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解读

内生增长理论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发展1986年，Romer向美国经济学会（AEA）年会递交了一篇仅仅七页的论文，与会的经济学家及Romer本人都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对于今后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研究的影响。

事实上，由Romer的论文及其他后继者的工作，开创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即内生增长理论时代。

从经济学家角度来看，尽管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均研究宏观经济问题，但增长理论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因而更关注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及其增长路径的原因，其基础是一个足够简单而符合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而宏观经济学则考察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

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怎样在一些合乎现实情况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是经济增长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形成了今天内生增长理论百花齐放的局面。

新增长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乃至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框架（例如，Kremer （1993）对于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研究）。

另一个原因则是其对于具有经典意义的Solow模型所作出的更合乎现实的修正。

这主要体现在其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

还有一个原因是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所遇到的困境，理性预期的出现，从本质上并没有挽救宏观经济学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是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些远离现实的更复杂的数学模型,例如Sala-I-Martin(2001)指出，新增长理论出现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使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理性预期转移到长期问题，而理性预期对于长期问题事实上没有作出贡献。

本文旨在探讨由Romer及Lucas 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并说明其现代进展。

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理论渊源自经济学产生开始，经济学家就不断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经济增长的途径。

早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如A.Smith、K.Marx、D.Ricardo等，均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探索。

但真正建立了增长理论现代形式[2]的却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学家Harrod与Domar。

Harrod与Domar在Kenyes所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基础上，将其进行动态化，将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现代时期[3]。

Harrod与Domar使用了里昂惕夫性质的生产函数，即F=MIN（K/G，L），并使用I=S均衡条件，得到了长期增长的均衡路径。

但是，由于Harrod与Domar所使用的生产函数的非连续性，导致这种均衡是十分不稳定的，正是Harrod—Domar模型的路径被称为刃锋上的增长的原因。

在1956年，Solow对Harrod—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进行了修正，创立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Solow的贡献在于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技术进步因素，并假设资本与劳动之间可完全替代[4]，这种具有连续性的生产函数使经济学家可以寻找到一种稳定的持续增长路径。

Solow模型的缺陷在于，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Solow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储蓄率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5]，长期增长率由技术进步的速率唯一地决定，因此，依Solow模型的逻辑，所得出的结论是以假定增长来建立增长模型。

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弥补Solow模型的缺陷，Romer（1986）提出了一个具有外溢性知识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Romer假设技术进步是通过投资的外在性来实现的，由于知识的这种中间产品性质，使技术具有了外部性，因而整个经济中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Romer（1990）中，Romer更是通过引入一个显性的研究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来源。

Lucas （1988）则通过引进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Romer及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虽名盛一时，但无论是其思想还是其分析方法，都是沿袭了历史上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

第一，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和方法均来自于Ramsey（1928）所建立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思想，而内生增长理论只不过是把这种思想更加精致化而已。

例如，修正效用函数的形式、修改其约束条件。

第二，内生增长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都来自于对总量生产函数及其假设的修正。

如Romer（1986）引入了投资的外在性，因而使具有递增收益的生产函数具有可能性，并存在竞争性均衡解。

Romer（1987）通过将资本与技术均视为一种中间产品，以中间产品的种数来表示技术的进步，因而巧妙地避开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与规模报酬递增及边际报酬不变自洽的矛盾[6]，而且也避开了因直接处理递增报酬生产函数所带来的一系列麻烦。

Lucas（1988）通过将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引入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人力资本的外在性，解决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需要巨大的人均资本差异方能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水平差异的问题[7]。

第三，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思想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Allyn Young （1928）。

内生增长理论的许多模型只能被视为是对Allyn Young思想的形式化。

在其已成经典的论文中，Allyn Young提出了经济内生演进思想，他认为，不仅分工水平由市场容量决定（这是A.Smith的经典思想），而且，市场容量同样由分工水平决定。

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中可能存在收益递增，收益递增来自于生产迂回方式的加强，初始投入要素与最终消费品之间生产链条的延长。

事实上，Romer（1987）开创性地提出以中间产品种类来表示技术进步，并由此解决了收益递增与平衡增长路径稳定性之间的问题，正是将Young的这种思想加以模型化。

顺便提一句，Young关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关系[8]，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被杨小凯加以扩充，而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

从思想渊源来看，Romer关于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观点还受到K.J.Arrow 的影响。

Arrow假设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由资本积累所决定的，这就是著名的“干中学”的思想。

Arrow认为，技术进步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因此，新投资具有外部性，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而提高生产率，而且其他厂商亦可通过学习而提高其生产率。

这样，虽然从单位厂商来看，生产函数具有不变规模报酬，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

Arrow模型能推论出社会总生产函数具有递增报酬，因此，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若人口增长率为0，则经济增长率亦为0。

正是这个缺陷的存在，使Arrow模型一直未能在经济学家中引起大的反响[9]，一直到Romer对Arrow模型进行扩展，得到知识溢出的增长模型，才使Arrow的开创性工作恢复其应有的意义。

Romer对Arrow模型的扩展体现在：他仍假设知识具有溢出效用，但假设知识是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10]。

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与Romer 的模型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及其外溢效果，并假定存在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个部门的生产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者个人作出决策[11]。

Lucas 的这种思想明显地来自于Uzawa（1965），但Lucas假设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而Uzawa则将人力资本视为一种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的资本。

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Lucas模型中亦可得出竞争均衡解为次优的结论，对于社会来说，个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人力资本的引入还提高了资本的产出弹性，若考虑到人力资本因素，则解释不同的人均产出水平时不再需要过于巨大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因而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对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这些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原有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方面。

如自从Romer(1986)提出外在性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渊源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如Romer(1990)将技术进步视为一种中间产品的扩大化，并且假定这种扩大来源于个体最优化决策。

Young(1991)提出了一个有限的干中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干中学是有限的，因此，增长可能受到发明约束。

Young(1993)针对中间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提出了一个具有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数量同时扩大的内生增长模型。

Oritigueira（2000）将闲暇引入到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于闲暇的引入，效用函数不再是单调的，因而导致了多均衡的存在，增长路径不再稳定。

Basu与Weil(1999)则提出了一个将技术与特定的K/L 比例相联系的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增长由两个方面驱动，一方面是由干中学驱动的（K/L比例特定），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共同驱动（技术进步要求一个改变了的K/L比例）。

Jones(1995，1999)及Dinopoulos等（1999）、Young(1998)、Segerstrom(1998)则对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规模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们认为Romer/Aghion and Howitt/Lucas等人所建立的增长模型都隐含着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事实上没有经验支持，但如果在上述模型中去掉规模效应，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模型的长期性质，增长亦可能从内生变成外生。

因此，他们致力于建立一种没有规模效应的增长模型。

Chol-Won Li（2000）则通过建立一个具有两个研究与开发部门（即新产品质量提高的研究与开发部门与增加中间产品品种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对增长的内生性进行了新的思考。

在他的模型中，内生增长（即没有人口增长的增长）需要严峻的条件，半内生增长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如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1）出的一期关于内生增长模型与非线性之间关系的专刊，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讨论内生增长可能导致的混沌路径或内生增长过程中的分叉点，将经济增长的研究引入到了非线性方向；另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讨论了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增长路径中存在多个均衡点时（如Kuzuo Mino (2001)）。

内生增长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的复兴。

自Aghion and Howitt于1992年提出了增长过程中的创造性破坏的作用，在他们于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花了大量的篇幅讲述熊彼特方法，并对技术进步的创造性破坏作用进行详尽的分析。

Aghion and Howitt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引入了新技术使原有技术过时的概念，从而使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