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之女性形象分析

《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之女性形象分析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09050124 王丽菲指导教师：雷振华摘要：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斗争从未间断，无论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新时期对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探讨，都不断演绎和阐释了真正的女性追求与价值。

本文以《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为题材，论述了20世纪以来女性意识觉醒与回归的进程。

关键字：女性意识；独立；觉醒目录引言 (1)1.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1)1.1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 (2)1.2变不了“家庭主妇的角色” (3)2.女性意识的复苏和深化 (5)2.1肯定女性的自身价值 (5)2.2自我救赎的“诺亚方舟” (6)3.女性性别意识的膨胀 (8)3.1逃离男权世界 (8)3.2虚拟私人化的空间 (9)结语 (11)引言虽然女性对爱有天生的渴望，但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

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人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

［1］而女性主动对爱情、婚姻的追求更是被主流文学作品所避讳。

中国新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确定，发轫于“五四”时期。

“五四”文学以人的解放为内核，形成了以争取女性独立地位为标志的女性意识传统，并在创作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写作姿态。

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上升，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被消解在战争的硝烟之中。

5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女性意识以及写作中的性别特征被阶级性所抹杀。

“文革”以后，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恢复、发展与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与回归，女性从无差别、男性化的社会中脱颖而出，重新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女性寻求自身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斗争从未间断，无论是“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是新时期对女性自身价值、命运、感觉方式等精神层面的探讨，都不断演绎和阐释了真正的女性追求与价值。

本文以《伤逝》、《方舟》、《私人生活》为题材，论述了20世纪以来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回归的进程。

1.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这次文学革命的重要实绩之一，就是“人”的发现，尤其是“女人”的发现。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们在受到“自由、平等、独立”等民主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在探讨人的自由及价值个体重要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女性更悲惨的社会地位。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为中国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举起了第一面旗帜。

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女性》，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和《伤逝》等等。

妇女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批女性创作者在“人”的发现的浪潮中认识了自我，发现了女性，以高昂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女性命运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发出了大时代中女性的心声，打开了“女人无史”之后的“有史”的开端，知识女性结束了被注释、被命名的悲哀历史。

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等登上文学舞台，“五四”女性文学在她们的笔下诞生了。

在这里我们将要详细说说鲁迅的《伤逝》。

提起鲁迅，我们便会想起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

正所谓“文如其人”，他的文风以严峻、阴冷见长。

但《伤逝》是其为数不多、通篇涌动着深深的且细腻的情感的作品。

在《伤逝》中作家通过子君悲剧命运的揭示，探索了妇女解放的道路，表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在追求自身解放和人生价值过程中的艰难，从中可见鲁迅小说对妇女命运的关注。

同时，作品也从妇女解放这一侧面，对生命与人生这一核心主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子君是一个在“五四”新思想启蒙下觉醒的知识女性，她勇敢坚决地反抗封建礼教，大胆热烈地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但在取得了自由恋爱的胜利后，她却在原以为会幸福的家庭中逐渐丧失了理想与追求，在爱情破灭后被逼回封建家庭，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

子君的道路是发人深思的，她的遭遇蕴含着作家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思考。

1.1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风波，启蒙思想更是给青年们以思想洗礼，让他们敢于反叛传统的不合理制度。

子君也正是敢于向封建不合理制度说“不”的人，这一声音在当时是何其响亮。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2］虽然是“五四”落潮后的一段时期，但启蒙思想所包含的自由、平等的精神仍深深影响着社会上的部分人群。

子君的身上就折射出其启迪、引领作用，在当时黑暗的统治环境下呈现出辉煌的曙色。

子君总有那代表着朝气、强大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精神的笑，“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

［3］虽然脸色苍白，但脸上总有笑容在，呈现出饱满的风采。

究其原因，或多或少包含着新思想对于她的影响带给她的新的感受。

子君的人格魅力尤其对涓生的意义更是大：是子君使涓生逃出寂静和空虚，是子君让涓生饱含期待与希望的焦躁等待。

在期待子君的到来时，当“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4］——子君独有的步履声时，他便“骤然生动”！因为涓生与子君相约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谈当时的“敏感话题”和“新思想”，比如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且眼里弥漫着“好奇的光泽”，［5］显而易见她对涓生所讲述的这些内容充满佩服、崇敬与渴望之情，且同时给她的人生带来了“亮色”。

在与涓生的不断交往中，子君更多地接触到了启蒙思想，而且她与涓生的感情也日益笃厚。

当涓生怀着诚心，以谨慎的心态一条腿向子君跪下去的时候，子君便允诺了。

但这答应的背后却交织着子君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她脸色变成清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

［6］传统的封建专制教育告诉子君她没有自我做主的权利，婚姻之事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不能不按着“礼数”来；但眼前的涓生却是她真心爱的人，且在思想上有共鸣。

终于，子君勇敢地选择了与涓生在一起，和她住在这里的胞叔和家里的父亲闹开，坚决而掷地有声地抛出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实在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女性形象！对于社会上的对她和涓生关系的窥探者与嘲弄者，子君同样有着震撼力。

在离开涓生会馆的时候，邻院里总有晃动的脑袋，而子君总是“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他们对子君而言不算什么。

与涓生同居后在路上同行，也常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地眼光，这时候的涓生则“全身有些瑟缩”的感觉，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姿态，依然镇定自若，缓缓前行。

这些流言家不能让子君感到丝毫退却。

一旦选定了与涓生一路同行，她便坚持到底，绝不退缩。

1.2变不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子君义无反顾地从家这个牢笼挣脱出来，但却又掉入她与涓生共同组建的家庭这一新的牢笼里。

在新的只属于他们俩的生活中，子君的工作只是不断地重复着繁琐地家务活，日益麻木、凄凉，只有沉默，不愿意多说话。

除了家务外，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读书和散步”，与涓生间的谈话、议论不再有从前会馆里的“冲突”，两人也就不可能获得和解后“重生一般的乐趣”,于是感情的道路呈现滑坡的趋势。

也许我们会诧异，子君何以变化如此大，与同居前的敢于反叛家庭的那个子君简直判若两人。

其实这还得归因于一直以来深深影响着她的传统封建思想，尤其在子君与涓生同居后在子君的心中起主导作用，压倒了启蒙思想那微弱的光泽对子君的引领作用。

在一个新的生活关系中子君终于忘却了翅子的扇动，以涓生为主围绕着他生活，传统的“出嫁从夫”、“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思想在她脑海中活跃起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某种坚定的信念，于日常俗世中浮生，很容易“虚胖”起来，子君也如此。

她“竟胖了起来”，而且即使承担着劳累的家务活，即使有着饲养小油鸡和阿随的责任，即使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事与官太太暗中较劲，即使为着做饭出神和后来的为阿随愤慨，也终不见“怎样瘦损”。

这形体本身的显著变化可以看成是子君身上“五四”启蒙的光辉开始暗淡从而滑入自身悲剧的一个标志。

此后的她便像下滑线般，慢慢滑入谷底。

子君的生活聚焦点只限于日常的生活碎事，并且为之不辞辛苦，与涓生同居后的她的生活圈子仅限于此。

她日夜操劳，虽然做菜不是她的特长，也倾注着全力，于是两只手也粗糙起来。

做饭、喂阿随、喂油鸡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似乎忘掉了她先前所知道的。

在生活这一层面上，子君完全成为服务于涓生次一级地位上的角色，这也不是涓生所希望的。

多少次，涓生劝子君别那么操劳，子君只是神色有点凄然，不开口，继续着她的操劳。

多少次，涓生的构思被子君的催促吃饭声和不那么幽静打断了，即使涓生露出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毫无感触。

突然的打击——涓生的失业竟给坚决的子君带来显著的变化，她怯弱了，因为涓生是家庭生活的唯一来源，此后的生活便窘迫了，产生了忧虑感。

子君的脸色也是颓唐、凄凉，一次更胜一次。

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在寒冷的冬季里，生计问题也是件大事。

为减轻负担，小油鸡成了肴馔，阿随也放掉了，而子君竟也一蹶不振了，成为吉兆胡同中“冰冷的颜色”。

除此之外，选择迷醉于往事的温习中，每每两眼注视着天空，出神似的凝望，获得昔日的温情，同时也要求涓生给她温存的再现和答案。

小说对妇女命运的关注这一主题使作品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

子君身上不仅体现了“五四”知识女性对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对封建礼教的无畏反叛，也表现了青年女性婚姻生活中的局限。

子君取得恋爱胜利后，在新式家庭中的悲剧命运，让我们看到那一时代反抗封建势力、追求恋爱自由的青年女性，恋爱婚姻并不是女性人生的全部，从而指出妇女真正的解放，不仅在于对束缚女性的种种旧道德旧伦理的反叛，更在于妇女自身思想的解放。

如果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妇女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而子君式的女性所缺乏的正是对自我个人价值的认识与实现。

同一时期的作品中，从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隔绝》中，我们看到露沙们在对封建专制进行激烈反抗的过程中，潜意识仍未摆脱对于男性的依赖，露沙们将自己抛出去成全别人的奉献式的爱情。

而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向男权社会发起了挑战，并在反抗中反省着女性自身的思想，执着地探求女性个体生命的价值，寻求着人生的出路，并把女性命运的抗争与时代、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五四”女作家从女性的视角表达了女性自身对妇女解放的认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作家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求，走过了一条从单纯反对封建父权，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恋爱自由个性解放，逐渐发展到反对整个男权文化、实现女性人生价值的轨迹。

2.女性意识的复苏和深化综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女性长期处于“无史”和“缺席”的位置，她们的价值只能通过传统规定的“既定”角色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