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学界一朵永不凋谢的百合——陈翠贞教授

儿科学界一朵永不凋谢的百合———陈翠贞教授

金色暮霭中,一位娇小的女子与他的丈夫相邻端坐在自家茅屋前,安静地阅读着各自手中的医书。在抗战硝烟弥漫的日子里,这幕温馨日日在山城重庆的一角重复着,画面中的女子就是陈翠贞。她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儿科事业,这位儿科学的一代宗师永远都在学习:学着在科学中求美、在教学中求实,在医学中求真。

她能够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像孩子一样思考,像孩子一样对生活充满着好奇,并由这份好奇引领寻找新的目标。但是,寻找的过程不是漫无目的的幻想,而是千辛万苦地观察,脚踏实地。

在陈翠贞领衔筹备发行,并担任首任主编的《中华儿科杂志》创刊号上,她写道:“儿科医师素以预防与治疗并重,甚或预防重于医治。”这句话既是陈翠贞学习、观察、实践的经验,更是一代代儿科医师不能遗忘也不该遗忘的责任。

她的一生犹如百合,芳香袭人。

苦心求学成儿科名家

上海的枫林路上有一所53岁(到2005年)的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这栋建筑的外墙“皱纹”已现,但它却是陈翠贞和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心血结晶。如今,这里正为全国病孩传播健康的“福音”。

传播福音,这个词对陈翠贞并不陌生。1898年的隆冬,她出生在北平一个清贫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一位“传播福音”的基督教牧师。他对陈翠贞及其7个弟妹教育甚严,要他们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并拥有“舍己为人”的品德。陈翠贞自幼聪慧、刻苦勤奋,自小学至医学院毕业,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6年,她更是以优异成绩获得公费留美的奖学金,这是当时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在清华大学首次设立的奖学金。陈翠贞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求学于美国俄亥俄维斯理安大学,1920年她再次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并被约翰霍布金医学院录取,1924年成为医学博士。这所著名的学府被陈翠贞突出优异的成绩所触动,授予她学院金钥匙,使之成为学校荣誉学术团体成员。这一殊荣获得者寥寥,可这位声音轻柔的中国姑娘却令人惊讶。

陈翠贞求学之

期,恰逢国家动荡之

时。陈翠贞不愿意再

独自享受美国安逸的

生活,毅然回家,回到

灾难深重的祖国,为

处于军阀混战中的国

民奉献自己所学的知

识。陈翠贞在北京协

和医学院从儿科住院

医师做起,以勤奋的

工作态度、负责的职

业精神、超群的业务能力,逐步成长为助教、讲师。她书写的病例,无论在内容、语句、整洁等各方面均堪称典范,直至1960年,中国医科大学外语教研组还将这些病例选为学生外语学习的补充材料。

1927年她与外科医生沈克非缔结了良缘,2年后她跟随丈夫离开了北平。但北平始终在她的心里,直到最后,陈翠贞始终讲一口标准的北平话。1929年,陈翠贞随夫来到芜湖弋矶山医院及南京中央医院任儿科主治医师,一年后任南京卫生局特约儿科医师及南京中央大学医师。1937年“8・13”事变后,她立即和丈夫投入抗日战争救护工作,1938年随中央大学医学院迁至成都,成为儿科副教授。1941年,她晋升为重庆国立上海医学院任儿科学教授兼附属医院儿科主任。抗战胜利后医学院迁至上海,她兼任附属中山医院儿科主任。在最动荡年代里,陈翠贞抱定宗旨,将培养医学人才为己任,孜孜不倦地钻研业务,对教书匠的清苦生活甘之如饴。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将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一切变得积极向上。陈翠贞深受感动,她为祖国的新生欢欣鼓舞,工作热情极为高涨。1957年她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亲自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格外兴奋,随后积极投入各项政治和社会活动,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女联合会招待委员等职。

白手起家筑爱心医院

陈翠贞的夺目光芒真正得以发挥、大展宏图,是

・儿科名家

・

从1952年国家将上海医学院3所附属医院儿科合并成立儿科医院开始。陈翠贞领命成为首任院长,她倍感肩头责任之重。

白手起家的困难难以想象。建院之初,医院人员来自红十字会、中山医院和西门妇孺医院,力量薄弱,操作制度和工作常规均不一致。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缺乏行政工作经验的陈翠贞困难重重,可她的心中总是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如同学生时代考试必考第一一样,这种精神鼓舞着同仁,全院终于形成合力。一年内,儿科医院的业务从30个床位迅速增加至120个床位。此时,卫生部决定新建儿科医院院址,陈翠贞欢欣雀跃。从选址、设计都亲历亲为,不仅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还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医院新缝制的被服无处存放,陈翠贞就腾出自家住房。1954年迁入新址后,儿科医院的床位扩张至250张,日门诊量从200人次增至800人次,临床科室也从单纯的儿内科扩大到具有儿外、传染、中医、口腔等科室,具有医、教、研能力的综合性、正规化儿科医院。

这家医院成为了陈翠贞的家。无论是医生,还是门卫,只要是医院工作人员的家庭有红白喜事,百忙之中的陈翠贞都力争出席。对医院的病孩她更是视同己出。她坚持查病房,看门诊,参加会诊,连星期日也经常来医院探望孩子们。寒冬腊月,当她要接触病孩前,总是拿一个热水袋将冰冷的听诊器和双手捂热,才去触碰孩子的皮肤。当病孩沉睡时,她从不为了检查或诊断而把孩子弄醒,总是慢慢等待,等待孩子们睡醒后才开始诊断。陈翠贞说:“病中的孩子睡眠最重要,不能因为医生的需要而打扰了他们。”

为孩子们治病,陈翠贞总是先详细了解孩子家庭的经济情况,她开出的每张药方都是从病人利益出发,对困难的家庭尽量选择适合的药物,以免因病致贫。她也用这一原则要求医院的所有医生,如果有可能,她总是检查下级医生开出的药方,寓医德教育于日常的诊疗之中。

在开展医学治疗的同时,陈翠贞委派医生脱产普及妇幼保健知识,到托儿所、幼儿园培训、指导。1954年她亲自领导建立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带队到里委了解情况,制定各种儿保工作规范,建立了国内较早的儿童保健实践和教学基地。

循循善诱育儿科新人

1955年,卫生部决定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建立儿科系,陈翠贞肩上又多了一付担子。这是国内第一个儿科系,无经验可循,教授人数匮乏,教本讲义要现编现用。她大胆启用中青年教师担任各教研组负责人,给予重点进修培养,并征求全国各地儿科专家们意见。另一方面,她领着同志们苦学俄语,学习苏联建立儿科系经验。半百之年,陈翠贞坚持每天半小时听取俄文广播自学,4年后,她成绩斐然,竟然能带讲师、助教翻译小儿传染病教本。至今,她家人还从她的藏书中找出几大本厚厚的俄文自学笔记。

在短时间内,儿科系就奠定了基础,开展教学活动,在1958年、1959年和1960年连续毕业3届学生,输送全国各地。这些学生多成为儿科学界栋梁。

儿科系正从无到有,卫生部又布置刻不容缓的任务,支援重庆医学院建立儿科医院,即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陈翠贞毫不犹豫地将上海儿科医院的三分之一业务和行政骨干送往重庆,那段时间,她上海、重庆两头跑。虽然辛苦,但陈翠贞知道全国一盘棋的重要,中国儿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她最大的梦想。良好的基础使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成为我国西南地区儿科学专科人才的摇篮。

陈翠贞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感染着子弟。她不仅精通英语、俄文,而且粗通德法二文。在她从医数十年中,经常翻阅国内外有关论著和资料,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从未缺席儿科中医讲座,作出了中药治疗儿童肠道寄生虫病的经验介绍。她的教学更是以生动、实例见长,诱发同学独立思考。她主张主任查房护士长也要陪同,因为护理人员不仅能够提供许多宝贵的患儿情况供医生参考,而且也能了解熟悉医生诊治要求,共同提高医护质量。她从不高声训斥,却不失威严。

1958年4月,当陈翠贞的子弟刚刚为她庆贺完60大寿,肺癌病魔不期而至,残忍地夺走了她的生命。在最后病魔肆虐的日子里,外柔内刚的性格再次帮助她完成最后的心愿———主编完成《小儿传染病学》。临终之时,她仍然惦记着刚刚初建的重庆医学院儿科系工作,嘱托家人将自己多年的儿科藏书赠送学校,她希望将来的医务人员要热爱祖国的花朵,要热爱社会主义事业。

陈翠贞,这位娇小却不平凡的女子如同百合花一般纯洁高贵,永不凋谢。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档案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