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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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秦汉时期
第二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
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
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辽宁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海南道)出土的。[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韩“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秦代到汉初的制度。又如辰韩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
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
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
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以下分别叙述“三国”和中国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中国和高句丽的音乐文化交流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与“高句骊”并用;北魏正始时期(504—508)又以“高丽”称呼“高句丽”,后世沿用,因此高句丽时期传入中国的伎乐通称“高丽乐”。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
这些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造发展而成的,如玄琴。
436年,高丽乐被中国的北魏宫廷采用。同时它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也被采用。到北周时期,高句丽又献其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中,有高丽、百济、新罗诸列传。对高丽的记述有些是过去的正史中所未见,如:“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萧、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坝水上。”又记丧葬习俗说,“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都包括高丽乐在内。高丽乐是当时宫廷正式乐部中唯一的一部东方乐,由此可以说明高丽乐的高度水平和重要地位。
二、中国和百济的音乐文化交流
汉代以来,中国音乐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在本时期继续发展。例如鼓吹乐不仅传播到高句丽,而且继续向南传播,在238年也传到了百济。
根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的记载,在南朝刘宋宫廷除有高丽乐以外,也有百济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述说,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经史典籍),而秀异者颇解属文”;“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这里提到的一些乐器,有些来自中国中原,也有些是从西域间接传入的。
北周时期,百济曾献其乐。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叙述“四方之乐”时,于“东夷乐”项下也提到了百济。
三、中国和新罗的音乐文化交流
新罗接受中国儒学较高句丽、百济稍晚,但至迟到5世纪初,儒学也已传入。
据《旧唐书·新罗列传》记载,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次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通过留学生,新罗吸收到了不少唐朝的音乐文化。
新罗大约在5世纪中叶输入佛教,由此接受了印度音乐的影响。在兴徳王时代(826—836),真鉴国师从唐朝归国时首次带入了印度的梵呗。
新罗的音乐文化在人民中的发展蓬蓬勃勃。据《三国遗事》记载说,当时新罗“城中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每年春秋两季,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音乐舞蹈大会。
至今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古老乐器伽倻琴,其创造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加耶国的嘉实王。创制过程说法不一,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筝创造的,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瑟创造的。
重要的是,伽倻琴由此流行后世,广为传播,至今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极富民族特色的乐器。另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尚保存着三张古代伽倻琴,但它在日本被称做“新罗琴”。
隋代,宫廷七部伎中有“高丽伎”,同时也还杂有百济、新罗等
伎。新罗在文武王金法敏四年(664年),派遣乐师星川、丘日等28人到唐朝学习唐乐,并带回了12种中国乐器。
大约6世纪8世纪时期,新罗业已盛行所谓“乡乐”,它们大多是“乡歌”,在音乐上是传统的纯粹的朝鲜音乐和歌曲,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除了朝鲜固有的民间抒情歌曲、悠久的神话传说歌曲以外,它还吟咏“汉词”和印度“梵呗”的古典诗歌,其中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根据历史记载,以劳动歌曲“风谣”为主的新罗乡歌,在6世纪到8世纪广泛流行,其中有27首一直流传到现代。乡乐以外的唐乐,则是从唐代起传入的中国宫廷俗乐等。
第四编宋元时期
第七章
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赓续绵延
第一节与高丽国音乐交流的发展
高丽王氏王朝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延续了新罗统一时期重视并吸收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的传统。958年仿照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对儒家思想较新罗时期更为尊崇。对待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采纳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观点,例如在《高丽史·乐志一》中就写道:“夫乐者,所以树风化象功德者也。”体现在音乐文化措施方面则是宫廷音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