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精选多篇)

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

中国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论点

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经济合同法的决定》。此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专家研讨会，讨论如何实现合同法统一的问题。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制定统一合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由专家学者承担起草工作并委托部分学者先提出一个立法方案。这就产生了由政法大学江平、人民大学王利明、吉林大学崔建远、烟台大学郭明瑞、最高法院李凡、北京高院何忻、《法学研究》杂志编辑部张广兴和我共同提出的《中国合同法立法方案》。该方案经过1993年11月4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北京部分专家出席的讨论会及1994年1 月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全国十多个单位的专家出席的讨论会征求意见和论证，最后确定下来，并由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十二个单位的学者分别起草。这十二个单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吉林大学、烟台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1994年11月各单位起草的条文汇总，由法制工作委员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张广兴、傅静坤三人统稿完成“合同法建议草案”，共34章528条，于1995年1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1995年4月18日至21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合同法建议草案”召开讨论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顾昂然出席，副主任胡康生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学者有江平、徐杰(中国政法大学)、谢怀

轼、梁慧星、王保树、张广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利明(人民大学)、沈达明、冯大同(对外经贸大学)等。会上对“建议草案”作了肯定的评价，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也有人批评“建议草案”照抄外国和我国台湾的规定过多，对自己的经验研究不够等。此后产生了1995年5 月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合同法试拟稿”(第二草案)，共41章511条，并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及一些教学研究机构征求意见。据悉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建议草案和第二草案基础上拟定新的草案。现将合同法起草过程中的主要争论点概括介绍如下：

一、制定一部二十一世纪的合同法或是转轨时期的合同法

关于制定合同法的第一个争论点是合同法所应体现的时代性，亦即我们现在制定合同法是应着眼于调整中国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生活，或是应着眼于调整二十一世纪中国建成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的经济生活。一种意见认为，法律应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引导性，在立法时应有预见性。中国目前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问题是过渡性的、暂时性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制定合同法时虽然对转轨过程中的问题不能完全无视，但不应以此为着眼点，并且对那些暂时性的、非常态的关系和现象不应迁就，更应避免因法律规定而使暂时性的、非常态的关系和现象合法化、固定化。制定合同法应更多地着眼于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使中国合同法不仅在转轨时期可以发挥规范经济生活的作用，而且能够规范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建成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后的经济生活。在讨论合同法立法方案时，持这种主张的学者提出，制定合同法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应当面向二十一世纪，制定一部二十一世纪的合同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现

阶段的经济生活中，有大量的经济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须由合同法调整。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城市的企业承包关系、指令性计划合同关系如粮食定购合同，存在许多问题，应由合同法做出规定。因此，强调合同法应着眼于现在的经济生活，到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还可以修订合同法或者另外制定新的法律。尤其不同意“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提法。

二、关于统一合同法与现行法的关系

合同法无疑应以现行法为根据，凡是现行法成功的、有益的经验和制度，都应该予以采纳和保留。但问题是统一的合同法应不应该、可不可以突破现行法的规定、变更现行法的规定。由于现行三个合同法在统一合同法通过后将被废止，因此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统一合同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换言之，统一合同法可不可以突破或修改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制定和讨论合同法立法方案时，对这个问题就经过反复讨论，所达成的认识是：制定

统一合同法，不应该受现行民法通则的局限，不仅可以规定民法通则所未规定的原则和制度，而且完全可以突破民法通则的规定，变更民法通则的规定。这有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实质理由。民法通则是八十年代中期制定的，当时中国改革的目标尚未被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法通则虽然包含了许多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民法发展潮流的原则和制度，但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许多反映计划经济特征和要求的规定。如果现在起草统一合同法，不突破民法通则的局限，不纠正民法通则中反映计划经济特征和要求的规定，去掉民法通则中过时的、落后的、不符合民法发展潮流的规定，就不可能制定一部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合同法，也就失去了制定统一合同法

的目的和必要性。其二，形式上的理由。虽说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

的基本法地位，但民法通则既不是民法典，也不是民法典的总则，统

一合同法是按照将来民法典的债权编(债权总则、合同总则、各种合同)制定的，待合同法和物权法制定后，即将对民法通则进行修订，民法

通则经修订后将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既然统一合同法是按照民法典

债权编制定的，当然不能受现行民法通则的局限。但考虑到这样的理由，合同法中似不便明文表述合同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对此，有不

同意变更民法通则及三个合同法现行规定的意见，也有不赞成将技术

合同法纳入统一合同法调整范围的主张。

三、关于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

合同自由为民法基本原则。在现代民法，合同自由受到各方面的

限制，但其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动摇。中国曾经长期实行计

划经济体制，彻底取消了合同自由原则，现在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

过程中，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日渐扩大并为法律所认可，但现行民法通

则和三个合同法均未正式规定合同自由原则，而在实际生活中限制、

阻碍、剥夺合同当事人的合同自由的现象还严重存在，因此，制定统

一合同法，有必要明文规定合同自由原则为基本原则，并在合同法各

项制度中切实体现合同自由原则。例如不规定合同的法定形式，使当

事人对合同形式有选择的自由;不规定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必要条件;采

列举方式规定损害社会公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凡不属于列举

范围的，一律有效;将欺诈、胁迫均规定为可撤销原因，等等。简而言之，合同法应将强制性规定限制在十分必要的范围，尽可能扩大任意

性规定的范围。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应以维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