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晋商

继承发扬晋商精神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晋商研究院院长崔满红在中国商业史上，晋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明清时代，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执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引领了当时的商业革命。

有学者把“明清商业革命时代”称为“晋商时代”，并把晋商放在了世界近代商业文明史的演进中研究，认为晋商是山西的，也是中国的，同样也是世界的。

所以，我更主张用“中国晋商”来代替“山西晋商”“晋中晋商”这样的提法。

继承“晋商精神”构建价值体系在明清时代，中国晋商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在当时自觉和不自觉地发扬了一种精神，归之为“晋商精神”。

学界对晋商精神达成的共识，由晋商研究专家孔祥毅概述为：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卓绝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这种精神贯穿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可谓晋商之魂。

晋商精神不仅是中国近代商人的一种优秀品质，也是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观。

今天的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正承接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就是把历史上的中国晋商精神和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结合起来，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

这正是眼下新晋商形象塑造工程的主要内容。

太原市为中国承担起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就是构建商业领域的社会价值标准，这项工作理应由晋商的发祥地山西或晋商之都太原来完成。

构建当代中国商人的核心价值体系必要性在于，是我国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后，在市场领域中出现了很多和人类生存、发展不和谐的因素，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了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人类是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中的人，经济行为也不例外。

每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可能获得爱，获得幸福，获得快乐，获得成功！怎样才能算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利他”，而“相对利他”的基础就是我们要追寻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约束社会人行为的所谓制度，应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

回溯历史，就会发现，最终真正起作用的其实不是有形的法律，而是无形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法律只能“治表”，而只有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治本”。

制定形象标准评选“新晋商”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商人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和一些专家正在制定一个新晋商形象的评价标准，然后依据标准评选新晋商，最后，评选出来的人士将组建一个“新晋商联盟”。

新晋商形象评价标准将为当代企业和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生经济行为提供一个基本道德标准。

这也是当代企业和企业家的经济行为“可以不高尚，但是不能无耻”的一个标准。

提出一个新晋商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业主、企业家，新晋商的形象也将明晰起来。

而对于“新晋商”这一称号，社会也将愿意接受，并把它作为一个经济领域道德层面的评价标准。

而作为晋商一脉相承的“新晋商”们，应该明白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把晋商精神植入自己的事业，把晋商精神变成自己的精神支柱，使晋商精神重新成为当代“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精髓。

那么，对于社会上有些冠名“新晋商”的业主们，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新晋商”的帽子不是随意可以戴的。

近几年，全国掀起了一场造“商”运动，只要赚了钱的，就被冠以“新某商”的称号。

但事实上，在造“商”的过程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功利主义，目的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获取微薄的利益。

这种现象贻害多多，并不利于社会造就真正的当代商人阶层。

另一方面，很多人自称或者已经被社会上某些团体冠之以“新晋商”，相当一些人只能被称为“业主”的一个阶层，他们有产业，却不能称为现代企业，因为他们的“摊子”不具备现代企业的基本属性和要素；他们有钱，却不能称为现代企业家，因为他们有敏锐地把握机遇的灵气，却没有综合驾驭现代企业的能力。

有钱不会用钱，几乎成了共性。

甚至有些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只有钱。

近几年媒体对这一阶层关注最多的是畸形消费、奢华生活，而这是最为社会所看低的。

山西的企业家还不能被称之为“新晋商”。

历史上的晋商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群体，是一个企业与企业家一体化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和群体，展现了一种企业与企业家的人格，而现在的企业家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群体、阶层。

最根本的是，他们和他们的企业身上缺失“晋商精神”这个“商人人格”和“商人灵魂”。

这样评价他们，并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

并不否认，现在的业主，通过合法经营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都是个人道德高尚的商人，在将来，他们中会有很多人成长为“新晋商”之翘楚，引领“新晋商”之风骚。

发扬“晋商精神”业主需有“七气”“新晋商”要想再次缔造祖上之辉煌，成为引领中国当代商人精神之领袖，道虽很宽，路却很长。

“新晋商”需要把晋商精神融入自己的精神气质中，然后加以发扬，我认为，新晋商需要从本源做起，具备“七气”。

一是“开疆拓土之霸气”。

晋商是历史上走出去创业成功的典范。

在当代，“新晋商”最重要的也是要走出山西，投入全球化的社会产业大分工中去，在全球化的战略中构筑起“新晋商”的“茶马之路”。

二是“唯才是举之王气”。

晋商的王者之气，来自他的唯才是举。

山西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主，大部分缺乏现代企业家素质，要想尽快把自己变成现代企业家，应该把企业交给当代“雷履泰”，把企业和业主“东家”，变成“新晋商”。

三是“诚笃信义之豪气”。

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

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与世界商人合作，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中打造自己的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造就“新晋商”的形象，需要有当代社会的诚信操守。

四是“敏锐机变之才气”。

当今世界国际市场就在自己家门口，缺少了“雷履泰”左右上海“三分天下”的睿智和机变的能力，是无法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格局中占领先机的。

机变能力，大局战略是当代企业家必须拥有的基本素质。

五是“选贤任能之大气”。

回顾晋商，成也家族化，败也家族化。

山西的本土民营企业多数是家族化的，家族化管理是当代山西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桎梏。

“新晋商”应汲取晋商的教训，打破家族化的经营理念，把企业交给“专家”治理。

六是“劳资分离之勇气”。

昔日的晋商已经在企业中实行了“顶身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避开家族化企业短命的风险，是几百年前晋商就证明的成功经验。

加上引入的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业主们照着规范的运作模式做就可以了。

七是“变银为票之灵气”。

在社会大转型中把握企业转型的机遇，是雷履泰们成就伟业的商业灵气和智慧所在。

号准时代的脉搏，带领自己的企业成功转型，需要当代企业家们的大智慧和绝顶灵气。

建设晋商之都政府应该做什么晋商之都该如何建设？一句话，两个方面，即为太原市的企业发展和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曾接触过一些企业家，企业家抱怨说，他们为山西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和认可，社会，包括政府并没有把尊重企业、尊重纳税人作为基本理念。

完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是政府要做的头等大事。

对于企业来说，太原的投资环境比以往好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政府什么时候把“我们的事业是企业”的理念融入到政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具体到每一项措施，让企业感受到全社会是把支持企业当成头等大事时，太原的晋商之都建设才真正有了成效。

当年晋中把晋商遗留的物质财富做成了一个产业，希望太原市政府把为企业、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做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如果塑造新晋商形象工程，打造晋商之都的理想能实现，大太原经济圈在不久的将来将真正崛起一支雄踞天下的“新晋商”。

执笔／贾尚志摄影／杨斌呼唤晋商精神《人民法院报》杨宜中最早让乔家大院声名鹊起的是导演张艺谋，早年他在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就被乔家大院的气魄所吸引，选它做了实景拍摄场地，通过张艺谋的电影，乔家大院第一次为人们所广泛了解。

但这种了解似乎仅仅停留在建筑层面。

15年过去了，真正让世人领略到乔家大院深邃内涵的当数著名女导演胡玫。

她历时半年之久拍摄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引起了人们对晋商文化的浓厚兴趣。

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以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为背景，讲述的是祁县乔家堡著名商家第三代传人乔致庸，怀抱以商救民、以商报国的梦想，为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历经艰辛，终于早于外国银行进入之前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愿，使中国商业自此有条件进入以信贷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环境，为民族商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女导演胡玫直言，她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并不是仅仅要讲述一代晋商的发展史，而是想让人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诚信”二字，这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

该剧贯穿始终的正是这种诚实守信、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

就拿乔致庸和牧民做生意这一节说吧。

乔致庸从恰克图返回，经过蒙古草原，把货卖给牧民们，许多没有银子的牧民要用一匹马或几头羊换他们的一尺布。

对商人来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但乔致庸却“该多少价算多少价”，这样一来，牧民们以他们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乔家“公平交易，让利于民”的信誉也在牧民们心中扎下了根。

据有关资料记载，乔家最鼎盛的时候，家产已经达到了3000万两白银，而清政府那时候一年的税收也不过才700万两而已。

即使就是这样，在继续发展的同时，乔致庸也没有光想着自己，他让管家翻出旧账，专门查找在自己父辈和大哥致广经营家业时欠下别人或相与的账，不论多少，一律清偿。

多家债主早已不在人世，但乔致庸仍然指派家人尽最大努力设法找到其后人，把钱还给人家。

还是这位乔致庸，到南方贩茶时让人把一斤重的茶块都做成了一斤一两，为的是长途颠簸万一有损耗，辜负了投资者对自己的信任时好有最好的补救。

真是宁愿自己受损，也不愿别人因为自己而吃亏，乔致庸把人世间的诚信讲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除了诚信，该剧还展现了一种以人为本、胸怀天下的儒商情怀。

包头复字号的小伙计马荀要辞职，乔致庸弄清原委后，决定从此把伙计和掌柜的相提并论，每人顶一份身股。

这就如同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打杂跑腿的小伙计们从此也成了股东，这在当时恐怕是破天荒的事情了。

明知占有自己家股份的人多了，自己的收入就减少了，可乔致庸仍然决然地这么做，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

看到战乱使南北方的茶路与绸路中断，乔致庸挺身而出，穿越九死一生的险境，终于为那些以茶绸为生的百姓和商户打通了生活之路。

当茶农们考虑到乔致庸顶着掉脑袋的危险不远千里来贩自己的茶，决定收以往三分之一的价钱时，乔致庸没有考虑自己能多赚钱的问题，他想的是这么多的茶农已经连续多年因为卖不出茶而穷困潦倒，于是他不但没有压价收购，还把带来的银子全都买了积压的茶。

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商情怀。

靠诚信仁义获利，依守法公平赚钱。

这是纵横天下五百年、跨越欧亚九万里的晋商的成功之本，值得后人永远研读。

他们以义制利、勇于开拓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