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提要：历史上对“比、兴”有三种不同的解说，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文学的解说最有意义。

最具有代表的说法是刘勰的“比显兴隐”说。

徐复观在解释刘勰的观点时提出新论，认为兴句的意义不是表示实在的具有概念的意义，而在于“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的。

”本文认为，还可以把刘勰的“比显兴隐”说的解说推进一步。

这里的基本理论假设是，“比”主要是属于认识论的，所以“比显”；“兴”主要是属于存在论的，所以“兴隐”。

关键词：“比显兴隐” 情感 气氛 情调 韵味 色泽 认识论 存在论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赋比兴”的观念在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1]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2]很明显，风、雅、颂是属于《诗经》的文体分类，赋、比、兴是指什么，则没有说明。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

一般说，赋、比，都比较清楚，兴就有疑问，后人的解释分歧很多。

至今也没有定论。

刘勰所谓“风通而赋同”，即风雅颂相通，赋则作为诗的一般表现手法，“通正变，兼美刺”，也是相同的，这些都比较好理解，惟独比和兴问题，历代解释很多。

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的方法，即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

一、三种不同角度的解说政治的解说。

如汉代的“比刺兴美”说。

这是汉儒的经学的解释。

郑玄注《周礼》“六诗”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3]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

《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抒情的诗歌中,离开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就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牵强附会的理解，有着直接关系。

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

”（《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

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

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

”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

这种读诗的方法承继的是郑玄的政治解释方法。

这种方法特点是用政治遮蔽艺术，用意识形态曲解诗义，离开了诗歌的常识，是不可取的。

语言的解说。

朱熹的解说可作为代表。

朱熹在《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4]赞成此说的人最多。

在朱熹的解说中，强调比兴是一种修辞手段，一种语言技巧。

这种解说与郑玄的政治教化说大异其趣，无疑把解说推进了一步。

从单纯的训诂的角度看，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作为一种语言解说，用之于非文学著作中是可以的，但用之于文学作品似乎就还隔着一层。

因为诗歌的语言是情感的语言，离开情感，单纯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很难把属于情感世界的诗歌解说清楚。

实际上，对于这种解说，连朱熹本人有时也是怀疑的。

（详下）文学的解说。

最值得重视的解说。

具体代表性的有四人，即刘勰的“比显兴隐”说，钟嵘的“文已尽意有余”说，宋人李仲蒙的“叙物索物触物”说。

近人徐复观的现代解说。

这里先简单介绍钟嵘、李仲蒙的说法，然后再回过来重点阐述刘勰的说法以及徐复观的观点。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

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在钟嵘看来，三者都是文学的方法。

因为运用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者丹采”，最终目的都是要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

”其中，对兴的又以“文有尽意有余”来解说，这就把“兴”的含蓄蕴藉的文学功能说得比较清楚。

这种看似“与训诂乖殊”（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解说，“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的解说。

恰恰揭示了“兴”的文学功能，是十分有意义的。

钟嵘对“兴”的这种解说影响很大，唐代以来的诗学实际上是沿着“文有尽而意有余”的旨意往前推进。

宋人李仲蒙的解说也很有意义，他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5]李仲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

在他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

这就比传统的解释进了一大步，更加符合创作中对于“赋”的要求。

唐代许多诗人用“赋”，的确都表现了这样的特点，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琵琶行》，主要是用“赋”，却也十分尽情。

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问题，作者还必须在比喻中表达作者真挚的感情。

唐代许多诗歌中的比喻，如李白《春思》：“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这里用“比”，却以情附物，而不象某些汉赋那样把各种比喻变成单纯词藻的堆砌。

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

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后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这就更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

二、“比显兴隐”说及现代解说就政治的解说、语言的解说和文学的解说而言，当然是文学的解说最为可取。

应该看到，赋比兴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确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仅从语言文字训诂上是很难说清楚的。

诗歌抒发情感，赋、比、兴作为诗歌的三种表现方式，必须从情感表现的角度才能说清楚。

文学抒发的情感中，有三大类，一种是“情象”，在铺叙人物景物中表达情感，适合于用“赋”；一种是“理象”，形象与情感都比较清晰和确定，具有鲜明的强烈特征，适合用“比”；一种是“兴象”，表达那种比较朦胧的、深微的情感，适合用“兴”。

那么，作为情感表现方式的赋、必、兴有何区别呢？它们各自的特色又是什么呢？一般研究者都认为，前面提到朱熹的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已经比较清楚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不然。

例如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是不错的，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两句是“兴”，即“先言他物”，后两句就是“引起的所咏之词”了，问题在前两句“兴”句与后面的“所咏之词”，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如果没关系，那还要它做什么？再如，兴与比相比在表现情感的功能上究竟有何不同？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有待我们去探讨。

赋比兴在情感的表现方式上确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仅从语言的训诂上是很难说清楚的。

诗歌抒发情感，必须从情感表现的角度才能说清楚。

人的情感在没有对象化、形象化、物化之前，往往是飘忽不定的，所谓“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摸不着，抓不住，无法把握。

必须经过“郁陶”、“蓄积”、“凝心”之后，在情景相触之后，才能用言语和景象，使情成体。

这里先来谈谈赋的问题。

所谓“赋”，就是敷陈其事吗？就是直言吗？实际上“赋”是要把情感和情感相关的事物直接说出来，即“直抒胸臆”。

通过“赋”的方式所抒写的情感，也即是“情象”本身。

如《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里这个女子的形象和心理，都是她的思念之情的直接的表现。

所谓“表现”就是内心情感的外部的流露。

一个女子，思念他所爱的男人，虽有打扮的“膏沐”，却无打扮的心思，她想，自己所爱的人在远方，迟迟不归，她为谁打扮呢？诗人把这情感直接外化为形象，这就是“赋”的方式。

可以说，赋是情感的最直接的形象的抒写。

徐复观说：“它（指《诗经·伯兮》）之所以成为诗，是因为在这里的事物，不是纯客观的、死的、冷冰冰的事物，而是读起来感到软软地、温温地，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生命在那里蠕动着的事物；这是赋的真正的本色、本领。

”[6]这个说法很好。

我们千万不可把“赋”看成是“赋比兴”中似乎是最没有价值的方式。

实际上，赋的抒情方式，只要运用得好，也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作品。

《伯兮》就是《诗经》中最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之一。

又如唐诗，大家都说是用“兴”的结果，说唐诗“兴象玲珑”；但我们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用得最多的还是“赋”。

例如杜甫的诗。

其中最为大家称道的《羌村三首》全部是“赋”，如第一首：“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感叹亦歔唏。

夜阑更并烛，相对如梦寐。

”出了“相对如梦寐”一句用了“比”，其他句子都是“敷陈其事直言之”，都是“赋”；但是在“敷陈其事”的同时，我们感受到一股浓烈之情。

杜甫要表达的那种死里逃生后那种侥幸之情、见到亲人后那种欢喜而又悲凄之情、亲人见到自己之后那种感到极大安慰但又恐再次失去之情，都渗透进见面的场景的敷陈描写中。

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赋”，并不比“比”与“兴”的抒情功能少。

“赋”的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把问题重点转入到对于“比兴”的理解。

“比”与“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里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的观点：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7]比显兴隐。

[8]刘勰在这里提出“附理”和“起情”作为比与兴的区别，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什么叫做“附理”，又什么叫做“起情”呢？我们认为在文学抒发的情感中，除了“赋”以外，还有两大类，一种是比较清晰的确定的情感，这种情感具有鲜明的强烈特征，如十分的爱慕，或万分的憎恨，或极端的愤怒，或极度的悲哀等，这种强烈的感情再经过“痛定思痛”、“爱定思爱”、“恨定思恨”、“悲定思悲”之后，可以用词语说出来，往往积淀为一种“理性”，即情感中“附”着了“理”。

例如，某个女人死了她所爱的丈夫，这在当时是十分悲痛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如果过了若干年后，那么她也就可以用理性来对待了。

这类情感就可“切类以指事”，即根据不同情感的类的倾向来采用“比”，适宜于通过“比”的方式来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