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与古今汉语语词

论汉字与古今汉语语词
文字虽然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各民族的文字表现的是各民族的语言。

但是文字并不是完全消极地表现语言，它反过来对语言也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其中对语词的发展影响尤为明显。

汉字不仅对古代语词有影响，对现代语词也有影响。

下面我们分析这种现象。

一、汉字与古代汉语语词
古代汉语语词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上古（先秦、两汉），中古（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古（宋、元、明、清）。

上古文献除用一些联绵词（或称联绵字）外，几乎都是用单字词的；中古文献，多字词有所发展；近古文献，多字词明显增多。

但总的说来，古代文献还是以单字词为主体的。

以单字词为主体与汉字的关系更加密切。

汉语语词发展的趋势是由单字词向双字词、多字词发展。

深入了解单字词，便能进一步探讨双字词、多字词的源流变化，从而进一步了解汉字反过来对汉语发展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不论哪一种语言，总是以明确简洁为佳。

在这一点上，汉语是突出的。

联合国里正式文本使用中、英、法、俄、西班牙以及阿拉伯文。

这几种文字，中文本最薄，而其语言文字能完整无缺地表达文本的内容。

可见汉语文是最简明的。

文字产生前，各民族的语言已有区别，语言有的冗长，有的简洁。

有了文字记载，其文字也会促使语言向冗长或简明方面发展。

我国祖先创造的汉字是一种“词型文字”[1]，一个字就是一个词。

口头上同音的词，书面上用不同形的字表示，词义明确，不会混乱。

汉字单字词的构词能力比西文强[2]，在上古它已能适应口语里的单词的发展。

先秦、两汉的文献只用一万一千二百多字，而汉字单字的发展能力可达数万、十数万[3]，故大有余地。

人们说话一般要求简明，如用单字词表达意思无障碍，总喜欢用单字词而不用多字词的。

汉字的使用，也反过来促使汉语口语中的单字词不断丰富发展。

汉语口语中使用单字词的数量早已超过世界上其它民族语言使用单字词的量。

由于汉字是一字一音节的，因此它是世界上各民族语言中使用单音节最多的语言。

汉语的单字词为数多，除少数的词外，大部分词中的各字又有其独立的词义。

故构双字词的能力，汉字也比西文字母强。

西文字母只能表达口头语音。

人们说话时出现同音词可用手势、表情、语调、上下文等语言环境帮助区别。

如果写成文字，西文对许多同音词是难区别的。

因此西文的同音字、同音词绝对不能多。

这样，西文只能向创造不同音的词方向发展，用增加词数来满足表达语言的需要。

西文相当多的词要用20-30个字母构成，双音节的词少，单音节的词更少。

汉语双字词（双音节词）占大多数，而西文双音节词只占一小部分。

可见汉语言文字较欧西的简洁。

此其一。

其二，汉字一字一义，搭配灵活。

古代汉语语词，基本上是没有形态标志的。

其词性不能从单字词上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读古代文献时，只要词义明确，语句中的词性一般是不会弄错的。

原因何在？主要是古代汉语的词性是由词序决定的。

词序是句法范畴。

汉语的句法是比较简明而稳定的。

我们查看三千多年来的文献的句式，“主语——谓语——宾语”这一顺序始终是汉语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句式。

汉语语词只要置入这一句式的某位置之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知道该词词性之所属，不必斟酌什么词性的形态标志。

例如“春风风人”的第一个“风”，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第二个“风”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

“雨雪交加”中的“雨”是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冬十月雨雪”（《左传·桓公八年》）句中的“雨”是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

又例如：“水火不相容”中的“火”在主语位置，必定是名词；“昆虫未蛰，不以火田。

”（《礼记·王制》）中的“火”在谓语位置，必定是“动词”；“十万火急”中的“火”
是在修饰谓语“急”的位置，起修饰作用，属于状语性质，必定是形容词。

我们说的这种词序是汉语中最主要最基本的。

当然不是说它包括一切词序现象。

其三，表示性别的词也是简明的。

汉语词中表示性别，只要在这些词前面加个表性词。

表示雄性，只要在这些词的前面加个“雄”字或“公”字；表示雌性，只要在这些词的前面加个“雌”字或“母”字即可。

西文则几乎每一个词都要造一个（有的两个）独立形式的词，且用音节多。

其四，汉字不需数、时态、格等形态变化。

汉字原来也有单、复数变化的，后来不用了。

姜亮夫先生在《语言文字的基础及其变迁》一文中说：“汉字里最早有数的表示。

汉字表数是以实体来表示的。

重叠形式是汉字表数的方法。

如：
、、、木、林、森、
小篆之后，叠形之字都有音有义，到底是否读这么多的音大可怀疑。

”他又说：“三叠式的字读音相近，如：‘’、‘’都用原音。

‘淼’与‘’亦是双声。

”[4]其后，汉语的音、复数已经完全可以从名物、动作的数量词中反映了，这种名物、动作本身再加表示单、复数的形态标志就成多余的了。

因此这种形式就没有发展。

现在常用的“林”、“森”等字已经不是表示单复数，“森林”已经连用成一人双字词了。

“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的表示，汉语是在行文时明确用“现在”（当今、现时、目下、当前等）、“过去”（昔日、已往、从前、当初等）、“将来”（将、将要、来日、以后等）表示其后面所说的话的时间了。

听者、读者决不会误会。

因此它在动词上不必加什么形态标志。

“格”，俄语比较严格。

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有六“格”。

汉语不用“格”的形态变化已能完整正确地表达语意。

因此也没有发展“格”的形态变化的必要。

中国学生平时讲话、书写都不用“格”，学习俄语的“格”都觉得麻烦。

“格”有形态变化，其构词的长度要增加。

所以联合国文件，中、英、法、俄、西班牙等文本最厚的一本便是俄文本。

由上可见、汉字的构词法和构句法由于适应汉语简明的发展，所以三千多年来，它始终保持这个简明的特点。

再说，古代汉语自汉赋到魏晋南北朝文，双字词增加。

“辞”、“赋”讲究骈丽，文人自造新词，以适应其骈句之需要，于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双字词。

这些双字词后来只保留在作品中，人们口头上很少运用。

所以有人批评这时期文人是搞“文字游戏”。

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不过从汉字促进语词发展看，却说明汉字对汉语的反作用。

因为汉字多，近义词多，构成双字词极为方便。

久而久之也就形成语言双音节和语句骈行整齐的特点。

这种特点，从《诗》、《楚辞》、汉赋、唐诗及文言散文句都看得清楚。

就是从现代的白话文和口语也可以看清楚。

二、汉字与现代汉语语词
现代汉语语词是由古代汉语语词发展来的。

它与古汉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一刀切断。

但是也有区别。

古汉语语词，见于文献的，主要是书面语言的词语，即文言语词。

现代汉语语词指辛亥革命以后的语词。

“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重视口头语言，于是就较重视继承和发扬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中有生命力的词汇。

文言文多单字词，脱离口语太远，已不适应。

为适应口语的需要，在单字词的基础上迅猛地向双字词和多字词发展。

解放后的发展速度更快。

现今报刊上的文章，双字词、多字词已占大多数。

下面我们来作一些分析：
（一）现在报刊中的文章双字词、多字词虽然占大多数，但是文章中所出现的单字词使用频率要高得多。

例如：一、的、个、大、小、地、同、是、了、在、下、有、和、这、人、用、时、成、级、我等[5]，不可忽视。

（二）现在报刊中的复词以双字词为最多。

而其词义绝大部分都与其中作为词素的原单词义有关。

例如：
冷藏冷场冷淡冷冻冷盘
钢板钢材钢锭钢轨钢丝
离别离心离开离散离谱
扬言扬名扬弃扬帆扬旗
热烈热力热恋热火热量
雅正雅致雅兴雅趣雅观
前方前辈前敌前守前臂
后方后背后备后尘后代
我们只要了解单字词词义，便不难明白这双字词的词义。

除部分疑难的词外，多数的词望字已知其大意，再结合上下文便能理解了。

所以人们只要掌握三千多个常用单字词，学会当今最常用的两万个双字词和多字词就不困难了。

（三）现代汉语语词自“五四”以来虽然有极大的发展。

但是人们的遣词造句并不定型。

有些人主张尽快实行汉字拉丁化的改革。

这是不切合实际的。

首先，汉语双字词和多字词的结构松散。

例如：“褒贬”、“悲欢”，在某些语言环境中，两者都是自由词组，不能连写。

而在另一些语言环境中，两者又可以是偏义复词，应该连写。

又例如：“碍眼”、“拙涩”、“振刷”、“出惊”、“亢奋”等，见于重要作家作品，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但难以划分词或词组的界限。

是连写呢，还是分写？又例如：“作家”、“东家”、“行家”是派生词，词根加上词缀后意义有了引申转换，成词连写无疑。

“画家”、“演说家”、“舞蹈家”词根加上词缀后意义并无引申转换，应认为其合成形式结构还不固定，不宜连写。

如果文联发通知邀请“作家”、“演说家”、“舞蹈家”、“画家”开会，写成“zuojia（作家）、yanshuo jia（演说家）、wudao jia（舞蹈家）、hua jia（画家）妥当吗？还有同族词，“黄色”、“桃色”意义已经引申转换，可以认为其合成形式结构固定，应该连写；“绿色”、“玫瑰色”意义没有引申转换，可以认为其合成形式结构不固定，不应该连写。

如果我们说：“黄色、桃色、绿色、玫瑰色都是颜色”。

这样一句话怎么写？有三种写法：（1）“黄色”、“桃色”连写，“绿色”、“玫瑰色”分写；（2）全部分写；（3）全部连写。

（1）的理由是“黄色”、“桃色”除在具体语言环境的意义外还另有引伸转换义的特点，应特殊处理。

（2）的理由是词应严格由具体语言环境决定，在一句里四者都同等，都是合成形式结构不固定的。

（3）的理由是：“黄色”、“桃色”连写，为求书写形式一致，“绿色”、“玫瑰色”也作连写处理。

这三种拼写形式，方案制定者自然可以任选一种，但是读者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单字词与双字词同义的，写文章的人可以任意选用。

例如：连词中的可．是、但．是、
然．而、虽．然、并且
．．（可独用“并”或独用“且”）、而．且等下面加点的字都可以单独使用。

其他的词，如：容易．、睡．觉、互．相、今．天、明．天、平均．等也可以单独用其下面加点的字。

不单是书面上能这样用，口头里也可以这么说。

对于这类词连写还是分写？可分可连。

如果拼写法一定要连，那末，“语言”这只“足”就得去适“拼写法”那只“履”了。

其三，文学作品，尤其是表现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等，为表现人物的语言特点，有时还不能不引用文言。

撰写短小精悍的杂文、随笔，半白半文的话也难全部消灭。

鲁迅《孔乙己》中有这类话，以后仍然会有。

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种文章就难读懂。

鲁迅的作品被认为是典范的白话文。

我曾说过，如果把鲁迅的杂文全部翻成拼音文字，可以断言，没有几个人能全部读得懂。

如果把《红楼梦》译作拼音文字，恐怕译好后译者自己也会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了。

其四，词儿连写问题。

汉字出现初期，有过词儿连写阶段。

有二个字连写、三个字连写等。

连写形式也多样，
有竖式、横式、综合式等。

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见甲骨文）
（一）二字连写
①竖式：
上帝二示小乙父甲黄牛
②横式：
示癸武丁南庚祖甲母丙
（2）三字连写
①横式：
康祖庚母妣甲
②综合式：
小祖乙三祖丁翌日庚十二月
在《甲骨文编》中的“合文”部分，二字连写的有348个，三字连写的有23个，合共有 371个。

[6]古人因连写使用不方便，逐渐不连写了。

例如：
大甲、大乙、大丁、大戊、大庚、大壬；
小甲、小乙、小丁、小辛、小己、小癸；
小子、小父、小王、小臣、小母；
二千、三千、四千、五千、六千、八千；
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人、六人、十人、卅人、七十人、百人等。

以上这些甲骨文连写的字，不论今人把它们看作是词还是词组，连在一起总不如分开方便。

“大、小、千、人”或“甲、乙、丙、丁”等分开写，用到什么地方都行。

连写固定了，像穿上了连裆裤，分不开，一用则两个字或三个字一起用。

两三千年来，大家都不喜欢连写，这已成根深蒂固的习惯，要改变这种习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至少要有很长的过渡时期。

若就现今而言，不说用拼音文字连写，就是用汉字分别按词儿连写，大家写下来也不容易一致。

汉语拼音文字的研究是必要的。

但要预见到还有许多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无法解决。

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将拼音文字推广使用。

现代汉语是当今我国的工作语言，而语言的现实情况又如此，所以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看来还不称职，在较长的时期内它只能起个汉字的注音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发挥汉字在现代汉语中的作用。

我们强调汉字的优点，并不是否定普通话的推广和拼音字母的学习。

恰恰相反，借助汉语拼音字母学普通话、学汉字，使汉语学习更加方便。

台湾、香港等地也推广学“国语”（即“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自古有之[7]，不过现在推广的范围大一些。

我们要推广普通话。

汉语拼音字母使用与学习汉字、运用汉字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

汉字和别的文字一样，有缺点，需要整理、改良。

前人已经谈得很多。

不过，有些人把汉字的优点说成是缺点，把近年在汉字中出现的缺点说成是优点，是不对的。

总之，汉字与古、今汉语语词的关系密切，相互促进。

汉字不单单是消极地记录语言，它反过来对汉语有推动发展的作用，在汉文字学研究中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