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法国看中国人

书摘->2006年第1期
十八世纪法国画家笔下的中国“猴形人物”
刘海翔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曾掀起过一股强劲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哲学、艺术、中国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开明君主制”等等，都是法国宫廷和主流社会里时髦的谈论话题和积极的摹仿对象。

本文作者十多年前赴美留学，十分关注西方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这个课题，他曾在世界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短期研究工作，深入该馆库房探访亚洲
部藏品，也曾四访欧洲，探寻欧洲艺术“中国风”的遗迹，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品味艺术品上记载的世纪风云。

《欧洲大地的“中国风”》一书，就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写作而成的。

该书以清晰缜密的理论脉络为线索，用生动优美的文笔，将大量“中国风”的图例
贯穿起来，再现十八世纪法国艺术里的一个特殊风貌。

下面摘选的是该书中的一章。

一、“猴形人物”（法语：Singerie）现象
在十七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让·贝然（Jean Bérain）在把中国艺术的素材引入他的装饰设计中去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支流——“Singerie”，即猴形人物。

在猴形人物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做着人的事情。

他用猴子代替了传统艺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的形象，创作了一些这一类的作品。

后来比较正式地画“猴形人物”的，是华铎的老师克劳德·奥德安，他在1709年装饰玛利城堡时，作了一幅猴子坐在桌边的画。

后来，华铎也画过一幅“猴子画家”（法语：Les Singes-Peintres）的图画。

其实贝然、奥德安和华铎笔下的猴子，就像一群衣着光鲜的巴黎人，只不过他们猴性十足，在造型中显示出一种轻松的幽默和略微的讽刺。

也有学者考证说，早在十六世纪末在欧洲，特别是在北欧，人们就已习惯地把雕塑家和艺术家戏比作猴子。

到了1735年，当克里斯托夫·休耶在香地里城堡画了一“大幅猴形人物”（法语：Grande Singerie）画作的时候，其装饰图案已经非常华丽复杂，要仔细察看才能分辨出图案中部两侧的猴形人物。

也就是从这幅图画开始，“猴形人物画”的特性趋于鲜明。

（附图59）
也是在那一年，休耶为波旁公爵作了十幅涉及中国和东方人物的画。

在休耶的“大幅猴形人物”画中，那些猴形人物开始穿上中国衣袍。

比如其中有一幅表现身穿中式衣服的东方人物悬空似地坐在棕榈树叶上，看着一群猴子在拉紧的绳索上表演走绳索。

那组画的一个明显特征，便是画家只是随意地借用东方题材，来达到一种表现异国情调的装饰目的。

二、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状况的了解
在进一步探讨“猴形人物”之前，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当时欧洲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服饰等习俗的了解。

早在1667年的一幅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印制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铜版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穿戴的中国宫廷服饰被很写实地描绘了出来。

汤若望于1591年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他本人是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最早期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

在德国完成学业后，他跟随金尼阁神父于1622
年抵达中国，先学习汉语，他曾在西安居住过若干年，后来常住在北京。

在中国期间由他推算的月食发生时间，三次都应验了，从此他在天文方面的声誉大振。

由于汤若望的天文知识，1650年他被满清的第一个皇帝顺治任命为天象署的一个官员，负责观察天象，制定日历。

但在顺治驾崩后，汤若望获罪被关押，于1666年死于中国监狱。

（附图60）
这幅铜版画就是画了穿着中国宫廷服装的汤若望。

这幅肖像表明，当时欧洲的画家其实是看到过中国服饰的真实模样的。

曾有人向路易十四进贡过一组描绘中国不同等级官员的画像，后来吉法尔用铜版制作了印刷版，并有布维神父的说明文字，于1697年以“中国现状”（法语：L' 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为题出版。

这些铜版画相当尊重原作，如果把它们和贝然或华铎的画作做一个对比的话，人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贝然和华铎的作品和中国原型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关联，甚至可以说相差甚远。

而休耶的“猴形人物”，就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当时在清朝担任宫廷画家的郎世宁也画过猴子。

与“猴形人物”把人物画成上蹿下跳的猴子形状相反，郎世宁笔下的这只猴子姿态神情优雅高贵，好像有几分人气和灵性。

而差不多同时期在德国梅森出产的陶瓷猿猴（附图61），是由约翰·基希纳在大约1735年前后制作的，它怎么看也就是一只猿猴，没什么特别动人之处。

而郎世宁的画则有所不同，从郎世宁的画中，观者好像可以感觉到此猴非猴，颇有人性。

郎世宁充分体现了传统中国艺术传神写照，落笔有情的特点。

另一个可以说明当时的欧洲画家，实际上对中国人以及中国服饰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子，我们可以从这幅插图中看出来。

（附图62 ，“中国驯鸟人”，Chinese Man with Bird））在这件欧洲瓷器的彩饰画上，一位东方人物头戴插有孔雀羽毛的毡帽，左手提着个鸟笼，右手托着一只长尾斑鸠，一幅悠闲自在的样子。

尤其是驯鸟人留着两撇长胡子，形象生动有趣，姿态诙谐自然，可以看出“中国风”画家的绘画功底。

再来看看这幅“中国驯猴图”（附图64），这是一幅十八世纪时的中国绘画作品。

画中人物百态，神色各异，生动自然，皆勃勃有生气焉，其中一群人围观正在做着把戏的猴子，构成了一幅生动的“闹市街景图”。

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人物和猴子的形象描绘很有把握，画得栩栩如生，但并没有表现出对透视原理的在意，象是兴之所至，一组一组场景单独地画出来的。

在1751至1752年间，意大利著名画家提耶波罗（1696至1770年）应德国王子之邀，为其在乌尔兹堡的行宫创作壁画。

从乌尔兹堡行宫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台阶上抬头仰望，行宫内精雕细刻，在工整的对称中有生动的细节装饰（附图65）。

提耶波罗在楼梯顶的天花板上，画了一幅“四大洲寓言”，表现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各色人种在各大洲的生活。

虽然和其它三大洲的画面比起来，“亚洲”部分的画面显得较为简单，塑造的人物也比较少，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致说出这些人的种族，其中包括一位撑着布伞、戴着尖帽的男子，和一位留着长须的老汉。

（附图66、67）能够证明欧洲至少有部分人知道中国人的长相衣着之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陪同马戛尔尼公爵使华的威廉·亚历山大在1805年回到英国后，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服饰：中国人衣着及举止图例》，用整本书专门介绍中国的服装，中国人的相貌及其举止神态等等，其中有一幅画着一位身穿
朝廷命服的官员，拿着烟枪在吸着他的水烟。

衬托该人物的背景相当简单，只有一些树木和依稀可见的寺庙。

然而该图详实逼真地描绘了人物的面部形象和表情，也如实地画出了他所穿的官服：他头顶帽子上镶着的孔雀羽毛顶戴，是皇上赏赐的象征，他脖子上还挂着珍珠玛瑙项链。

三、为什么会出现“猴形人物”？
前面所谈到的这些现象，让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既然欧洲人知道并了解当时中国人的真实模样，为什么在这么多“中国风格”的作品中，像布歇的“中国钓鱼聚会”这样比较忠实地再现东方人和他们的生活场景的作品却比较少，为什么在“中国风格”作品中，许多人物都被画得古里古怪，甚至还有“猴形人物”？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可以来看看出自乾隆年间的一件中国镀铀玻璃瓶。

在这个玻璃瓶上，由花形装饰在瓶肚上形成一个画框，画框里画的是休闲的欧洲人物，画面上的人物形象生动，衣饰鲜艳，并采用了明暗对比法创造出立体效果，用透视法形成远近大小的视觉效果。

这件工艺品显示，如果想要做的话，中国艺术家也能忠实地画出欧洲人的真实面目。

当时的中西方艺术家对彼此的真实外貌，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对“猴形人物”的一个解释，就是欧洲艺术家在创作“中国风格”作品时，有意夸张变形甚至歪曲了人物的形象，并且把这些人物形象放在一种虚渺的境地里，以制造出一个奇异和有趣的氛围。

人们能想象欧洲贵族们在自己家中的私人空间里，愿意整天与形象逼真的外国人物朝夕相处吗？
不仅如此，欧洲画家笔下的猴子，也经常穿着欧式服装。

这幅“举枪的猴形人物”(Singerie with Gun) （附图63），就是猴形人物画的典型作品之一。

这只毛猴穿着的是法
国军服，手举毛瑟枪，正在向着猎物瞄准射击。

看着它那聚精会神、煞有介事的样
子，后面却拖着一只长尾巴，看了真是让人忍俊不住。

有艺术评论家认为，把外国人物画成猴子，或者把外国服装穿在猴子身上，这种通过图像来表达的丑化，代表了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

曾经也有欧洲学者认为，“猴形人物”的出现，是因为欧洲人的狂妄自大，因为他们把中国人看作是生活在树上的半开化人群。

但是问题似乎不应该这么简单地归类划一。

实际上，早在“中国风格”流行之前，欧洲艺术中就有“猴形人物”，而且在西方文化中猴形人物也带有某些寓言的味道。

艺术史家詹森在他写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猿猴与猿猴传说》一书中就有很详细的阐述。

猴子三分像人的长相和它们善于摹仿的本能，使它们成了盲目摹仿的象征。

在华铎的“猴子画家”里，猴子在画一个用假人做的模特，也有恶作剧的作品，比如一个匿名画家便把蓬巴杜夫人的一幅为人们所熟知的肖像改头换面，画上了一个猴子的头部。

同样的，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幼皆喜的孙悟空，就是一个猴子的形象，而孙悟空是正义、智慧、诙谐的代表。

相信自《西游记》问世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孙悟空的猴子形象，而认为这是作家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或者污蔑。

中国和欧洲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审美标准，可能也造成了这种图像上的变形曲解。

在中国传统国画中，景物是主要的内容，人物常常是用简单的笔法带过，只是景物的点缀，表现出一种
神似。

而久经欧洲传统（希腊式）学派熏陶的欧洲艺术家则强调形似。

他们不能容忍中国艺术中简约的人形，评论家路易·勒康特在1699年这样写道：“真希望中国人在瓷器上的画能够更漂亮一些……”，他认为“人物的画像都被糟蹋了，他们使只能通过这种载体来了解他们的外国人心生困惑，让外国人以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像瓷器上画的人物那样滑稽可笑。

”
英国作家约翰·夏比尔（1709至1788年）在1755年写了《英国书简》一书，该书假托是翻译自一位在伦敦居住多年的意大利传教士所写的原文。

对“中国风格”作品，特别可能是针对“猴形人物”作品，他这样挖苦道：
“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上面画满了根本就不像是上帝所造之人的人物，在一个谨慎的国度里，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应当让孕妇看到。

”
他还指出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中国建筑的狂热是如此之盛，以至当今的贵族狩猎者在打猎的过程中，骑马越栏不慎摔坏了腿的时候，如果那门不是东方式的向四处伸展的柴扉，他都会觉得不过瘾。

”
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热在当时确实是很热，也是很时髦的事物，并不能简单绝对地归为“文化帝国主义”。

“猴形人物”盛行年代的历史环境也与此看法相左。

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中国人是很聪明的，很善于做生意。

在十八世纪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工匠们就开始研究欧洲人的口味，按照“中国风格”作品的风格来制作彩绘图案装饰出口瓷器，以迎合欧洲人的喜好。

也许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这种迎合，误导了当时的欧洲顾客。

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研究，读一下当时法国哲学家和“百科全书学派”学者对中国的赞扬，就会知道在当时的社会里，西方人们对中国精美的艺术和道德智慧的高度赞扬与称颂，大概就会相信，当时的西方人是相当崇尚中国的，我们从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论述，游记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中，都看不到对中国的轻视。

由此我们可以说，“猴形人物”不过只是一些嬉戏之作，并没有包含特定的针对东方人的贬义在其中。

（海天出版社2005年 7月出版，定价：3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