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之越剧

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之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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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汉语拼音为yuèjù，英语为Yue Opera）——中国第二大剧种，有第二国剧之称，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有观点认为是“最大的地方戏曲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亦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依次为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之一。

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繁荣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曲、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之大成，经历了由男子越剧到女子越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多以“才子佳人”题材为主，艺术流派纷呈，公认的就有十三大流派之多。

主要流行于：上海、浙江、江苏、福建、江西、安徽等广大南方地区，以及北京、天津等大部北方地区，鼎盛时期除西藏、广东、广西等少数省、自治区外，全国都有专业剧团存在。

越剧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越剧”起源于“落地唱书”，后又有称为“女子科班”、“绍兴女子文戏”、“的笃班”、“草台班戏”、“小歌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剡剧”等。

第一次称“越剧”，1925年9月17日，在小世界游乐场演出的“的笃班”，首次在《申报》广告上称为“越剧”。

1938年起，多数戏班、剧团称“越剧”。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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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戏报上的称谓依旧不统一，记者与投稿者经常各用各的。

1939年，《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兼为姚水娟之“越吟舞台”的编导，受李白《越女词》之启发，兼考虑绍兴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击败吴国的复兴基地，而越剧发源地嵊县是绍属之一，又受越剧名伶姚水娟“我就是要越唱越响，越唱越高，越唱越远”之豪言触动，遂给茹伯勋编的《戏剧报》写稿，刊出正名为“越剧”的动机和意义的文章，告诸观众。

[10] 自此以后，各报“女子文戏”的广告陆续改称为“越剧”，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统一称为“越剧”。

因越剧早期曾用”绍兴戏剧“、”绍兴文戏“为名，故有将越剧称为“绍兴戏”的说法，实是因当时无“越剧”之名而借用“绍兴戏”之称，但“越剧”实际上并非“绍兴戏”。

然因讹传讹，越剧剧名的翻译中也有了“Shaoxing Opera”一词。

但正规表述，对“越剧”剧名的翻译，应是“Yue Opera”（亦有翻译成“YueJu Opera”者），此称谓已被越剧专业书籍及官方文档广泛应用，亦被报刊媒体所接收并使用，而当日误翻之“Shaoxing Opera”则成为了一个历史。

1852年（清咸丰二年）嵊县西乡马塘村农民金其柄创“落地唱书”。

落地唱书是浙江嵊县以马塘村为主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艺人初始均为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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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摄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电影被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放映，扭转了当时西方世界盛行的“共产党不要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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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春，徐玉兰、王文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队，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子弟兵演出和做交换战俘的服务工作，获朝鲜劳动党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和志愿军司令部给予的二等军功章。

1955年6月19日，由上海越剧院组成的中国越剧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

同年7月2日起，在柏林、德累斯顿等地演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观看了《西厢记》的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

7月24日，为驻德苏军演出。

7月30日，离开柏林，赴苏联访问演出。

中国越剧团在苏联明斯克、莫斯科演出。

8月15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别尔乌辛等，观看了《梁祝》的演出，观后在剧场休息室接见了剧团的同志，伏罗希洛夫还亲手把一束束鲜花分送给被接见的剧团同志。

9月9日，在莫斯科演毕《西厢记》后，苏联方面将“惊艳”一场摄成电影。

9月10日，离开新西伯利亚回国。

中国越剧团对民主德国和苏联的演出’进一步扩大了欧洲人认识中国戏剧丰富性的艺术视野。

民主德国和苏联文艺界盛赞《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充满人民性”的“美妙的抒悄的诗篇”。

苏联戏剧评论家胡波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爱情的诗》评论文章，称赞中国越剧“能够抛弃许多过时的、陈腐的、使民族戏剧停滞的东西，而保存美好的、悠久的、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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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真正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文化的优秀的有活力的传统……在越剧中得到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发展”，并说《西厢记》“以真正的音乐性、美感……内在的旋律，令人人迷”。

戏剧评论家卡巴列夫斯基在《真理报》写了《古老文化靑春》评论文章，赞扬越剧“善于把古典歌剧最丰富的悠久的传统同现代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爱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形式”。

塔斯社一则消息中说观众称赞《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一位德国作家在《晚报》上发表文章说，“人们虽不通语言，然而能懂得一切，它能在无法分割的一瞬间，使人们的心坎里感受无比的欢欣和无穷的悲愤，这是何等的艺术杰作……我见识了完美的艺术，它是那样的简洁而真实，如同人类心灵的镜子。

”1959年2月17日至4月3日，根据中越文化合作协定，由上海越剧院组建的中国越剧团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

在河内、海防等9个省市演出28场，观众逾20万人次。

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

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

上海越剧院还曾赴新加坡、泰国和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1960年12月23日至1961年1月26日，上海越剧院以上海越剧团的名义，首次赴香港演出。

1961年7月14日，由中共浙江省委主办，上海越剧院的《红楼梦》在杭州饭店招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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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周恩来总理陪同观看，观后会见了徐玉兰、王文娟。

金日成主席当面邀请该剧访问朝鲜。

8月17日，由上海市委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徐玉兰主演的《打金枝》，在友谊电影院招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9月8日至10月18日，应金日成首相邀请，上海越剧院二团以“中国上海越剧团”名义，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

朱光任团长，袁雪芬任副团长，章力挥任秘书长。

其中《红楼梦》特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作了演出。

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以科兹洛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观看了演出。

10月下旬，中国上海越剧团访朝演出归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团人员。

又偕同齐燕铭、王昆仑，陪同剧团同志参观北京清朝恭王府遗址。

刘少奇、周总理均看了汇报演出，并上台接见演职员，合影留念。

1962年12月底至1963年1月中旬，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上海越剧院徐玉兰、王文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朝鲜唱剧《红楼梦》的排练进行辅导。

金日成在首相府接见徐平羽、徐玉兰、王文娟，并合影留念。

1964年10月7日，由上海市外事处主办，上海越剧院演出的《打金枝》（吕瑞英、陈少春等主演）和《母子会》（徐玉兰、周宝奎主演），在友谊电影院招待以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10月10日，上海越剧院二团97人参加了金山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吴琛、徐玉兰、王文娟等均参加，为时8个月。

1983年，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东渡日本演出《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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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上海越剧院赴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

1989年5月上海越剧院一批艺术家到美国进行访问演出，都受到各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1990年，吕瑞英与范瑞娟、张桂凤等，携带《打金枝》等节目，随中国民族艺术代表团赴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演出。

1994年，吕瑞英获美国纽约美华艺术协会颁发的“亚洲最杰出艺人奖”。

2001年8月17日月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赴泰国参加“亚洲民间戏剧节”的演出，在泰国文化中心演出了两场越剧优秀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了泰国观众及海外友人的好评，被称为“戏美、演员美、唱腔美、音乐美”。

演出场内掌声不绝，不少观众看了首场后，纷纷争购第二场戏票。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秦裕森先生观看演出后欣喜地说：“绍兴小百花表演很精彩，很感人，充分体现了中国优秀文化和越剧的魅力，对促进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
2002年3月21曰月3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赴新加坡演出，剧目有《劈山山救母》、《狸猫换太子》、《陡文龙》等。

为期十多天的演出，受到新加坡观众的热烈欢迎。

此外，浙江越剧团的足迹遍及英国、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享誉海内外。

在芬兰演出时，以一曲“蝴蝶恋人”（即《梁山伯与柷英台》）看得欧洲人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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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得芬兰总统夫人潸然泪下。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赴美国进行商业性演出，从洛杉矶、旧金山到纽约，他们用自己完美的艺术，在那里掀起了令人目眩的“小百花旋风”。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国际日报》的消息说：“这个在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剧团在演出前的确不知进美国的观众会有什么反映，但是伴随至终场的热烈掌声，说明了美国观众和华人不只是看懂了戏，而且也为剧情和演员的精湛表演所深深打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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