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理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宋代理学对文学的影响

内容提要：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作为宋代哲学的主要理论成果，它无论对宋代的思想文化还是宋代之后的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上，本文重点讨论理学对文学的这种影响。

关键字：理学文学理性影响

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陈寅恪○1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杰出代表的宋代文学在这一阶段更是创造了极高的成就，不仅有代表赵宋一朝风尚的达到极高艺术成就的宋词，还有因风格迥异于唐代诗歌而引人注目的宋诗以及经古文运动革新后的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宋代古文。而作为宋代哲学的主流的理学对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理学是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所以被称为理学。宋代理学是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兼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学。作为宋代主要的理论成果，宋代理学对宋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上。

宋代理学从周敦颐到程颢、程颐再到朱熹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家们主张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他们用一种淡化自我、淡化情感的观点看待文学，他们认为文学是用来反映客观的“理”的，它不应该包含任何的主观情思。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在这里，他把道与文学看成是本位与表象的关系，文学是为了说明道理的；北宋的哲学家邵雍提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主张摒弃一切主观的私念喜好，以单纯的理关照客观事物。邵雍在理与情的关系上是以理代情，在理与文的关系上则是主张理本文末。程颢、程颐提倡的是“吟咏性情，涵畅道理”，他们认为，理应该融入到个体的德行中，文学是为了提升个人的内涵修养，抒发内心的“道”，简言之，他们认为文心应该服从与道心。可见，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是以理为本。另外，理学作为纯理论性的学说，它是不能用科学论证去探索的，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思考，所以，它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社会全体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抽象思辨水平，无论是理学家对理的推崇还是理学本身所要求的理性思考都使宋代文学创造中的理性思维和冷静客观的态度较前代大大加强。如果说宋代以前的文学是以情为主，那么宋代的文学就是以理为主的。这种变化在宋代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说的那样“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传。”

如：欧阳修在《暮春有感》中写道：

幽忧无以销，春日静愈长。薰风入花骨，花枝午低昂。

往来采花蜂，清蜜未满房。春事已烂漫，落英渐飘扬。

蛱蝶无所为，飞飞助其忙。啼鸟亦屡变，新音巧调篁。

游丝最无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万物感春阳。

我独不知春，久病卧空堂。时节去莫挽，浩歌自成伤。

在这首诗中，诗人惜春光、伤老病，但是诗人的心态和表现方式却与前代大不相同。前代是伤春诗歌多是以抒情为主，在诗歌的抒情中排解无限的悲哀与无奈。如：早在《诗经》中就有“春日迟迟，我心伤悲”的句子，唐代诗人白居易《送春》中也有“惆怅问春风，明朝应不住”“今日送春心，心如别亲故”的诗句，在这些诗句中，诗人面对即将逝去的春光，联想到人生短暂，生命易逝，随即产生无限的悲哀和惆怅。而在宋人看来，事物都是有其客观规律的，人生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大多能理性的面对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欧阳修的这首

诗正是这样，诗歌虽然以幽忧难销开头，然后又久病自伤，表现了季节变化与生命短暂相联系的传统主题，但是诗人却并不是在抒情中一味发泄那种浓重的忧愁和感伤，而是用大量的景物描写来表现诗人对“春日静且长”的观察和思索，真正是“万物感春阳”呀！而诗歌的最后“时节去莫挽，浩歌自成伤”，时节总会离去的，所以不用去挽留，“浩歌”只不过是自己给自己增添烦恼罢了，表明了诗人一反前代诗人的浩歌自伤，面对时令转换这一自然现象的客观冷静的思考。这种哲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观物态度，在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诗歌体现得更为明显。

如：朱熹《观书有感》诗中写道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首诗以形象说明道理，通过方塘的清澈是“源头活水”的注入的比喻阐述了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一个人的心能洞明世事，映照万物，使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变化百态无不及，就要靠每天的学习。而这种哲理诗在宋以前认为诗歌只宜抒情不宜说理的时代是很少见的。

宋诗中的客观冷静的创作风格在悲情题材中也能够表现出来。

如：欧阳修《白发丧女师作》

吾年未四十，三断哭子肠。子割病莫忍，屡痛谁能当。

割肠痛连心，心碎骨亦伤。出我心骨血，洒为清泪行。

泪多血已竭，毛肤冷无光。自然须与鬓，未老先苍苍。

这首诗写了中年丧子的无限哀痛，但是其表现方法确实奇特的，“悲痛断肠，由肠而心，由心而骨，由骨而血，由血而泪，由泪而毛肤，由毛肤而须鬓，由极里至于极表，通体透析，循序不紊，并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冷静的思考简直不像是当事人的所为，表现出诗人在极为悲痛的情况下的极为理性的态度。这与唐代诗歌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样是写丧子之痛，“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接下来，在一片呜咽声中，诗人有联想到“失业徒”“远戍卒”的凄惨遭遇，最终只能“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这是多么强烈的悲哀情绪的书法呀！

宋人的理性思维不仅体现在宋代诗歌中，在古文中也有所体现。这些古文大都看似写实景，实则是抒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人生的思考。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前文大段描写“岳阳楼之大观”和八百里洞庭胜景，而这大段的描写实际上都是为了抒发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和政治抱负。而苏轼的《石钟山记》也在记游之后抒发自己的思考“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强调了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文中的记游只不过是为最后的说理服务的。另外，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欧阳修的《秋声赋》也都体现出了这种说理风格。可见，宋代的古文充满着理性思考和哲理意味。

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在宋代主要是积极的，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日益衰落，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畸变。

在元代，理学影响文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元代的文学思想家们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展开了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主“理”本者认为“文”的本体是“理”，主“气”本者认为“文”的本体是“气”。而“本心论”者则认为文学归根结底是生自我心。在元代关于文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中，气本论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心本论也有一定的影响，本心论者反对文学中的功利主义，提倡创新，这使得元代文学理论界很富于叛逆和开放精神。另外，元代其他性情论者的理论也各有其价值。在明清的理学影响文学，主要体现在八股文。八股文虽然是在理学的名牌之下，但它将理学僵硬化了。文人不再被允许有过多的自己的思考，而更多的是“替圣人立言”，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