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词雅俗走向的文化成因

摘要：宋代诗词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因文体特点、创作心态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在雅俗走向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是宋代文化中雅俗观念的直接体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雅俗两种文化的交融。这种现象说明，时代文化影响甚至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同时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又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及审美情趣等发生改变，并对文化走向产生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宋代诗词；雅俗走向；文化成因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10）04-0036-04

收稿日期：2010-01-18

作者简介：李冬红（1970—），女，山东曲阜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①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②同上。

宋代诗词雅俗走向的文化成因

李冬红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第9卷第4期2010年4月Vol.9No.4Apr.2010

宋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转型时期，在承续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从根本上对之产生了冲击，正统雅文化悄然暗转，俗文化渐成主势，在这种独特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文人的外部面貌和内在精神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文学作品亦体现出其不同前代的气质与内涵。然而，宋代诗词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尤其在雅俗层面上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争议，成为宋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一、宋型文化与士人心态

现今学界中，宋型文化已是约定俗成的工具性概念，特指宋代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是一个与前代文化传统有着深刻差异的新的文化类型，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转型，各种文化因素相应产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士人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型文化首先体现在完成了从唐代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释的融合，并且形成了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思想。”①宋代文士既遵奉儒学，又兼爱释道，对儒释道关系的深刻理解，是宋代文士在集权政治强化和理学思想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自我调节的根本保障。面临着自中唐以来的信仰危机，宋代文化精神开始由传统的外在宇宙论本体向内在心性论本体转型。儒学与释道二教以心性为契合点，在思想的层面上进行融合，从看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

在封建正统思想那里，经邦济世、建功立业无疑是雅道，而怡情养性、自我娱乐显然是俗谛。儒家的淑世精神使宋代文士积极用世，而道家的清静无为

和佛教自觉解脱的主张，又使他们能超然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在他们看来，个体生命的意义，既可通过社会事功来实现，也可在内心的适意自足中去求得，二者不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兴趣广泛且饱学多能的宋代文士，就有了比前代文人更多的转移和释放外界压力和内心苦闷的方法。他们在热衷政治和享受生活的双重追求中轻松行世，体现出恪守封建政教、注重修身养性与放纵情欲本能、享受日常生活的雅俗矛盾二重性，整个社会遂形成了重实际、重致用以及世俗娱乐化的思想倾向。

同时，作为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主体构成在宋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寒门庶族士子构成了宋代权力核心的主体成分，官僚、文士与学者三位一体成为他们的总体特征。②这一具有平民文化与淑世精神的新的宋代士大夫群体即时代的文化主体，使宋代士人心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既亲和认同又疏离悖反的矛盾互补现象，最终影响并塑造着宋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和文学思想。一方面他们仍深受传儒家正统思想的浸润，努力恪守封建政教规定的伦理道德，文道合一成为文学家的共同要求，对品行、节操、人格极为推重。再加上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宋代士大夫的极度学者化，宋代美学思想日益追求雅致。而在崇文重教国策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诱导下，文士们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新变，娱乐享受成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觉追求，不同程度上显露出从流媚俗的情趣，与传统美学相对立的俗化倾向应时而生。

较前代而言，宋代士人的心态呈现一种对立互补的二元化格局。他们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却在

世俗生活中历练，在自身拥有强烈的崇雅思想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媚俗倾向，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与传统诗教的矛盾现象。宋代士人在文化人格上都尚雅忌俗，而在文学艺术上却多主张“以俗为雅”或雅俗兼融，如苏轼说“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①。但作诗却说：“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②黄庭坚等人皆继承了此种思想③。就一般文人来言，其思想言论及其潜意识与其创作实践之间已形成矛盾甚至逆反现象，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陆游等发表过诸多维护传统诗教传统的言论，而在他们身后却仍然留下了大量的世俗之作。这种在文化人格上的尚雅忌俗和文学艺术上的以俗为雅，体现了雅正意识与世俗审美之间的冲突，是文化雅俗观与艺术雅俗观在作家头脑中碰撞的反映。宋代作者在艺术审美上对俗的吸纳，表明通俗文学的审美趣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传统思想文化。

教育与刻版印刷的普及给宋代市民阶层创造了更多学习甚至创造文化的机会和能力，不断扩大文化消费群体，促进了大众俗文化的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与雅文化的美学精神迥异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文士阶层与生俱来的雅俗二面性，以及与市井俗民的交流，更使得精英高雅文化与大众世俗文化日益融合。于是，适应文学创作与文化消费的需要，在士人的介入下，世俗文艺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或者说雅化，以符合传统文化的要求。同时市民阶层的模仿与创新，又使传统文艺得到不同程度的俗化，从而迎合士人的享乐情趣和大众的消费心理。

宋代文化“即呈现精英文化向通俗文化靠拢，通俗文化向精英文化渗透的大趋势”④，表现出强烈的雅俗文化的交融，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与生活理想在艺术审美领域中产生了新变与转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而农耕文化土壤之上的经济发展、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复杂成分等方面，则构造了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⑤。这种精神的自省与自足和物质的消费与愉悦，往往会使得宋代的美学思想与实际观念产生某些差异或者矛盾，但此种差异和矛盾又可以通过内修的途径进行调和。所以，宋人既多媚俗从俗的欲望与行为，又有平衡、协调雅俗的理智和能力，于是内敛的心态、高深的修养、富足的精神与丰厚的待遇、自由的生活、世俗的享受相结合，使雅致和世俗成为宋代文士审美意趣

与生活情趣对立统一的两个基本点，二者虽于外在形态上表现为冲突，但实际上是和谐共存的，这样就造就了宋代文人独特的心态。

二、诗俗与词雅的转变成因

唐诗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最辉煌的时刻，宋人必须积极创新，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从宋初的模仿到后来的独辟蹊径，宋人走的是一条往纵深开掘的道路，最为成功或最有特色的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吸纳和展示。从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从黄庭坚、杨万里到四灵和江湖诗派，宋诗的选材角度日益生活化，精神呈现日益平民化，方法表达日益浅显化，品格追求日益平淡化，情趣展示日益世俗化。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的高雅与凡俗。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进而雅俗相融，宋诗堪为代表。

真正的宋诗面目在欧阳修、苏轼等人手中基本成型，之后黄庭坚便开始了对诗歌的俗化，陆游在诗中更多的是用明朗晓畅的语言，甚至浅近滑易的语言去表现对日常生活的热爱，身为理学家的杨万里也大量采用浅近明白，近于口语的语言来显示大自然的灵性与谐趣，范成大更是以自然清新的农家语成就了一代伟大的田园诗人，而南宋后期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的作品则更加的世俗化，无论是表现情调的亲切凡俗，还是浅易率真的艺术风格，都更能显示出世俗的气象和情调，可以说是宋代诗歌俗化的代表人物。宋诗中“以俗为雅”的命题，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使诗歌更加贴近现实日常生活。可以说，俗化倾向成为宋代诗歌发展的主导方向。

在宋代这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兴起和繁荣的词体文学，则更是充当了雅俗两大文化传统结合的媒介，宋型文化那种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雅俗两种文艺价值观的交流和融合的最基本特质，正是在词体文学上表现得最为直接。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当筵填词演唱。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语言明白浅露，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作，多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社应酬的结果，他们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多

①苏轼：《于潜僧绿筠轩》。②苏轼：《题柳子厚诗》。③黄庭坚《书缯卷后》：“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

也。”又《再次杨明叔韵·

引》：“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④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⑤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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