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诗歌发展浅谈

北魏诗歌发展浅谈

摘要：自东晋以后，南北政权持续对峙，在文学方面南方文风极盛，对落后的北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北朝文人在在南北交流过程中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其中北魏经历了由萧条到复苏的转型，是北朝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北朝文学历来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也颇薄弱，甚至萧条。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大多一笔带过至于北魏一百余年的诗歌，更鲜有人注意，我们应当看到北魏诗歌在北朝文学中的地位，它是我们了解北魏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在这里我们对北魏诗歌的发展做一些论述。

关键词：北魏；萧条期；复苏期；南风北进；风雅大盛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大发展的时代，但是其中的北朝文学历来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北朝文学的研究，也颇薄弱，甚至萧条。作为“中古文学”研究开山的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就没有只字论及北朝以后的文学著作虽然也有把北朝文学作为专门的专著来加以论述，但都主要是对《梁鼓角横吹曲》为中心的北朝民歌表示兴趣，对文人创作则一笔带过至于北魏一百余年的诗歌，更鲜有人注意，北魏的诗歌是我国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魏近两百年的历程中，经历了由萧条到复兴。有当时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北魏前期的萧条

从鲜卑拓跋氏进兵中原到魏孝文帝前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北魏的诗赋创作确实呈现出一种彻底的萧条状态，历来史学家也都众口一辞，说这一时期是“文章殄灭”（《魏书》卷八十五《文苑卷》）、“文章道尽”（《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史》卷八十三《文苑传序》中列举当时的名士：许谦、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闾、游雅等。真正算得上诗赋作家的寥寥无几。从现存史料看，北魏初年的文人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留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文人，这些人中比较有名的是崔浩和高允，被称为“使北朝荒芜的文坛出现转机，堪称北朝文学的先驱”；另一部分是太武帝统一北方后由关中、凉州等地入为魏的文人如张湛、宗钦、段承根等

北魏前期文学的萧条不振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严酷险恶的政治环境。本来经过西晋末年长期混战，文人“迫于仓促，牵于战争，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北魏入据中原，拓跋氏对汉族士人心中还是充满了强烈的猜疑和深深的隔阂，经常造成鲜卑武人对汉族士人的无情杀戮，如崔浩的“国史之狱”，不但导致了河清崔氏一门的诛族的惨剧，又带来了崔氏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些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学术水平的家族的灭门

之祸，由此造成了北魏前期文化的几乎中空的状况.。士族文人一方面大量藏匿甚至销毁自己的作品，使很多文章难以流传，如张湛：“每岁赠浩诗颂，浩常报答，及浩被诛，湛惧，悉烧之。（《魏书》卷五十二《张湛传》）。另一方面许多文人从此封笔，谈操翰濯墨为之色变，不敢从事文学创作了。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萧条之中孕育着复兴的希望。北魏入主中原，使得之前长期的各族混战渐趋停止，也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魏太武帝即位后不仅完成了统一北方大业，而且也实行汉化的政策，北魏平定凉州后，把大批文人迁到平城，其中如张湛、宗钦、段成根等都很受黄河中下游士大夫的重视。他们和河北一带的士大夫广泛的交流，如宗钦有《赠高允》诗十二章，高允则写了《答宗钦》十三章；崔浩作《周易注》也曾和张湛、段成根等人研讨过。这批文人的到来，促进了河北士大夫们从事文化活动的兴趣。

除了凉州文化的影响外，河北一带原有的文化基础也起了很大作用，西晋末年，在河北地区的战乱相对较较少。汉末大儒卢植就是范阳涿人（今天的河北涿县），著名的郑玄晚年居于河北卒于河北。北方望族为崔氏、卢氏、李氏都世居黄河以北，另一望族荥县郑氏在西晋末年迁到冀州，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认为魏晋时期北方的清谈和玄学之风大约只限于河南洛阳一带，河北地区大体上仍然坚持汉代的儒学传统。同样的,那些凉州文人虽然多少受过玄学的影响，但是比起南朝深受清谈玄学影响的名士来说，仍相差不少。北方儒家思想盛行，再加上北方社会状况、自然条件等原因，使得北方文人在开始他们的文学活动时，就表现出对南方某些文艺不大欣赏。《郑羲碑》中曾记载：南朝宋齐间，北魏使者郑羲到齐，宋主派孔道均接待，期间行酒作乐，孔问：“乐其如何？”郑答：“哀楚有余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而能久乎？”很明显，久居河北，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郑羲对于南朝的《子夜歌》等曲子是很难接受的，在他看来，这类音乐只能是“桑间濮上，亡国之音”（《礼记·乐记》）。北方文人在艺术上只求“雅正”就是对南朝谢灵运、鲍照之作，也未必欣赏。无论是常景寄予心志的《赞四君诗》四首，还是阳固的《刺馋诗》、《疾幸诗》，或是卢元明意主刺世的《剧鼠赋》等，都表现出清词典正的特点。当然这一时期的诗歌也有相当大的不足，《魏书·文苑传》指出试看高允、宗钦的赠答诗，全用四言，手法拙直，了无师味，如《赠高允》前四句：巍峨恒岑，沧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再如《答宗钦》前四句：汤汤流汗，蔼蔼南都。载称多士，载耀灵珠。在经过了魏晋时期五言诗的大发展之后竟然又出现了这种质木无文的作品，真是令人惊讶，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对崔浩和高允的文予以肯定，而不提高允的诗，也是有原因的。但不管高允等人的诗怎样缺乏华藻和诗意，毕竟是北朝诗的开端，他们重新兴起了以诗赠答之风，说明作诗已经成为某些人的专长。

二、迁都后的复苏

孝文帝元宏即位，特别是迁都洛阳之后，其中经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的礼士右文，北朝文学已从萧条走向复苏，南风北进和北人学南之风步步深入，从宫廷到民间，文学活动频繁兴起，作家、作品纷纷出现，如《洛阳珈蓝记》卷五《城北》：迁京之初，·······实是净行息心之所在也，王公卿士来游观我、为五言者，不可胜数。北魏文学能从萧条走向复苏，与孝文帝的倡导之功是分不开的，在他的统治下，不仅民族矛盾有了很大缓解，还给士族文人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此外，他还大力倡导写诗作文。《魏书·文苑传》指出：“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方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

正是从这样的文学环境开始，北朝作家不断咏唱自己的情感，渐渐的出现了一批比较有特色的文人，这一时期比较早出名的是阳固和郑道昭。郑道昭大家很熟悉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阳固，字敬安，其代表作是:《刺谗诗》、《疾幸诗》，二诗形式上仍为四言，显示出与前一时期高允、宗钦等人的诗的承接关系，在内容上，则具有暴露社会邪恶，并对此怀抱深恶痛绝的炽热愤怒的特点。如《刺谗诗》：

巧佞巧佞，谗言兴兮。营营习习，似青蝇兮。

以白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

又如《疾幸诗》：

志行偏小，好习不道。朝挟其车，夕承其舆。

或骑或徒，载奔载趋。或言或笑，曲事亲要。

正路不由，邪径是蹈。不识大猷，不知话言。

仔细研读这两首诗，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情感的炽热，但是却很难然我们产生共鸣。除了他刻画的技巧比较单调外，还在于情感的表达太直露，尽管情感强烈，却不能感染读者，不能给读者多方面、深层次的触动。

相比之下，常景《蜀四贤赞》已经是不错的作品，以五言诗四首分咏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雄四人“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以自喻居官失意旧说或以为标题“赞”而当入“文”类,其实它们显然是受南朝颜延之《五君咏》、鲍照《蜀四贤咏》影响而创作的同类诗歌这四首诗都是五言八句,中间两联对仗,首尾不拘,拟对类似后来的五言律诗，其声律虽然不叶，但已注意平仄相对。尽管声调格律还和严格的律体诗相差甚远，但可见律体在北方也正在逐步形成。

三、“南风北进”与“风雅大盛”

北魏的诗自太武帝始，中经二十多年的孕育，到孝文帝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基本延续到宣武帝时代。由于孝文帝大力提倡汉化，除了经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