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进步性与局限性)

评价《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进步性与局限性）

《天朝田亩制度》：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此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进步性——它实质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中中“均田”等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具有进步意义。

局限性——但它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她所描绘的理想天国，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性。，

《资政新篇》：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

进步性——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

局限性——但它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的对立和统一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都是太平天国颁布的政治纲领；都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都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没有能够实行。从根本上看，前者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后者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都不能真正实行。

首先，《天朝田亩制度》是以实行平均分配土地为核心，涉及有关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所以，它具有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天朝田亩制度》所体现的是一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平均主义。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其理想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小生产决定了他们的觉悟是自私的，而平均主义可以满足他们的土地愿望。但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分配办法又超过了他们的觉悟，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这一制度又有极大的局限性，背离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其次，《资政新篇》是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它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互利，与西方先进国家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的发

展方向，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但由于当时中国还不具备实现这一政纲的社会条件，这一主张没能得到实践。

再次，《资政新篇》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平均主义，比起《天朝田亩制度》是巨大的进步。二者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主张是相互矛盾的，根本不可能同时推行，以往认为二者之间有着“脉络相承”、“相互补充”关系的观点，应该子以否定。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具有不同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空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的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教训。第五，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他和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有着它的演变过程、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利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它是落后的、倒退的和反动的。但是，在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产对农民的桎梏中，它不仅是一面鲜明的旗帜，而且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因为它起着推动生产力发展，解放生产力的历史作用。

：《资政新篇》得到洪秀全的赞同。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但它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它的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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