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1908-1937)

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1908-1937）电影票房市场繁荣是近代上海电影产业的突出表现,影院不仅是电影票房市场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连接电影贸易/生产与消费、影片内容、观众及其观影行为,以及建筑结构的空间载体,构成了近代上海电影产业与市民社会最直接的联系。本文以1908‐1937年间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为研究对象,在公共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历史语境中,追踪工部局影院政治‐法律‐行政管治历程,历史地呈现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建构与影院演化的互动关系,从最为重要的侧面揭示上海近代影院与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推进现有上海影院学术研究,进而力图为上海近代电影产业研究开拓新路径,丰富近代上海电影史研究。近代上海电影学术研究已成显学,影院研究文献也不少。就上海租界,尤其公共租界而言,无论电影产业,还是影院学术研究,大都在租界社会语境中展开。

然而,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尤其是其主要社会结构,特别是最为重要的典章制度,诸如土地章程、执照条例等,与电影产业及其影院的关系相当若即若离。换而言之,比较模糊。另外,近代外国电影产业、建筑文化、娱乐形态、生活方式等在现有学术研究中相当大程度上属于既成事实,其与租界市民社会结构因素,尤其是基本制度以及行政当局之间的深刻联系并不清晰。实际上,就上海公共租界而言,在租界影院发生、演化、发展过程中,工部局政治‐法律‐行政管治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相当大程度上,经由工部局这一中介环节,租界影院根植于租界市民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主要结构之中,汇聚诸多东西方重要因素,由此逐步演进。

现有上海公共租界影院研究缺乏工部局影院行政管理视角,因此,很难深入呈现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变迁与发展,不可能在东西方错综复杂的跨文化视域中,深入细致地透视这一变迁发展与租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文关系。上海公共租界是近代上海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的历史现象,影院行政管理构成了上海公共租界市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近代上海公共租界社会的历史景观与基本结构,在近现代上海电影产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影响并没有因租界流逝而荡然无存,反之,积淀在现代上海影院文化及其体制之中。本文在多重交错的跨文化视野下,在政治、法律、物质、文化四位一体的历史维度中,通过发

掘大量原始英文档案及其他原始材料,以及考证历史细节,反思相关学术研究,在租界社会结构语境中,聚焦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在近现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一派繁荣、影院业突飞猛进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历史背景下,围绕随着上海公共租界众多影院的建立和发展,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行政管理的角度,探寻这些变化与发展背后的历史原因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结果,核心问题是在上海租界影院及其行政管理的互动关系中,深入细致地陈述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由此,揭示上海影院自然建构过程,从而从一个特殊角度重新反思近代上海电影产业主导特征。本文从以下七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社会语境。回顾上海租界历史发展及其对上海城市格局的深刻影响,重点分析工部局酒吧、弹子房、保龄球场等早期娱乐场所的管理方式,为揭示其后戏院与影戏院执照制度历史流变奠定基础。第二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缘起。

在探讨戏院历史沿革以及戏院与影院竞争关系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戏院安全及演出内容管理,其后影院行政管理滥觞于此。第三章上海公共租界早期影院行政管理。重点分析影院土地审批、旧房拆迁、娱乐场所改建、建筑标准等行政管理,影院由此脱离戏院,走向独立,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第四章公共租界影院构造、设施、功能行政管理。

重点分析影院空间结构与功能扩展及其行政管理。第五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观影行为行政管理。重点分析影院观影行为流变与观影规范的管制过程。第六章上海公共租界影院影片行政管理,重点分析电影胶片管制。

第七章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管理之下影院业的生存与发展。重点分析法租界和华界影院行政管理与公共租界的渊源与异同。本文通过考究工部局影院行政管理与影戏院发生发展、影院空间构造、影院功能、影院观影行为、电影胶片储存、电影审查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分析其间的复杂性、延续性和转型过程,并从权利博弈、跨文化交流、民族主义等研究视野,揭示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及其特征。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其一,通过发掘大量原始史料,辅之以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填补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这一历史研究空白;其二,在多重跨文化视野里,历史地揭示上海公共租界影院行政管理

与租界社会结构互为建构的深刻关系;其三,为上海近代影院研究,乃至近代上海电影产业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

与此同时,也为近代上海社会研究提供一份基础性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