，也无法克服皇权深入社会基层的一系列“技术性”障碍，地方社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某些自治性。
国家政权只能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代理人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这个代理人阶层就是封建社会的绅士阶层。
晚清时期，国家并没有建立起完全的行政科层制，国家政权的触角只是延伸到县级一层。
这样，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中间出现了断层。
因此，杜赞奇所借用的“经纪体制”便应运而生。
“保护型经纪”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本地的利益，以增进家乡利益和福利为己任，参与乡村中的各种公益事业，制约官府对农民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在农民面前他们又是官府的代言人，参与官府向农民征收田赋和各种杂税。
这种“保护型经纪”并不属于国家行政官僚系统的范围内，因此国家并不能在体制内对其进行控制和约束。
他们之所以能肩负起管理乡村社会、征收国家赋税这些职能，是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力、地位以及宗族关系等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建立起的权威。
当然，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并非两个绝对独立、毫无关联的个体，国家通过承认宗族地位及其作用，在民间的宗教等仪式中引入权力符号，利用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中塑造权威和权力运作的各种象征及规范对地方社会形成一种软约束力，以期这种软约束力来控制乡村社会，只是这种软约束力要靠在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形成领导地位，充当“保护型经纪”这一角色的地方精英来执行罢了。
（2）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呈现出对立的关系国家政权建设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
“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标志着开始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清末“新政”使国家财政更加困难。
晚清政府为强化国家权力，国家政权企图深入乡村社会以榨取更多的财富来支撑“新政”的实施。
因此，田赋、田赋附加以及各种层出不穷的摊款成为农民背负的沉重负担。
在这种背景下，充当保护型经纪人角色的地方精英从此领域中逐渐退出，而随之崛起的以盘剥农民、把持农村公职为主要目的的“赢利型经纪”却迅速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些赢利型经纪人把被用来举办各种新政事业的摊款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中饱私囊了。
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征收正常税外附加的“陋规”，而是想方设法大举侵吞农民的摊款。
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证实了“赢利型经纪”在充当国家政权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中介后，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
这使得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顶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只能意味着对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压榨，加剧了乡村社会同国家的对立。
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纪体制”的恶劣性质，试图通过两条途径铲除之，其一是将下层行政职员官僚化，但并没成功，即使在县一级也未能彻底消除赢利型经纪人的存在，在乡一级更是如此。
因为上层政权根本缺乏控制这些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纪体制推进到社会最下层。
其二是将税收及其他政府职能转嫁到乡村社会领导人身上，企图以此来摆脱对经纪体制的依赖。
然而在作者看来，民国时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已构成对地方权威基础即文化网络的侵蚀，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企图以国家政权强力打入乡村社会内部。
而宗教的等级制度、信仰、教义及仪式是构成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重要因素。
由于宗教在文化网络中发挥着多种作用，因此国家政权的深入造成了对宗教团体不同程度的破坏，使乡村宗教逐渐淡出乡村权力结构。
在没收庙产的过程中不仅遭到道士与和尚的反对，也遭到普遍村民的反对。
庙会的解散不仅削弱了乡村民众和精英之间的联系，也使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联系更为疏离。
大多数民众关注日常宗教生活甚于对国家政权建设的陌生理念、行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的关注。
事实上，新生的领导机构并未给村民带来什么现代化的实际利益，相反，他们甚至与村民作对，不断向他们摊派和榨取，带来的更多的是麻烦和损失，这样国家政权建设理念不仅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反而使他们对国家更加反感。
三、结语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从相对静止过渡到相对对立。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认为，无论是晚清政府抑或是民国政府都没有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他们都忽视了乡村社会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都没有充分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企图以通过政权扩张强力渗透至乡村社会内部，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作者正是通过“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些概念来描绘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而论述晚清及民国政府失败的“现代化”尝试，最终得出共产党政权得以成功建立的缘由。
参考文献：1、[美]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2、魏崇辉.权力的文化网络与现代国家的成长——以杜赞奇的解说为切入点[J] .长江论坛，2009. 4期，总第97期3、李恭忠.“文化”的视野及其它：重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J]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第25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