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文化的俗与雅到现代文化的俗与雅

从宋代文化的俗与雅到现代文化的俗与雅晚唐以降，尤其是入宋以后，江南文化领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逐渐摆脱“唯我独尊”的精英观念，开始走向普通大众，呈现出由“雅”到“俗”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话本小说、戏文、通俗诗词等文学式样的日趋流行。

二是原本局限于下层社会的民间文化逐渐突破等级观念的限制，开始跻身主流文化行列，呈现出由“俗”到“雅”的转变，其突出表现是说唱、歌舞、戏剧之类艺术的空前活跃。

推动这两种文化转变的便是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和不断成长的市民意识，市民文化也由此兴起。

因此，市民文化既源于士人雅文化和民间俗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雅、俗对立的二元结构，属于雅、俗共体的新型文化形态。

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

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

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

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

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巨大的数量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

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

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

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

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

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

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

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

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

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

这是一。

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

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

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

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

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

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

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中国宋朝延续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民间绘画、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构成宋代绘画丰富多采的面貌。

绘画的繁荣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空前未有的繁荣。

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由于物产丰盛的江、浙、湖、广地区都在其境内，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都得到继续发展并超过北方。

北宋的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的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等城市商业繁盛，除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的需求量明显增长，绘画的服务对象也有所扩大，为绘画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

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

一批技艺精湛的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及临安都有纸画行业。

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5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

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

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

北宋时，汴京善画“照盆孩儿”的画家刘宗道，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一次售出，以防别人仿制；专画楼阁建筑的赵楼台；画婴儿的杜孩儿,也在汴京享有盛名。

吴兴籍军人燕文贵常到汴京州桥一带卖画。

山西绛州杨威，善画村田乐,每有汴京贩画商人买画,他即嘱其如到画院门前去卖，可得高价。

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赵城藏》等，可见其绘刻之精美程度。

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

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

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

特别是徽宗赵佶,本人在绘画上具有较高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

画院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但又受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族美术的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

画院集中了社会上的优秀画家，体现了当时较高的水平，创作出如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西湖争标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形成巨大的艺术潮流。

当时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

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在题材选择、形象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

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渐次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能自觉地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中，极大地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

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扬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成为后世文人画家追随学习的典范。

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

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影响到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

在绘画高度繁荣的基础上，绘画理论著述也大量问世。

画史、画论、绘画赏鉴及收藏著录等著作大量流传，如《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画史》、《林泉高致》等，成为今日研究古代绘画的重要文献依据。

绘画的发展阶段大致有4个阶段：①宋初100余年间,大体遵循五代绘画传统。

北宋开国后,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宫廷画院先后集中了来自西蜀的黄居□、黄惟亮、夏侯延□、赵元长、高文进等，南唐的董羽、厉昭庆、蔡润、徐崇嗣等及中原一带的王霭、赵光辅、高益等画家。

院体花鸟画以黄家富贵体为规范，道释画中以吴家样影响最大，山水画以院外画家成就最高。

此外,李成善画寒林平远,范宽善画崇山峻岭，许道宁善画平远、野水、林木，他们3人皆先后在不同方面，发展和丰富了荆浩、关仝的北方画派。

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画派在此时期则影响不大。

当时画院内外以山水画知名的还有燕文贵、翟院深、高克明、李宗成、屈鼎等，擅长宗教壁画的有王□、高文进、武宗元等，花鸟画则有赵昌、易元吉、王友等。

这些画家的创作实践，酝酿着北宋绘画风貌的新变化。

②熙宁和元丰之际，出现了以李公麟为代表的鞍马人物画，以郭熙为代表的山水画，以崔白为代表的花鸟画。

他们在内容及艺术上都展示出崭新的风貌，都具有精湛的技巧和深厚的修养。

李公麟以单纯朴素的白描形式，精确地表现了不同阶层、民族、地域人物的特征，特别是在刻画士大夫生活形象和情趣上，获得极大成功。

崔白和郭熙都可以不经起稿而放手作画。

崔白描绘季节气候变化中禽鸟的情态，善于表现败荷凫雁的荒情野趣，突破了宋初以来画院内黄氏体制的规范，取得了更为自然生动的效果。

郭熙通过景色季节及气候的描绘，表现了山水林泉的幽情美趣，把李成以来的北方山水画派推向更高水平。

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绘画潮流，也于此时形成。

驸马都尉王诜筑宝绘堂收藏法书名画,并于府第西园中聚集诗人画家赋诗作画,皇族赵令穰善作清丽富有诗意的小景山水，以及米芾这一时期已开展的书画活动，都显示出这一阶层艺术活动的活跃。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父子《林泉高致》及苏轼等人的论画诗文显示了此一时期绘画理论的新成就。

③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最为繁荣的时期。

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

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善画百马、百雁的马贲，开南宋山水画新风的李唐，善画风俗界画的张择端，富有才华的青年山水画家王希孟，善画花鸟翎毛的韩若拙、孟应之、薛志，以画婴儿货郎著称的苏汉臣，为徽宗代笔供御画的刘益、富燮等人，都以画艺精湛、笔墨不凡而著称。

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反映了当时宫廷收藏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