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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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文学批评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
白先勇以小说创作着名,但在小说创作之余,亦写有不少批评文章。尽管他声称其评论性的文章,只是对几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个注解,不能算为深入研究……”“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全凭创作时的亲身体验,及阅读小说的一点心得”。
但在事实的层面上,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批评的价值所在。自1979年以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说创作领域,而在某些方面还尚处在拓荒阶段,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考察更是少人问津。毫无疑问,白先勇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对其研究我们应呼唤整体性、全面性的研究视阈,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上早巳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鉴于此,本文试图以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作为考察对象,就它的批评对象、批评特点以及与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意义等作出尝试性的论述。
白先勇的文学批评文章主要收录在他的散文集《蓦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艺评论”辑中。这些批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绝大多数是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和自己阅读作品的读后感;在不同场合就小说艺术与别人的对谈;一些学术性较强的论文如《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等。白先勇所评论的作家,多为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如施叔青、丛、欧阳子、琦君、马森、王祯和、杜国清、林幸谦、
荆棘等,显示了他对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体的关注。与此同时,他的文学批评也表现出视野的广阔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国作家作品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发表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就其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来说,文体是多样化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无不涉及,当然评论最多的还是小说,这自然与他的文学创作本身情况有关。
与当下一些文学批评中颇为盛行的硬套理论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评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感性领悟,带鉴费l生,体式自成一格。这特别表现在他为一些作家作品所写的序及读后感之类的文章中。在这类文章中,他往往在开头或结尾以一种散文化的语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风貌。虽然白先勇对这种风格特色的把握还谈不上具有“历史定位”的性质,但也可成不移之论。例如他评说琦君,开门见山,把琦君笔下所特有的感伤气表达出来:“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像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怆痛。”这种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学批评的特点之一,它意在给予读者一开始阅读或阅读后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则引领读者去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批评的操作程序问题,但也不失为是一种有特色的批评思维方式。白先勇不乐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评概念,诸如内容、形式、主题、思想,等等,这在于他不愿意
“把文学一座七宝楼台,拆得不成片断”纷拼。在他看来,小说是文学,是艺术,那么以浑然感悟的方式则更能接近艺术真谛。
对作家作品总体风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显然继承和借鉴了我国古典批评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传达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风格特色时,所依赖的主要是直观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说创作中的形象思维也渗入其中。他在为施叔青《约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对施叔青小说的主题“死亡、性、疯癫”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画面的方式。鹿港渔港干死的鱼、腐烂的蟹、猫的尸体、棺材;土娼寮门口肥大的土娼;老疯妇为渔郎儿子招魂。三组画面分别对应着施叔青小说的三大主题。这其中没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字,全凭直观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学批评中寻找所谓的理论支撑的话,那是徒劳的,但他凭藉着小说家对艺术的灵敏,对所评论的作家作品总是能契人到他们的特质之中,并显得不甚有所偏颇。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对作家作品的总体风格特色进行把握,意在使读者获得一个较鲜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则旨在去做引领大家体味和理解这种印象的工作,但在具体如何“引领”的问题上,白先勇在文学批评中却是有所侧重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学批评文章中,是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的。在为欧阳子的《秋叶》所作的序中,他开宗明义,将欧阳子小说的特质表达出来,认为“欧阳子的小说有两种中国小说传统罕有的特质:一种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控制,一种是成熟精微的人类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诸于她创作
的技巧,后者决定她题材的选择。”斟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欧阳子是如何做到对小说“形式之控制”的。认为“严简,冷峻的语言”、“单一观点的运用”及“反讽”手法的采用使欧阳子小说的艺术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欧阳子小说中严谨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说免除了我们中国小说的两种通病:一种是感伤主义,一种
是过火的戏剧性。”圈懈从而高度肯定了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又如为丛小说《秋雾》所作的序,同样以大量笔墨着重丛娃小说艺术表现特点上的分析与概括,从而认为“对小说中的细节有效的控制与巧妙的安排”和“小说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丛娃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可以说,这种偏重于对作品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是非常常见的,而白先勇文学批评的这一特点,正显示出他对文学艺术本体特征的重视。
白先勇如此重视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与他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完全契合的。他对文学所持的一贯看法是:“小说可以描写政治、哲学、心理种种人生万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既然是文学,其永恒价值仍应以文学标准衡之。”这样,他便首先就确立了“文学首先是文学自身”这一对文学本体特性的认识。由此他论小说艺术,就不惮其烦地讲小说技巧与内容的关系、“观点”的运用、人物的出场和场景、对话的描写等,原因在于他“个人认为小说是,是种艺术,绝对要以艺术形式、技巧来判断是否完整。这个比较靠得住,比较客观的批评方法”。而在《谈小说批评的标准》一文中,他
为成功小说批评所归纳的三条标准中,更是将艺术标准列在第一条的位置,认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结构是否成功的表达出作品的内容题材:这大概是小说批评的第一块试金石。”研明乎此,再回头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气来做艺术技巧、艺术表现的分析,就显得非常自然和让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视对艺术技巧和艺术表现进行分析,并不意味着他流于技巧“趣味主义”,实际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举例到的他对欧阳子小说和丛小说的评论中,就高度肯定了两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认为欧阳子对人类心理特别是爱情心理的抽丝剥茧则让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是永远的痛苦”圈的深刻体认,而丛娃的作品则充溢着“一股对生命渴求的力量”。这表明在小说艺术与思想关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趋于极端,他所反对的是将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在《社会意识与小说艺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作家品评的文章中,他就很显明地表达了这一主张。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比较分析了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创作,高度肯定鲁迅的《呐喊》《彷徨》,对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则持批评态度。原因在于鲁迅作品“冷静客观,不带夹评”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激进叛逆的社会意识”得到了很好的节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写“止于
浮面”,巴金《家》的对话是“一种非常不自然,矫揉造作的语言”,虽然社会意识强烈,但艺术描写失败。虽然这种品评仍着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