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农谷核心区屈家岭(超全版)

走进中国农谷核心区屈家岭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工委宣传部一、农耕篇1、屈家岭遗址的发现和命名1954年冬，五三农场为了治理水患，开始了石龙水库的建设。

当石龙干渠修至屈家岭队西古柏树附近时，挖出了大量红烧土、陶器和石器。

1955年2月，由湖北省石龙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试掘，发现遗址的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新的文化系统。

1956年6月至1957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共挖探方197个，发掘面积858平方米。

这次发掘材料经整理后发表了屈家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因发现的文化遗存与其它文化相比具备特有的文化特征，属于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它命名为“屈家岭文化”。

1989年7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博物馆联合，在该遗址的北部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87.5平方米，这次发掘新发现了屈家岭遗址早期文化。

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与江汉平原的交接地带，北倚连绵起伏的太子山，西南是地势平坦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

核心遗址是海拔40-50米的或聚或散的小丘陵，东面是古老的青木档河，西面是其支流青木河，两条河流自遗址北部从东、西两面环绕而南，总面积约60公顷。

核心遗址附近还有许多小型遗址，它们共同组成庞大的屈家岭遗址群。

2、屈家岭遗址的历史年代根据三次考古发掘的资料，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距今5900年--5500年前后，此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屈家岭遗址的先民开始在此世代长期定居，是当时“母系家庭”的定居遗址。

陶器主要是夹炭红陶，其次是泥质黑陶和灰陶。

早期：距今5500--5000年前后，从这时期墓葬出土情况看，遗址上的先民处于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母系家庭”已开始分化瓦解为若干个不同的“父系家庭”。

陶器制作最突出的是黑陶逐渐占主导地位，灰陶增多，红陶减少。

晚期：距今5000--4600年前后，从第二次发掘的晚期遗存看，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此时期为“典型屈家岭文化”时期。

这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居首，泥质黑陶次之，石器以石镰最多，还有一部分小型锛、斧类工具。

这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入发达期，代表了同时期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

3、屈家岭遗址先民的族属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三苗是距今约5000年前后生活在以江汉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远古部落，三苗又称“有苗”、“南蛮”等，所以三苗集团又称“苗蛮集团”，夏商时期被称为“荆”、“荆蛮”、“荆楚”的，都是三苗的遗部。

屈家岭遗址地区古属荆地，春秋入楚，至秦汉归荆襄。

从时代和地域上考证，屈家岭遗址地区的先民属于三苗的氏族部落，而且此遗址可能是三苗氏的中心聚落地。

另据文献记载，古史传说中的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其出生和主要活动在汉水中游，因此，屈家岭遗址地区的先民应与神农氏有着密切的关联。

4、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屈家岭文化是一种分布范围很广的考古学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诸部落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活跃在东起大别山南麓，西至三峡地区，北到河南西南部，南抵湖南北部辽阔大地上。

这个部落集团以种植水稻为主，兼营渔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推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发展的主体。

5、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屈家岭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是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史前稻作遗存。

1956年第二次发掘时,仅发掘800余平方米，新发现面积约500平方米、体积约200立方米的烧土遗迹含有大量稻作遗存。

经武汉大学生物系化验测定，这些谷粒属于粳稻，与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种相近。

屈家岭文化时期，粮食有了剩余。

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小陶杯，其数量比例远远超过任何一种陶器，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小陶杯是一种酒器，如果没有多余的粮食，普遍酿酒是不可能的。

在屈家岭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大量家猪的牙齿，这也说明当时饲养业较发达，粮食确已有剩余。

考古发掘表明，屈家岭遗址地区当时已普遍种植水稻，这里是长江中游水稻的起源地。

6、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出现专门的陶工，这些陶工们一辈子都在创作、制陶、烧陶，并创造了神秘的陶器文化。

屈家岭文化制陶工艺的最大成就是快轮普遍使用。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轮盘(陶车)快速旋转所产生的惯性力，将置于轮盘中央的泥料提拉成所需形状的坯体。

用这种方法成型，在陶器的内底和器壁上往往残留螺旋式的拉坯指印，在底外留有用绳子切割形成的偏心涡纹。

屈家岭文化的陶器一般以灰色为主，黑色其次，红色是第三位。

屈家岭文化的灰陶大多数是浅灰色，颜色比较纯正一致，说明当时的窑工能准确控制窑温和窑焰的变化。

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蛋壳彩陶杯（碗）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

7、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纺织手工业纺织的出现是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屈家岭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陶制纺轮，其中以彩陶纺轮最具特色，这证明当时的屈家岭已经出现了相对成熟的纺织技术。

当时人们用于纺织的原料是麻，将撕开后的麻纤维系在捻杆上，用手指捻动捻杆带动纺轮旋转，因纺轮自身的重量、手指给予它的旋转力量，使其可以连续地旋转一定的时间，从而将麻纤维纺成纱。

屈家岭遗址纺轮的数量很多，且大小不一。

纺轮的重量、体积的大小，是纺纱精细与否的关键，是出于实践中纺织操作技术的需要，也是纺织技术进步的表现。

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也表明当时社会分工已是“男耕女织”。

8、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建筑技术屈家岭遗址中的房屋遗迹，居住面为大量掺和有稻壳和茎秆等物的红烧土构成。

其构建方法是，先于表面垫土筑基，然后挖槽起木骨泥墙，居住面抹泥后，经过烧制而成。

房顶为两面坡形式，以草木搭建，房屋形态有单间、双间和多间之分。

红烧土在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中，的确是无可替代的精致的建筑材料之一。

它既能用于垫层、散水的铺设，又可以用于墙基、墙体之中，从而使墙体更加坚固，且兼具防水、防潮功能。

这是先民面对温和、湿润的环境长期斗争、久经思索的结果，是一种适应地域和气候的建筑技术。

9、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精神文化一是原始宗教活动。

在屈家岭文化遗存中，发现许多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如一种奇特的筒管形陶器（也称陶祖），无论是从形态特征上分析，还是从连接配套的方法上考察，都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它们应是原始宗教活动的遗物。

又如发现的一些完整的猪骨架和狗骨架，它们显然都是因建筑奠基或者祭祀时而被埋入的。

二是装饰文化。

装饰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屈家岭文化遗存中发现的装饰品，有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分为璜、环、镯、坠、珠等，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也是喜爱装饰的，并且有很好的成就。

三是彩绘艺术。

在彩绘方面，最普遍的是用红褐、黑、灰和橙黄等色作为彩绘花纹的色调。

在纹饰结构方面，如彩陶纺轮已采用了四分的对称式和三分的平分式，并应用同心圆、辐射线等作为图案的结构形式。

当时的彩绘已按不同器物加以变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10、屈家岭遗址的价值和地位屈家岭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丰富，是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的代表性遗址。

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长江文明起源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屈家岭文化的起源，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对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是在研究聚落形态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屈家岭遗址群中心聚落与周边聚落的关系及中心聚落内部的分化等，对研究当时原始聚落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三是在研究农业生产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在屈家岭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为研究稻谷的起源，研究当时稻作农业生产水平，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是在研究制陶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屈家岭文化时期，快轮制陶已得到普及，这是手工业领域的一次重要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五是在研究纺织手工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彩陶纺轮大量的出现，不仅是原始文化艺术的反映，而且也是纺织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屈家岭遗址对于研究我国原始人类聚落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列为全国100家大遗址。

二、农垦篇11、五三农场的创建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入革命建设新时期，党中央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医治多年战争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创伤，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巩固革命成果。

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经济基础和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经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全国各地兴办一批国营农场，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东北三江流域国营农场、滇南海南国营胶场等，集中国家力量开垦荒地，建设一批商品粮基地和工业原料基地，为国家提供粮食和副食品，为工业提供原料,解决当时存在的粮食严重不足和工业原料短缺问题，同时探索农业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

五三农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创建的。

12、五三农场的创建过程1952年8月，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派周季方同志（1932年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和中原突围，建国初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为五三农场第一任场长，后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到京山、钟祥、天门、荆门、潜江交界的荒原创办国营农场。

9月，周季方一行在沙洋一带探荒，路经京山杨家丰，从高湖地区钻进芦苇丛中，行走了一里多路，看到一望无边的荒原，沼泽里长满了芦苇，旱地上长满了白茅草，泥土是沙壤土，适合种庄稼。

他们发现在方圆百里内，东面和北面是大片的丘陵和山地，南面和西面是大片的平原荒地，适宜大规模开垦建设农场，于是向省委汇报。

省委决定在此创办国营农场。

1952年11月7日，周季方一行6人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从汉口出发，第二天才在荒原中心下洋港落脚。

这片荒原野兽成群，血吸虫泛滥，许多当地群众都染上了血吸虫和血丝虫病，到处都是“大肚子”和“粗腿子”，还有解放初期未剿尽的土匪时常出没。

刚进入荒原，没有测绘的资料和地图，探荒队伍就地目测，绘出草图，详细记载荒原、丘陵、山区。

12月，为帮助农场解决困难，李先念同志安排把襄阳和大冶一部分职工连同农机具调给农场，把当时参加荆江分洪和汉宜公路建设的500余名宜昌工人调给农场，还将武汉市内300多名失业工人调给农场，一支千余人的开荒队伍组建了起来，这就是五三农场最早的开拓者。

1953年2月，春节刚过，李先念来五三农场视察。

20日，李先念同志在司马河边潘家台西北（现何集办事处马档桥西南）的荒原上挥锹开荒，举行了农场奠基礼。

随后，省里派勘测队来测绘地图，进行总体规划。

勘测队分派两路人马，用马匹驮着行李、干粮，对荒原、丘陵、山区进行实地观测绘图，历时近一个月，把荒原和山丘分成了长滩埠、何集、高湖、坡子湾、蒋家湖等几个居民点，也就是后来的生产队、作业区、分场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