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音乐交流史

第二编秦汉时期第二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辽宁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

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

”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

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

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海南道）出土的。

[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

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韩“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

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

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秦代到汉初的制度。

又如辰韩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

《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

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

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

以下分别叙述“三国”和中国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中国和高句丽的音乐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与“高句骊”并用；北魏正始时期（504—508）又以“高丽”称呼“高句丽”，后世沿用，因此高句丽时期传入中国的伎乐通称“高丽乐”。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

这些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造发展而成的，如玄琴。

436年，高丽乐被中国的北魏宫廷采用。

同时它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也被采用。

到北周时期，高句丽又献其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中，有高丽、百济、新罗诸列传。

对高丽的记述有些是过去的正史中所未见，如：“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萧、鼓之属。

吹芦以和曲。

每年初聚戏坝水上。

”又记丧葬习俗说，“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都包括高丽乐在内。

高丽乐是当时宫廷正式乐部中唯一的一部东方乐，由此可以说明高丽乐的高度水平和重要地位。

二、中国和百济的音乐文化交流汉代以来，中国音乐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在本时期继续发展。

例如鼓吹乐不仅传播到高句丽，而且继续向南传播，在238年也传到了百济。

根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的记载，在南朝刘宋宫廷除有高丽乐以外，也有百济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述说，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经史典籍），而秀异者颇解属文”；“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

这里提到的一些乐器，有些来自中国中原，也有些是从西域间接传入的。

北周时期，百济曾献其乐。

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叙述“四方之乐”时，于“东夷乐”项下也提到了百济。

三、中国和新罗的音乐文化交流新罗接受中国儒学较高句丽、百济稍晚，但至迟到5世纪初，儒学也已传入。

据《旧唐书·新罗列传》记载，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次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

通过留学生，新罗吸收到了不少唐朝的音乐文化。

新罗大约在5世纪中叶输入佛教，由此接受了印度音乐的影响。

在兴徳王时代（826—836），真鉴国师从唐朝归国时首次带入了印度的梵呗。

新罗的音乐文化在人民中的发展蓬蓬勃勃。

据《三国遗事》记载说，当时新罗“城中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

每年春秋两季，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音乐舞蹈大会。

至今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古老乐器伽倻琴，其创造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加耶国的嘉实王。

创制过程说法不一，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筝创造的，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瑟创造的。

重要的是，伽倻琴由此流行后世，广为传播，至今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极富民族特色的乐器。

另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尚保存着三张古代伽倻琴，但它在日本被称做“新罗琴”。

隋代，宫廷七部伎中有“高丽伎”，同时也还杂有百济、新罗等伎。

新罗在文武王金法敏四年（664年），派遣乐师星川、丘日等28人到唐朝学习唐乐，并带回了12种中国乐器。

大约6世纪8世纪时期，新罗业已盛行所谓“乡乐”，它们大多是“乡歌”，在音乐上是传统的纯粹的朝鲜音乐和歌曲，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除了朝鲜固有的民间抒情歌曲、悠久的神话传说歌曲以外，它还吟咏“汉词”和印度“梵呗”的古典诗歌，其中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

根据历史记载，以劳动歌曲“风谣”为主的新罗乡歌，在6世纪到8世纪广泛流行，其中有27首一直流传到现代。

乡乐以外的唐乐，则是从唐代起传入的中国宫廷俗乐等。

第四编宋元时期第七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赓续绵延第一节与高丽国音乐交流的发展高丽王氏王朝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延续了新罗统一时期重视并吸收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的传统。

958年仿照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对儒家思想较新罗时期更为尊崇。

对待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采纳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观点，例如在《高丽史·乐志一》中就写道：“夫乐者，所以树风化象功德者也。

”体现在音乐文化措施方面则是宫廷音乐大量采纳宋朝的雅乐，从而导致高丽宫廷“雅乐”的形成。

此外还吸收了宋代的“词乐”。

元初，高丽在吸收中国的程朱理学、文学、佛学各方面与中国宫廷保持密切关系。

王氏高丽时期，本土的音乐文化包括新罗、百济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内，继续得到发展。

这时期完成的重要历史文献有：金富轼（1075—1151）编写的《三国史记》、僧一然（1206—1289）编写辑录的《三国遗事》等。

一、宋徽宗的馈赠和高丽王氏王朝“雅乐”的形成北宋末期，中国宫廷赠送高丽方面大批乐器。

这一重要事件的记载见于王氏高丽的正史。

即后来朝鲜李氏王朝郑麟趾等人编撰的《高丽史》（1452年）。

随着乐器等等的馈赠，中国宫廷传统的仪式音乐流传到了高丽。

这是由于宋徽宗第二次赠送的是中国雅乐所用的大批乐器，高丽王朝遂仿照中国宋朝建立了宫廷“雅乐”的表演方式，即堂上乐登歌与堂下乐轩架（轩悬）的乐器演奏等。

但其乐器、乐队、舞队等等，则要比宋朝宫廷雅乐的规格低些。

高丽史唯一从中国吸收宫廷雅乐即北宋大晟乐的国家。

高丽宫廷中所用的仪式音乐、祭祀音乐，也并非都是从中国戏曲的“雅乐”，在《高丽史·乐志二》就有宫廷重要祭祀也用到本国“乡乐”的记载：“祀圜丘、社稷，享太庙、先农、文宣王庙(孔庙)，亚、终献及送神，并交奏乡乐。

”又如，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年）正月，王行祭祀典礼，所奏是“乡乐”和“唐乐”。

另外，在祭祀音乐中用到从宋朝吸取的音乐时，虽然歌词是歌颂往事功德之类，但曲调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俗乐，这是由于中国宫廷雅乐时常从民间采用曲调的缘故。

二、高丽王氏王朝对宋朝“词乐”的吸收中国北宋末年徽宗两次馈赠乐器以后，高丽宫廷音乐便有了“雅乐”与“唐乐”的区别。

12世纪末，高丽宫廷音乐又吸收了本土的“乡乐”。

所以至此宫廷音乐包括三大类别：“雅乐”、“唐乐”、“乡乐”。

高丽的“雅乐”，也用于祭祀等重要典礼，和中国一致。

和“雅乐”相对而言，还有宫廷宴会等场合应用的音乐，通称宴乐，也和中国一致。

宴乐采用“唐乐”，除了来自唐代宫廷的俗乐外，还包括宋代的词乐乃至其它国家的音乐。

“唐乐”和“乡乐”源自统一的新罗时期，历史较“雅乐”更为悠久。

“唐乐”除宫廷使用外，也流传高丽民间，例如，由僧侣主持的两项重要的民间庆典活动，即冬祭的“入观会”和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秋祭的“燃灯会”，除使用“乡乐”外，也使用“唐乐”。

第五编明清时期第十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深入发展第一节朝鲜音乐家朴堧和成伣的业绩关于宫廷音乐文化，在经历了13—14世纪时期由于蒙古和日本红头军的入侵所遭到的破坏之后，在15世纪初期则面临着迫切的恢复和整顿的任务。

李氏王朝崇儒抑佛，因此十分重视宫廷的礼乐文化，任用不少宫廷音乐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才能卓越的朴堧。

朴堧在15世纪前半叶，为朝鲜民族音乐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获得历史性的成就。

48岁时，朴堧才走上专业的音乐工作岗位。

他的音乐才能受到世宗的器重，历任乐学别坐、奉常寺判官等，负责宫廷中的音乐工作。

此后由于在宫廷音乐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先后被提升为大护军、惯习都监提调，到晚年又任中枢院副使。

朴堧为了恢复和改造旧乐器，制作新乐器，进行了科学研究，在1428年使70余种宫廷“雅乐”乐器得到系统的整理，完成了建立乐队编制的工作。

新制乐器有编钟、编磬等；改制的乐器有建鼓、埙、笙等。

对于乡乐、唐乐等俗乐，他也进行了系统化的工作。

朴堧对于朝鲜宫廷乐器的恢复和整顿，在东方乐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音乐创作方面，朴堧在晚年时期创作了《定大业》、《保太平》、《发祥》、《醉丰亨》、《致和平》、《与民乐》等等具有朝鲜民族特性的大型管弦乐曲，并根据朝鲜宫廷的传统，伴有歌曲和舞蹈。

朴堧根据本民族乐器，在揭示乡乐乐调的特征和体系方面进行了独创性的音乐理论建设。

据传，朴堧从1426年开始负责编撰乐书。

虽然它的著述已经失传，但他所创建的音乐事业和音乐理论的成果，后来被整理收集在由成伣编撰、于1493年成书的《乐学轨范》里。

在这部关于朝鲜音乐理论共计就卷的珍贵典籍中，吸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成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显示了朝鲜的古代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其范围包括“雅乐”、唐乐和乡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