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传统与口述史学的发展

口述传统是口述史学的文化机制

陈梦熊（西南大学文学院）邮编：400700

摘要：口述传统是口述史学得以形成的文化机制，中国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是神话和史诗，二者共同构建起口述传统影响“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在神话和史诗写定之后，口述传统并为退场，它的延续和保存为“口述史学”提供了成为现代学科的基础材料。我们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讨论了“口述史学”的学科构成要件，认为口述传统是促成口述史学学科形成的文化机制。

关键词：口述传统；口述史学；口述；案头

中国史学界近年来开始关注“口述史学”学科的研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就“口述史学”的学科定位、“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等相关问题发表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学术界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从下述两个层面来界定“口述史学”：“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史学的分支学科或综合性学科）”，又或者“将口述史学视为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论）。”1上述界定方式立足于方法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口述史学”的形成机理。我们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是与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有关，它是文字形成之前人类用以保存本民族的文化所唯一可以利用的方式（所谓“结绳记事”则是处于口述与案头之间的过渡阶段）。本文尝试从“口述传统”的角度分析口述史学的逻辑缘起，认为口述传统是促成口述史学学科形成的内在文化机制。

一、神话与史诗——中国口述史学的早期形态

口述史学的缘起可以追溯至人类社会的上古时期，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的口述传统逐渐让位于案头形式的史书撰述。《礼记·玉藻》即有“左史记动，右史记言”之说；而《汉书·艺文志》又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说难以确考，惟可肯定者是中国很早就设置了记录国家大事的史官，并由此形成润泽后世的“史官文化”。今日被视为史学最早形态者不过是文字进入成熟阶段后，当时人或后世人的补录，却非历史的早期面貌。中国上古社会最早的历史已经无法看到文字记录，仅可从神话、史诗中一窥其貌，而神话与史诗正是中国口述史学的最早形态。

中国学术界对神话、史诗的关注始于20世纪初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术反思。蒋智由在1903年的《新民丛报》发文指出：“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河流，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2所谓“简枯”是强调中国早期神话的杂乱面貌，显现不出体系性，明显与西方神话不同。鲁迅先生也说：“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3他认为中国神话、史诗都保存在“小说”中，而神话、史诗正是上古历史的口述表现形式。当时学术界纠结于中国神话为何不发达和汉民族为何为形成史诗的问题，并未关注“神话”、“史诗”的理论本体意义。现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现了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宏大面貌，不仅证明中国却有史诗的存在，也印证了口述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生命力。

以史诗为例，它是口述传统（oral tradition）的例证。“在得到写定之前，它与书面语言1徐国利、王志龙：《当代中国口述史学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9页.

2《新民丛报谈丛》第36号，1903年。

3鲁迅著，《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并无什么关联。神话、传说和民族历史构成了史诗的材料，而民间的传唱活动孕育了史诗，使得这些神话、传说和民族活动得以讲述，并在讲述中演化成鸿篇巨制的宏伟史诗。……直到民间的传唱活动消歇，史诗才消亡。”4口述传统作为一种文化机制为“神话”、“史诗”得以延续提供了保障，它不遵循书面语言的表达习惯，在写定为文本形态后就脱离了口述传统的影响。反观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它诞生于1948年，是“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5的历史记录。似乎仅仅是由于录音、录像等手段的出现才孕育了口述史学，而非“口述史学”存在已久才被发现。

根据帕里和洛德创立的“帕里—洛德理论”，我们解答了“荷马问题”（Homeric problem），即神话、史诗不应被视为某一个或几个人的创造，而是口述传统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所孕育的精神成果。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神话、非汉语地区的史诗也是多人共同创作的产物，它们在记录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发展状况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先民集体智慧的光芒。最佳的证据就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诗经》，它本是周王室采诗官“观民风”的产物，必然保留了早期社会中民众以口述方式记录的社会发展史，也为我们展现了文化演进的迹象。类似的证据也可以在邻近国家的早期阶段找到证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不仅记载了日本民族的神灵谱系，也记录了日本本土文化早期阶段的形态特征。其最早的创造者必然是民间“口述者”，也就是在“口述传统”的文化机制作用下以自觉的方式讲述本民族历史的巫者或祭司。当《诗经》、《古事记》、《日本书记》以文字形式写定之后，“口述传统”的影响力就彻底消退了，取而代之是以文本形态存在的史学。因此，我们认为神话和史诗（以及一部分早期传说）都是在口述传统的文化机制作用下保存人类历史的重要材料，它们被以文字形式写定之后就脱离了口述传统的影响，成为另一种形态的史学。

二、口述传统的延续与“口述史学”学科的发展

当受“口述传统”影响的神话、史诗在现代学科研究分野的视野下分别划归不同的研究领域后，学者似乎淡忘了口述传统的存在并未随着社会发展而中断。在现代社会中，口述传统依旧发挥着影响力，并成为推动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6这种观点看到了研究者参与历史整理、走进历史时空的特殊价值，但是表现出过分重视技术手段的弊病。似乎是“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才能被认定是口述史学的研究方式，忽视了口述传统的存在并不曾应技术手段的缺失而空缺，自有其悠久的学科历史。

“口述传统”分别对应了构建“口述史学”的两个关键要素——口述史学的记述方式和口述史学的传承手段。“‘口头的’意味着它是非文字、非书面的那一大类文学7活动，而‘传统’则意味着人类是的这一大类文学活动已经构成为一种文字之外、典籍之外的文化，另外口头文学只能在不间断的时间流离里依赖口耳传承，它是一种特别依赖现场感的文学活动，冠以‘传统’一词即有突出它口头传承的特征。”8就前者而言，“口述”成为历史记录的载体。但“口述”并不意味着毫无根据的表达，却也无法规避部分脱离史实的“演绎”。正如洛德强调的“‘口头的’并不仅仅意味着口头表述，口头史诗是口头表演的，的确是这样，可是任何别的诗也可以口头表演。重要的不是口头表演，而是口头表演中的创作。”9所谓“创作”是从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角度去认识史诗的“口头传承”，试若我们将“口述史学”

4林岗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5杨雁斌，《百年透视》，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第78页.

6张广智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1页.

7此处的“文学”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纯文学（Literature）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所说：“衡量什么是文学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刑天：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和‘趣味’的作品具有文学资格”。

8林岗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9[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