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兵力投入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
第五次反_围剿_研究综述
第30卷 第6期2007年12月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V ol 130 N o 16Dec 12007收稿日期:2007-09-07作者简介:林全民(1967—),男,河南鄢陵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第五次反“围剿”研究综述林全民(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摘 要:迄今为止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它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主要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准。
其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大量档案、文献的公开和整理出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突破以前的定论,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关键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综述中图分类号:K 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875(2007)0620102205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研究综述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蒋介石倾全国之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也是一场使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亡国”之痛的战争。
1935年1月8日在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认真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上、主观上的原因,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上“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并初步指出这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
”[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这一概念,为后来从根本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明了方向。
1936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以区分“一般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3个基本概念的不同含义开题的,从而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凝成的结晶,也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极其深刻的论述。
浅谈共产国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责任问题
看看这 样 两件事 :
产 国际仍然 都要 指手 画脚 一 番 , 以显 示 他对 中 国共 产党 负有领 导之责 。
1 9 3 3年 至 1 9 3 4年 , 蒋 介 石 对 中央 苏 区 发 动 第
国先 进知 识分 子积 极 筹 备建 党 的时候 , 经 共 产 国 际 批准 , 俄共 ( 布) 远东 局海 参崴 ( 今符 拉迪 沃斯 托 克 )
五次“ 围剿” , 红军经过一年奋 战, 未能打破 敌人的
“ 围剿 ” , 被 迫 放 弃 中 央革 命 根 据 地 , 开 始 进 行 举 世
闻名 的二万 五千里 长征 。
分局外 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 , 了解
五 四运 动后 中国革命 运动 发展 的情况 和能 否建 立共
产党组 织 的问题 … …并对 李大钊 和 陈独秀 的建党 工
To t a l N0 . 3 2 8
浅 谈 共产 国 际在 第 五 次 反 “ 围剿 " 斗 争 中的 责任 问题
林扬 东
( 汕头 职业技 术 学院 , 广 东 汕头 5 1 5 0 4 1 )
摘要 : 中央苏 区第五 次反 “ 围剿”从 1 9 3 3年 9月底到 1 9 3 4年 l O月, 长达一年之久 ,没能打破敌人 的封锁 , 被 迫长征 。本
共产党历史》 一 书中, 关 于第五次反“ 围剿 ” 斗争的 失败 问题 , 是这样 写 的 : “ 不顾 敌 强 我 弱 和第 五 次 反
‘ 围剿 ’ 开始 后 的不 利形 势 , 照 搬共 产 国际第 十二 次
执委会 决议 , 判断 ‘ 中 国 的革 命 危 机 已 到 了新 的 尖
大” , 通过了《 中 国共 产 党 加 入 第 三 国 际决 议 案 》,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背黑锅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背黑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败仗。
传统党史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来探讨此次败走麦城的原因,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地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377页)。
然而,《革命》并不局限于从中共这一视角,同时关注了国民党的战略与战术。
由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对此次“围剿”极为重视,势在必得,全力以赴,从作战准备、作战方针、作战基础、作战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视,甚至不惜采取“堡垒主义”寸寸推进的“笨方法”,只为能够求稳、求准、求狠。
另一方面,传统党史将此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因为李德、博古等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党史》第一卷上册,378页)。
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强调运动战的原则:“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
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
”(221页)李德同样头脑清醒:“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
”但是,国民党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客观上造成了红军“诱敌深入”战略的无法实施。
李德指出:“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那就没有希望得到。
”林彪也认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225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的“短促突击”战术,也并非“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实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红军五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背景: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 背景:
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 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 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
规模: 规模: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 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意义: 意义: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
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 利,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以少胜多, 共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和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 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 得到巩固与扩大。
方针: 方针:这次“围剿”,敌军采取长驱直
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 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而红军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过程: 过程:7月1日起,左翼集团军主
力由南城地区出动,到6日,进占黎川、 樟村、康都等地,继续像素去推进。形 势对红军极为不利,西有赣江,南、北、 东三面有国民党军9个师逼近 。莲塘、
守 阵 地 坚
碉
堡
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 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红军完全丧失在苏区内粉碎国民党军围剿 的可能。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 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 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 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 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军团、红3军团、 红5军团、红8军团、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 属队共8.6万余人,迫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 实行战略转移。
红星照耀中国第5次围剿写两个问题
红星照耀中国第5次围剿写两个问题
(实用版)
目录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和原因
二、《红星照耀中国》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描述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启示和影响
正文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和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 1933 年至 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这次战役的背景是,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围剿”,试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统一全国。
而共产党和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根据地和生存权利,必须进行坚决的抵抗。
二、《红星照耀中国》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描述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书中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斯诺在书中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将士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艰苦卓绝。
他描述了红军在战斗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毅力。
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性和重要性。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启示和影响
第五次反“围剿”虽然最终以红军的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革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启示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妥协和退缩,必须坚决抵抗。
同时,我们也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
第1页共1页。
被迫长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中央红军长征
实行冒险进攻1933年5月,蒋介石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部队进攻红军。
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他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黎川。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
然而,当时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而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
在国民党军进攻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
毛泽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要求红军死守黎川,不能丧失根据地的一寸土地。
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
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加速构筑工事,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络,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线封锁”。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9月下旬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虽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决策权、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博古的积极支持下,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成为“太上皇”。
他所制订和下达的具体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后来,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论第五次反围剿与抗日战争哪个更困难
论第五次反围剿与抗日战争哪个更困难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战争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才让我军处在生死的边缘。
正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到来,才使国共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其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比抗日战争困难。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背景,政治局面,军事实力的条件、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当时我军还没有发展壮大,没有什么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军事实力上也都是之前极其普通的汉阳造,而且还平均不到人手一支,更不用提当时的红军还顿顿饥饿,而当时的老蒋政府人人有粮食可以吃,有工资可以拿,老百姓对老蒋政府还没有丧失信心,他们的武器装备全部都是美产,德产武器,在军事实力上可以说是对我军的碾压式的胜利。
但是我军经过这种种的阻碍,各种艰险,还是走到
了最后,挺进了可以令他们松一口气的大别山。
最后也等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开始,共产党也真正开始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为自己和国民党扳手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相比较而言,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要力量在前方与日军对抗,共产党主要针对敌后战场给敌人以骚扰,破坏为一系列的活动。
当时红产党的军事实力也通过以战养战的到了极大地补充,也在当时的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军人形象,为以后的内作战做了一点铺垫。
而且抗日时期,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共产党在国际额上的到了充足的发展。
综合来说,无论是从经济状况,社会背景,政治局面,军事实力的条件第五次反围剿都要比抗日战争困难……。
《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主要讲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过程,以及红军在面临困境时如何突破围剿、展开长征的故事。
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背景和目的第五次围剿发生在1933 年10 月,蒋介石调动约90 万军队,对南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
这次围剿与以往四次围剿有所不同,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这次围剿一举消灭红军。
蒋介石认为,经过前四次围剿,红军已经疲惫不堪,实力大损,现在是彻底消灭红军的最好时机。
二、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战略调整面对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红军采取了新的战略。
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根据地,转向敌人力量较弱的地区,寻求突破。
在此次围剿中,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指战员。
然而,红军并没有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三、第五次围剿中的重要事件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其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等经典战役,成为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在这些战役中,红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的精神,让敌人深感敬畏。
四、第五次围剿的影响第五次围剿虽然未能彻底消灭红军,但这场战役对红军和国民党双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红军来说,第五次围剿让他们认识到了敌人实力的强大,也明白了自身战略失误的严重后果。
此次战役后,红军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对于国民党来说,第五次围剿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无法战胜红军。
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其他途径,如政治斗争、经济封锁等,以期消灭红军。
五、长征精神的传承《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让我们见证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艰苦卓绝、英勇无畏。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
这种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综上所述,《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过程,以及红军在困境中如何突破重围、展开长征的故事。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7月以后,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重,中革军委仍未采取措施,保存有生力量,却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并采取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又一个月,中央红军在苏区人民全力支持下,英勇奋战,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了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1933年9月25日,敌以北路军3个师向黎川发动进攻,28日占领黎川。
10月6日,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奉命北上收复黎川,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已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伤亡严重。10月22日,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防守的资溪桥,连攻4天仍不胜。11月中旬,在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红军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蒋光鼎、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去镇压第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这是粉碎敌人“围剿毛泽东避实击虚的正确主张,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短促突击的战术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蔡廷错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论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南部及石城北部阻击战的战略意义
论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南部及石城北部阻击战的战略意义作者:张鹏华段绍镒来源:《党史文苑》2012年第02期[摘要]广昌南部及石城地域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主战场。
红军在这块区域进行了一系列的阻击战斗,这些战斗对中央红军实现大转移的战略目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广昌南部及石城北部阻击战战略意义1934年5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城失守后,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国民党军分兵六路压缩苏区,其北路军向广昌以南至石城的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以期进占瑞金。
5月上中旬,国民党南路军占领会昌筠门岭,北路军第六路军占领永丰龙岗,东路军进占永安、连城,北路军第五路军占领建宁。
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以第三路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石城推进,并命令各路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
红军连连失利,中央苏区日渐缩小,主力红军、临时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撤离中央苏区在所难免。
中央红军的战略目的已经从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转化为如何实施战略转移。
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紧急部署红军阻滞国民党军向瑞金推进。
红军利用广昌至石城之间的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石城北部的特殊地形,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对于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1934年7月至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在广昌南部和石城北部,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主要战斗包括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驿前战斗和石城阻击战。
这些战斗虽没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战局,但每次战斗都对中央红军大转移的战略实施有直接影响。
大寨脑战斗。
大寨脑位于广昌南部赤水、贯桥交界处,向南延伸连接高虎脑山,是赤水通往贯桥、驿前的必经之路。
这一带整体山岭绵延、地势险要,在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等地处于突出位置。
为阻击国民党军南进驿前、石城,红军决定在这一天然战略地带,依托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军。
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林天乙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
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
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
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可是,从六十年代以后,李德接二连三地撰文、写书,攻击我党和诽谤毛泽东等同志,为自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辩护和翻案,特别是他所写的《中国纪事》一书,更是肆意歪曲和篡改了历史的事实。
本文拟就李德在中央苏区发表的一些有关战略战术的文章,参照党的历史文献和亲身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革命老同志的回忆,对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应负的重大责任作些剖析。
一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正确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
通过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实践,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整套正确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红军必须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形式,必须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红军必须实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等。
这些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自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以后,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之后,毛泽东等一大批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同志完全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
一 第五次围剿
一第五次围剿一第五次围剿华南苏区的六年,注定是要成为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的。
这六年的历史动人心魄,但是只有零星的记载。
我在这里即使要概括地介绍一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毛泽东简单地谈到了苏区的有机发展和红军的诞生过程。
他谈到了共产党怎样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一九三〇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
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弟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
在这期间,在红军非正规部队的这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后面,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这一时代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在华南苏区的全部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来的”外国观察家曾经进入过红区——世界上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因此,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华南苏区的一切材料都是第二手材料。
但是,这些记载不论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现在可以证实几点重要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
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
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一九三三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
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
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
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许多不偏不倚的材料现在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一些。
但是,关于这个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越来越多地可以搞到文献材料,我们仍然只能从理论上来加以探讨,而这又不属本书的范围。
红军五次反围剿
投入围剿的兵力不但没有蒋氏嫡系,而且实力极 差。第二 次围剿时,正值四监委因胡汉民案发表《弹劾 蒋中正提案》,
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使蒋介石应付不暇,自然也不可
能倾全力剿共。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的反对派在广州召 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 议,成立了同南京对立的 广州国民政府,9月初,广州政府以50万元收买了 石友三 反蒋,两广军队北上出击,进攻湘赣,占领了衡阳、郴州, 蒋介石只得先放下共 产党而去平息两广。
第五次反“围剿”
背景: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
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 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 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 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
规模: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
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 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决策的严重错误: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
过程: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兜圈子。黄陂战斗
后,国民党军中路军集中在黄陂、蛟湖地区搜寻
红军主力。由于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
军仍不知红军去向。 3月中旬,陈诚将其分进合 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由黄陂、东陂地区 向广昌方向前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 军总部抓住这一极为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
红军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红军发起“围剿”的原因:
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不断发生的分裂 和战争,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充 足的时间来发展。红军队伍和革命根 据地的扩大,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甚
是震惊。在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后,蒋
介石便立即集结军队向红军和革命根 据地发起大规模地“围剿"行动。
第一次反“围剿”
国民党: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蒋介
红军五次反围剿
2.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开办和新生活运动的推行
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政府军队内部的各种丑恶现象, 同时因日军入侵察东,人民抗日热情大炽,蒋军中不少军官对连续内战产生了抵触 情绪。为统一思想和战术,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 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以反共为中心,不过着重进行 精神教育,即进行所谓“军人魂”的教育。庐山训练使 蒋军在作风上有了不少改观,特别是陈诚的十八军效 果更为明显。 另外,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还发起 了“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此为
红军的武器
改原来围剿的速决战为持久战;并要求蒋
军在围剿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 贯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战法。这些都
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
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及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 军用物资。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的
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
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 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 三十年代初的毛泽东 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 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 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从国民党方面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加强
1.保甲制度的强化和各地民团训练班的开办
加强地方武装,是南京国民政府反共的一大法宝。 南京政府命各地开办民团训练班,规定各省都要划 出许多区,每个区每年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 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个月。到1934年6月蒋 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会议时,豫、鄂、赣 等8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起到了极为反动的作用。
王明与第五次反围剿
瞿秋白
详情如下
中共中央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宣称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 断的性质”。 他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 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 翻资产阶级。 他们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群众的实际情况,反对 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命令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 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 还错误的提出了使指导干部工人化的主张,以改造党的领 导成分,并用惩办主义的办法处罚了一批领导干部。瞿秋 白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带来了 巨大的损失。
1930
10月
1930
10月起 蒋介石集中重兵,向红军发 起了大规模的“围剿”
反“围剿”由此展开· · · · · ·
事件发展
1st
第一次 反围剿
1930 年12 月, 蒋介石调集10万 兵力,对中革命 根据地进行围攻。 红军在毛泽东、 朱德指挥下,诱 敌深入,5天内 连打两个胜仗, 歼敌一个半师, 取得了第一次反 “围剿”的胜利。
背景
第四次围剿于1933年 春失败后,经过短暂 休整,蒋介石调集50 万大军开始准备第五 次围剿。国军总兵力 最终达到100万人 VS 10万红军
5th
第五次反围剿
第一阶段:
1933年5月,蒋介石在调集各路地 方军队以后,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 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 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 摧毁苏区。 而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令红军 主力插入国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 攻,进行阵地战。从1933年5月25 日到11月中旬,红军未取得任何实 质性的胜利,反使部队遭受重大损 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1928-1930年秋,李立三任中央 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 1930年夏,受共产国际“左”倾 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 误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 : 要求全各地准备马上起义。 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 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 主义计划 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 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和各级 行动委员会。 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 “立三路线”,曾使革命事业遭 到重大损失。
红星照耀中国第5次围剿写两个问题
红星照耀中国第5次围剿写两个问题
摘要:
一、前言
二、第五次围剿的背景
三、第五次围剿的过程
四、第五次围剿的影响
五、结论
正文:
【前言】
红星照耀中国,一本描绘我国革命历程的经典之作。
本书以生动的笔触,详细记录了我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五次反围剿的英勇事迹。
本文将重点探讨第五次围剿,分析其背景、过程及影响。
【第五次围剿的背景】
第五次围剿发生在1933 年,当时红军在江西瑞金建立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国民党政府对此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心腹大患,于是调动重兵,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第五次围剿的过程】
第五次围剿持续了大约一年。
在这一年里,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英明指挥下,运用游击战术,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尽管双方实力悬殊,但红军英勇顽强,给国民党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最终失利。
【第五次围剿的影响】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和生活,最终在1936 年抵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会师。
长征锻炼了红军的意志,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论梁山五次反围剿之胜利
论梁山五次反围剿之胜利论梁山五次反围剿之胜利自从宋江上了梁山之后,这山上的事就闹腾大了。
他不像晁盖那样小地主般地守在水洼山林里,而是时不时要闹出点声响来。
今天打祝家庄、明天打高唐州,终于把宋家朝廷给激怒了,以蔡京、高俅为首的主战派力主派兵进剿。
徽宗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折,调集兵马,主帅不仅有中层的统制、团练,还有高层的枢密使、太尉。
先后派出了五拨人马,对梁山进行五次围剿,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除了呼延灼和童贯逃脱外,关胜、单廷珪、魏定国、高俅均成为了俘虏。
梁山打得朝廷不再言剿,只好采取招抚的办法,经过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了招安的协议。
梁山的五次反围剿,虽在数字上和苏区红军的五次反围剿有巧合之说,但毕竟这是小说,是人为的编造,不可相提并论。
作为战争,尤其是冷兵器时代,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孙子兵法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那么,朝廷围剿梁山又是多少呢?比梁山的兵马多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是多到了可以进行围剿的两倍、五倍甚至十倍?所以,朝廷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苗子了。
第一次围剿,呼延灼仅带了一万五千兵马;那时的梁山也有上万人马,而且是在自家门口作战,尽管连环马和子母炮都是必杀技,但徐宁的钩镰枪法破了连环马,而凌振又活活被梁山水军拖了去。
“那甲马一齐跑发,收勒不住,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
只听里面忽哨响处,钩镰枪一齐举手,先钩倒两边马脚,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
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芦苇中只顾缚人。
”,副将韩滔、彭汜被俘,被“杀得大败亏输,两零星乱。
”只走了呼延灼一个。
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没有经验、冒失进取;也由于是“敌人太狡猾”了。
第二次围剿,是在大名府被梁山兵马围困时,名将之后关胜饱读兵书,提出了“围魏救赵”之策。
主意好是好,但仅带了一万五千兵马,奔的是梁山泊方向。
那宋江得知消息,早派人通知水军了,自己也带领大队人马往家赶。
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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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
1、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方针 2、力量悬殊 3、国民党采取的新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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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
1934年至1936年,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 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几乎平均每天就 有一次遭遇战。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 过了18条山脉;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 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平均每天行 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 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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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考资料:1、百科 2、纪录片《影响中国进程的历史事件》 3、凤凰历史专刊 4、铁血历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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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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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反围剿:1931年2月,国民党当局又调集20万 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中央革 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红军3万人在毛泽东的 指挥下,仍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各个 歼灭。在5月中下旬,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粉碎 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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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 随带英、日、德军事顾问,率兵30万人,依仗重兵,采 用“长驱直入”战术,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 军依然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 其虚弱”,前后3个月,歼敌3万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 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⑵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⑶中,曾经清楚的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中央决议)。
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罪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
一年半反对“围剿”的报告〔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
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
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达到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的扩大了。
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
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一切其他物质上的需要。
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澈底改善,更大大的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与积极性。
一切这些造成了澈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
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的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的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分析及启示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分析及启示
邓林静
【期刊名称】《黑龙江科技信息》
【年(卷),期】2007(000)09S
【摘要】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进行了历时半年多的战争,红军损失惨重,苏区无法自保,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
由于当时苏区的政治资源破坏,物力资源、人力资源贫乏,这些因素都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最终结果。
但最终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起主要原因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破坏了党内的团结,以博古为首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影响了正确战略、战术的发挥。
【总页数】2页(P113,48)
【作者】邓林静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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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J], 周启先
5.闽东革命斗争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长征的战略策应与支持 [J], 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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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兵力投入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作者:龙凌云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12期摘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国共两双方投入兵力进行比较,客观系统的梳理国共双方兵力悬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
关键词:兵力红军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蒋介石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改编部队以期适应山地作战等等。
蒋介石要实施以上政策,如果没有大量的兵力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就不可能失败。
一、国民党兵力投入1933年8月底,蒋介石加快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100余万的兵力准备同时对苏区发动“围剿”。
作战部队直接投入战场兵力,陆军69个师、9个旅、1个团,5个空军大队,共计50余万人,具体分配如下:[3]p313北路军第一路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33个师、3个旅,下辖1、2、3路军以及浙、赣、闽边区警备部。
其第一路军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刘兴为副总指挥,辖4个师、一个骑兵旅以及第二纵队,再加上税警总团,部署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一带,构筑严密的碉堡封锁线;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汤恩伯为副总指挥,辖2个纵队、一个预备队,共6个师及1个补充团,部署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北路军第三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由陈诚兼任,薛岳为副总指挥,辖3个纵队及1个守备队,共18个师,1个补充旅,其中以14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4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及4个保安团,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结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大量的碉堡形成密集的封锁线。
在一、二军的策应下逐步向广昌、宁都方向渐次推进。
北路军主要担负“剿匪”的主力任务,构筑严密的碉堡线防止红军北进,并相机向古龙岗方向推进以策应作战。
另以一部控制于赣江两岸之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剿”湘赣边的红军。
西路军:西路军总指挥何健,辖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
与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收军五个师及4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
同时阻击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
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七个师、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突围。
南路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四个师两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以配合北路军作战。
并动用大量的飞机作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
国民党这样的兵力配置和部署,几乎是把中央苏区围得水泄不通,用兵力和堡垒的配合切断了苏区与外部所有联系。
诚然,要想在这种包围圈下突围还是可能办到的,但是要想在这种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打破封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蒋介石改编部队以适应作战,蒋介石认为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是部队原来的编制不适应中央苏区山地作战。
他在南昌行营召开集师参谋长以上人员开会,决定:“将以往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或三团的编制,一律改为师辖三个团,减去旅指挥阶层”[4]p6-7;团以下各级部队力求充实,以便长久保持战斗能力;团以上各级部队,均增设侦探队,扩大运输队编制,以加强搜集情报和提高运补能力。
至8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3团、4团、5团制三种师。
蒋介石以改编后的3团制师和整理过的5团制师为进攻红军的主力,人员武器补充充足;把新调至江西的部队加以重新整理,改编训练成“剿共”的基本队伍;以湘军及未改编的部队为筑垒守碉部队等,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150至200个团,[5]p399以不断补充其“围剿”军主力。
事实证明,蒋介石对部队改编在之后的作战中效果发挥明显,对部队指挥行之有效。
二、红军的兵力投入中央苏区大部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形多山地丘陵为主,其本身受地域限制,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区,苏区总人口最多时不过300万人。
经过多年向红军输送兵员后,1933年初最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6]。
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量达到11.2万多人[7],总计约16万人,已经占到可征召青壮年男子的近1/4。
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机关单位人员、工厂工人、医护人员、后勤人员、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
如果统计起来,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上大部分已经被征用了。
据毛泽东1933年底对长岗乡、才溪乡的调查,可知苏区农村中男劳力(16-45岁)占人口比例为25%左右,其中当红军、做工作的已经占到70%-88%了[8]p351。
虽然红军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是一味的“扩红”,使得红军兵源素质急剧下降。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尚在进行之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1933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继续“扩红”,必须在短时间之内扩大一倍甚至一倍以上的红军。
一味强调的“扩红”使得红军新战士素质良莠不齐,而且由于他们中有的并非自觉自愿参加红军,因而经常发生逃跑现象。
如江西的长岗乡,16岁至45岁的男子407人中,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320人,留在家乡的87人,参加紅军和革命工作的与留在家乡的比约为4:1。
再如福建上杭的才溪乡,全部男子554人中,参加红军487人,留在家乡的仅有67人,比例约为7:1。
[5]p404到1933年12月底,“江西全省约有两万逃兵”。
可想而知,所谓十万红军主力的战斗力有几成呢?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10]p191按此推算,红军有战斗力的人员约为 9万多人,而且很多红军战士手上是没有武器,连大刀长矛都平均不到每一名战士,有相当一部分红军是徒手随军的,特别是经过激战之后伤病员和数百名十三、四岁的小红军战士也就成了部队的累赘。
由此看来,国民党在兵力和兵源上都远胜于红军,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红军想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封锁是相当困难的。
三、兵力悬殊较大是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整个苏区只有一个兵工厂(即官田兵工厂),人数为400余人,下设造弹、修理2个分厂。
[5]p40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红军根本没有生产枪械的能力。
那么红军的武器弹药仅仅靠原来起义部队的?那能有多少?那一个连生产枪械能力都没有的兵工廠,如何能够供应10万余人部队的武器装备。
黄少群先生认为: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是靠战斗缴获,还指出毛泽东的红军建军原则之一,在武器弹药上主要的不是靠自己生产而是靠在战斗中的缴获,就是“一切都取给于敌方”。
但是纵观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争,红军胜败几场,何以能够战场缴获?何以能够敌资我用?所以这个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
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这也是尊重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黄少群先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跟军事力量没有太大关系,至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
例举了中央苏区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我双方在客观物质条件与前四次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这次蒋介石集中了更多的兵力,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术。
还例举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只剩下3万余人,而到了陕北后,全国红军也由30万变成 3 万,蒋介石以 40 几万大军围追堵截却始终未能将红军灭尽,而中国革命却又能得到“重新发展”。
[34]但就第五次反“围剿”而言,之所以认为军事力量的绝对悬殊是根本原因,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黄少群先生在文中也说了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集中了更多的兵力,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术,也正是因为这点变化导致了红军的惨败。
很早以前英国曾经流传这样一个小故事:“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很多的战役,一些细小而关键的,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因素,却往往决定着这场战役的胜败。
所以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不能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定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国民党采取种种“剿共”措施且拥有绝对的军事兵力优势的背景下,恐怕红军再有好的防御措施,再正确的军事政策恐怕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参考文献:[1]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王多年.反攻戦乱(上篇)第4卷[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3]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4] 亮平.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J].《斗争》,1933 (10).[5] 一年来扩大红军的统计[J].红星报,1934(5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转引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作者简介:龙凌云()1988.2.2-),男,天津,研究生在读,助教,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单位:天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