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从明朝倭寇的特点看倭寇的历史地位
从明朝倭寇的特点看倭寇的历史地位一、引言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自此明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南倭北虏”一直是困扰明朝统治者的问题，其中南倭〔即倭寇〕更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明日关系的“风向标”。
倭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既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又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既是日本侵略思想的最初表现，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
史学家们对于倭寇的评价也是不尽统一。
甚至有局部日本学者盲目夸大倭寇的英雄主义，妄图借此美化侵略。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朝期间倭寇的特点，在此根底上比较中日对倭寇的评价的差异，最后归纳并提出关于倭寇的历史地位的一点看法。
二、明朝倭寇的几大特点由上表可以看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有着种种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后期倭寇在组成上的差异。
从这一层面上讲，前期倭寇主要属于外族的侵扰，而后期倭寇那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官民斗争。
〔二〕其次，倭寇中存在“真倭”、“假倭”以及“向导者”。
在前后期倭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后期倭寇的主要成员是中国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也”〕，也就是说，后期倭寇由“真倭”与“假倭”两局部组成，而且假倭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甚至还掌握着倭寇队伍中的领导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假倭”和“从倭者”呢？根据明史记载，由于当时明朝统治者“畏倭如虎”，所以明人便“袭倭服饰旗号”，伪装成倭寇，以谋求利益。
具体的代表人物是王直〔又名汪直〕。
翻查《明史》，可以看出：倭寇中“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成心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
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附属、辅助的地位。
此时的倭寇不仅由中国人掌握大权，而且在中国沿海拥有大批的“胁从者”，日本史书记载为“向导者”。
他们为当时的“倭寇”提供情报，以使其走私更为顺利。
关于这些“向导者”产生的原因，史书中并没有过多地提及。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
浅析明代倭寇的来源及其泛滥原因倭寇一般指的是日本海盗。
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南北朝时期，在日本兼并战争中失败的封建地主、商人、武士、溃兵逃亡到海上。
他们在封建诸侯、寺院大地主的支持、鼓动下，自元末明初开始，就经常侵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劫掠财物，烧杀成性，成为东南沿海人民的祸害和影响明政府统治的障碍。
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日本海盗为“倭寇”或称为“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的组成大多为日本人，真倭多而假倭少。
十五世纪下半叶，日本进入到了战国时代的混乱时期，政权分立，各诸侯割据势力相互攻伐。
这种割据对立状况除了体现在政治上外，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上。
为了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而谋取巨大经济利益，各诸侯国都争相与明朝通商贸易，最终导致了“宁波争贡”的发生。
“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勘合的朝贡制度被取缔。
嘉靖皇帝废市舶司，重颁海禁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通商关系。
这种严厉的海禁政策造成了中国商品的价格在日本暴涨。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刺激下，日本海盗集团便与中国沿海一带的一些势家土豪、奸商大贾走到同一个反面，他们相互勾结起来，以日本海盗为外援，中国寇贼为向导。
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烧杀抢掠。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倭寇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了明嘉靖时期“大倭寇”。
这一时期的倭寇史学界称为后期倭寇。
较之前期倭寇，后期倭寇在人员组成上有着假倭多真倭少的特点。
据史载当时的倭寇人员情况有：“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
可见此时期的倭寇，日本人只占少数部分，而大多数则是由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充当。
此外，这时期在东亚海域进行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商人也参加了类似于“倭寇”的活动。
一、倭寇的来源有明一代，倭寇始终是明政府的一大统治痼疾，明政府的沿海各省几乎都受到过倭寇侵扰的。
从寇掠北方地区的前期倭寇到寇掠东南沿海地区的后期倭寇来看，倭寇的组织趋向于严密化，人员成分变成复杂化。
纵观有明一代倭寇的人员成分，其人员出身有逃犯、武士、商人、流民、奸民等等。
明朝中叶的倭患何以猖獗
明朝中叶的倭患何以猖獗?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
倭寇的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患”。
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我们一般认为，所谓倭寇，即明朝时期，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
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探究，在明朝中叶，倭寇并不全是日本人，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中国人。
既然这样，明朝政府何以将沿海反叛者称为“倭寇”呢？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民族矛盾掩饰当时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
这样称呼可以激起民间对蛮夷入侵的本能反感和抵制，从而弱化了国内武装商队的反明义军本质，以免国内对官府不满的人群起加盟，暂缓国内阶级矛盾，这不过是近现代都流行过的“舆论战”而已。
二是那些封建王朝的叛逆者们既利用当时统治阶级惧怕日本人的心理，又为了不牵联村邻、家人而假称“倭”来吓唬他们。
嘉靖以前，明朝国力不强而日本正值南北朝内乱，大批因战败而失去军职的南朝武士，流入海岛，汇同部分日本走私商人和破产农民，夹杂着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及后来建文帝朝迁的逃亡臣民，不断侵扰辽东、山东沿海一带，烧杀淫掠，造成明王朝对日本人的仇视和恐惧心理。
三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反抗斗争的极端仇视。
如同历史上众多史书中把所有的起义农民都称之为“贼”、“盗贼”、“流寇”一样，当年国民党政府也“义正词严”地指责朱毛红军“拿了卢布”、“共产共妻”、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内奸云云，一回事。
“倭寇”一词中也包含着对封建王朝叛逆者的蔑视和鄙夷。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
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
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
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
明朝与日本关系
明朝与日本所谓“朝贡”关系的历史真相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
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
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
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
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
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一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
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
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
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
”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
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
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
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
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
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
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概述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概述作者：刘萍来源：《西部论丛》2017年第08期摘要：中国与日本自古便有政治、贸易与文化往来，明代中日间官方贸易发展为以勘合为特色的朝贡贸易，但受两国国内政治形势、对外政策、倭寇等问题影响，贸易关系时断时续极不稳定。
关键词：中国日本贸易一.勘合贸易勘合贸易，是明代基于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而形成的朝贡贸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勘合有校对，合正之意，勘合是印信的一种，需当事双方各持一半以证虚实。
勘合贸易又称贡舶贸易，与市舶贸易相对，前者属官方贸易，后者为民间贸易、海商贸易。
勘合贸易于朝贡贸易之独特在于“勘合”制度之存在。
明洪武初年施行海禁政策，除官方朝贡贸易外，一切民间对外贸易行为皆被禁止。
洪武十六年，为加强对朝贡贸易的监管，防止国内外边民海匪假扮朝贡使臣擭取朝廷利益，朝廷下令颁给朝贡国勘合以作贸易许可之证明。
自此，朝贡贸易在明代发展为勘合贸易。
二.中日勘合贸易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商品，按最终流向渠道，可分为：朝贡贸易品、公贸易品和私贸易品。
朝贡贸易品即幕府将军向明帝进献的贡品和明帝的回賜之品，公贸易品是由明政府论价收购的货物，余下的便是私贸易品。
《大明会典》：“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
”明太祖建国后，屡次遣使日本，恢复了两国正常邦交关系并列其为“不征之国”。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1年），日本南北朝并立，因日本南朝与胡惟庸案有牵连并屡有南朝倭寇袭扰中国沿海，明廷屡次下书日本幕府整治岛内朝政和海盗问题而无果，明太祖下令驱离日本室町幕府来朝的两批使节与朝贡船，并将日本列为“不庭之国”，断绝外交关系。
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朱明朝廷开始实行勘合制度，而日本则被排除在贸易对象之外。
直到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二月，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向明廷呈送国书，愿称臣纳贡，两国恢复通交关系，日本对明朝贡贸易得以开展。
明永乐初，中日订立《永乐定制》，又称《永乐勘合贸易协定》，许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并赐“海舟两艘”以备日后朝贡之用。
略论明代与日本的关系
略论明代与日本的关系李建钢随着14世纪—15世纪中国和日本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明代与日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这一时期日本文化正在逐步完备，国内人口增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交往尤其是与强盛的明王朝建立较为稳固的贸易关系的要求非常强烈。
同时，日本此时的室町幕府是以各地守护大名的支持为基础的，因而幕府对大名们的约束力很弱，日本西部山田、丰后、大隅、萨摩、博多、对马和五岛列岛的守护大名、庄官、商人、游民结成团伙在无法进行贸易或在正常贸易无法达到获取暴利的情况下，开始用武力不断地侵扰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朝鲜、中国的史籍称之为“倭寇”。
双方之间的贸易问题和倭寇问题构成了明代与日本关系的的主线，据此可以把明代与日本的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前期——勘合贸易时期：中日之间官方往来日益增多，并建立了较稳固的官方贸易即勘合贸易。
日本向明称臣纳贡，奉为正朔。
倭寇问题尚不十分严重，双方之间处于相对和平的无大战时期。
前期时间从明太祖洪武年间一直到世宗嘉靖年间，根据日本对明政府的态度及勘合贸易的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第一次勘合贸易时期：明初洪武一朝的前25年中，日本始终是在南北朝的动荡中渡过的，征战不休、政令难以统一，倭寇乘机不断劫掠中国沿海地区，明廷于1369年（洪武2年）与日本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进行了接触，朱元璋派遣杨载等7人出使日本，责问其倭寇问题，这是明代与日本最早官方接触的记录。
1370年（洪武3年）明廷再次遣使责问倭寇之事，但怀良亲王非常傲慢，虽然迫于压力称臣并贡献马匹等物，送还劫掠人口但却在回复明廷的信中称：“顺之（明廷）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
”①此外，明初胡惟庸案中，派遣日僧如瑶诈称入贡，暗藏兵刃到南京，准备帮助胡惟庸的，可能也是怀良亲王。
加之倭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朱元璋非常愤怒：：“……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猝闻倭至——精选推荐
明代研究，第七期2004年12月，頁29-62猝聞倭至──明朝對江南倭寇的知識（1552-1554）吳大昕*前言提到明代的日本，大多數人都想到倭寇。
而所謂的倭寇，其實又指的是被稱為明代兩大「外患」「南倭北虜」中的「嘉靖大倭寇」。
「嘉靖大倭寇」，指的是自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攻陷浙江台州府黃巖縣，明廷復設浙閩巡視官後長達十餘年的沿海騷動。
一般又稱壬子之變、嘉隆(嘉靖、隆慶間)倭寇或中期倭寇1。
長期以來，嘉靖大倭寇一向被視為明朝的兩大兵災，其燒戮之慘，不論在官方、士紳以及嘉靖四十年以後所編纂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見這些記錄，從而有「東南罷敝極矣」的印象。
但是，當我們將視野放寬到15-16世紀的江南時，便會發現這場常達十餘年，「荼毒生靈極矣」的兵災，對明中葉後日益興盛的江南經濟發展，竟沒有任何的阻礙與停滯的現象發生，甚而從地方志中，我們也看見繁華的經濟發展與慘烈的倭寇亂事並列的情況。
這一切的不合理從何而來？本章將嘗試分析與嘉靖大倭寇有關的文獻記錄，以及地方到中央（北京）的訊息傳播情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由筆者碩士論文《海商、海盜、日本人：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中第三章〈「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建立〉改寫而成。
1本文的分期，前期指的是自十三世紀中葉到十五世紀中葉（嘉靖前）侵擾中國、朝鮮的日本倭寇。
中期指的是嘉靖倭寇，後期即隆慶以後的海寇。
鄭樑生在《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的幾個問題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一書中將倭寇分為前後兩期，以1552年為分界。
筆者採用三期分界，是以倭寇活動的性質作區分，本文中的「倭寇」一詞的定義為：十三到十七世紀侵擾中國、朝鮮，來自海洋的武裝盜匪集團。
至於「真倭(日本倭寇)」的比例多寡，並不是是否稱之為「倭寇」的標準，在此定義下，以嘉靖大倭寇的發生及隆慶元年（1567）作為分界。
30吳大昕討論「大兵災」的形象是如何不斷的被擴大及渲染，從而還原嘉靖大倭寇的真實面貌。
海禁与倭寇——精选推荐
海禁与倭寇明朝建国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从朱元璋开始，他的继承者也遵照祖训，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时候宽一点，有时候松一点，但总的趋势，是实行海禁。
海禁：禁止民间私自出海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官方的国家的行为不在此列。
比如说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这与海禁没有关系。
并不能因为郑和下西洋而认为没有海禁。
郑和下西洋是国家行为，把明朝国威宣扬到国外。
海禁基础：朝贡体制（在明朝国家皇帝心中，周边的国家都是他的番国，他以宗主国的身份，居高临下，来看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求周边的国家定期或不定期派使节带着贡品前来朝贡）。
中央之国的心态，看待周边国家，中央之国的由来已久，朝贡也由来已久，先秦时代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为华夏，华夏——根据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的注释，华夏即中国（中央之国的意思，这个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到明清时代也是如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属于华夏，它的周边叫做蛮夷戎狄，朝贡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朝贡的展开是周边国家派遣使节来带他们的贡品来见皇帝。
为了表示晚点皇帝就会回赐，他们大量的东西，贡品就是他们的土特产，回赐的价值大大超过他们的贡品，显示中央之国居高临下的姿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完全不对等，由此来维持藩属和宗主国的关系。
朝贡是政治行为顺带有贸易，带来他们的商品，来到中国在民间出售，把他们需要的商品带回去，官方认可的一个渠道。
朝贡不意味没有海禁。
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发现的时代）。
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绕道非洲的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这条航线他们以前是不知道的，所以叫做新航路的发现。
西班牙人又发现了和欧洲隔着大西洋的另一块大陆，就是美洲。
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在历史上叫做地理大发现，也叫做大航海时代，带来了全球化的贸易。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很快把美洲的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周边的地区。
把中国也纳入到他们全球化贸易中，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需要中国生产的精美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以及茶叶，并且需求量特别大。
中日关系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说到中日关系的时候，老一辈的会想到在二战后日本人都我们中国疯狂的侵略；我们这一代，会想到老祖宗给我们讲的历史以及现在中日间的友好关系。
而这，就是一个变化。
现在重视且重复强调中日友好的合作关系。
让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看看中日关系。
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
唐高宗龙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
唐朝不得不谴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
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 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
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
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
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再让我们从近代的角度看看中日关系。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
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是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
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
明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摘要］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朝贡”和“赏赐”所表示的、官方严格控制的交换活动,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只存在于实行海禁政策的明朝。
明日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倭寇问题互相交织,本文重点分析了明初洪武年、永乐年、宣德年和明中后期中日朝贡贸易的发展脉络。
从洪武、建文年间朝贡贸易体制初建,到永乐年间朝贡贸易达到鼎盛,再到宣德年间回落,最后到明中后期时朝贡贸易开始萎缩、寥落,唐、宋、元三朝形成的海洋优势最终流失到了西方列强手中。
［关键词］明朝；日本；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朝贡”和“赏赐”表示的交换活动,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只存在于明朝。
即由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使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正贡回赐,附载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或由贡使自行出售的政策。
朝贡贸易确立于洪武年间,永乐朝臻于鼎盛,宣德年间维持平稳,明中叶以后衰落。
1 明初中日朝贡贸易明初统治集团致力于建立以大明帝国为中心的“万国朝宗”的朝贡体系,主要靠朝贡贸易维系,朝贡贸易事实上成为明朝“怀柔远人”的一种工具,传统的官方海外贸易的政治外交功能被发挥到极致。
1.1 洪武年间朱元璋称帝后不久,即在浙、福、广三省设市舶司,并于洪武二年(1369年),编订《皇明祖训》,将日本等十五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
洪武元年(1368年)和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两次派使臣赍国书去日本,但均未见成效。
洪武三年(1370年)3月,朱元璋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日本怀良王了解到来使并非蒙古人,且当时南朝形势日趋恶化,因此怀良王改变了态度,接待了赵秩。
又于次年“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州被掠人口七十余”。
朱元璋大喜过望,厚赐祖来等人。
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中日关系表面上有所改善,双方开始互派使者,但倭寇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倭寇不断对山东、浙江沿海进行骚扰,明王朝采取了武力剿倭和海禁两项措施。
明清中外文化交流
“争贡事件”发生之后，撤消了市舶司，海禁 更加严厉，这也是倭患严重的原因。
中国巨商和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 兼行劫掠。
嘉靖时期的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受命任参将，守台州、 金华、严州三郡，负责抗倭事宜。浙东的倭患遂告平 息。
一、明代与东亚国家的交流
------海禁与“勘合贸易”
1. 明初的海禁政策
为什么要海禁?-----倭寇
明政府在建立之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的 分裂内乱时期。大批因失去军职而流亡的南 朝武士，不断侵扰中国辽东和山东一带，对 中国的沿海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也 对明朝的统治秩序造成了威胁。
为什么要海禁?-----朝贡贸易不规范
据明史书记载，到明朝朝贡的日本使者许 多是假借朝贡之名，以获得巨利，因此多次被 明朝拒绝，两国之间的贸易并不稳定。倭寇的 骚扰却日益猖獗。
1387年（明洪武二十年，元中四年）胡 惟庸与宁波卫所指挥林贤勾结要借日本势力篡 国谋反事件败露，太祖下令彻底断绝了与日本 的联系，并厉行海禁。
为什么要海禁?-----防范反明余党
中国与美洲国家文化交流 -----以“大帆船贸易”为中心
太平洋航路的开辟与联系的建立
新航路开辟之后的殖民扩张，使原本隔 绝的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并通过贸易形式进行文化交流。
大帆船贸易的航路及商品
西班牙（马尼拉为中转站）： 通过中国商船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棉 布、工艺品等货物运往马尼拉，然后由 西班牙商人用其大帆船把货物运销到墨 西哥的西海岸港口阿卡普尔科；大帆船 在归程时装载美洲的白银回到马尼拉， 西班牙人又以这些白银采购中国商品。 葡萄牙（澳门为中转站）
浅析明朝倭寇盛行的原因_明朝倭寇
浅析明朝倭寇盛行的原因_明朝倭寇摘要：在明朝历史上倭寇的存在严重影响到明朝的发展好稳定，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其产生、存在的原因主要从国内好日本两个方面来分析。
关键词：明朝倭寇盛行倭寇一般指13至16世纪期间，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
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路上城市。
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
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
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著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倭寇”的引申意义随着时间的推演，倭寇一词所指的，不一定都是来自日本的海盗，明史’日本传’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而朝鲜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记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可见所谓的倭寇，八成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等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所谓”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日寇○○(某地名)”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
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虽然大家同被称为倭寇，但两者的成份其实分别很大。
根据年代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倭寇”及”后期倭寇”。
前期倭寇1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
明朝的中日关系与倭寇问题
明朝的中日关系与倭寇问题明朝时期，中日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多次波折与转机。
其中，倭寇问题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重要的议题。
本文将探讨明朝时期的中日关系演变以及倭寇问题的形成与解决。
1. 早期的中日关系明初，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常友好。
1401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船舶到日本，开创了中日交往的先河。
这一时期，中日两国进行了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使得两国关系得以长期稳定地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关系逐渐紧张。
日本战国时代的混乱局势，使得倭寇开始出现。
倭寇是指由日本海盗组成的一支武装势力，他们频繁袭击中国沿海地区，给明朝的安宁和稳定带来了巨大威胁。
2. 倭寇问题的严重性在明朝中期，倭寇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倭寇掠夺中国的沿海城市，劫掠财物、抓走人口，甚至烧毁村庄。
这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也严重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安全。
明朝政府始终将倭寇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应对。
他们派遣海军舰队巡逻边海，修筑城防设施，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
同时，明政府也禁止商人与日本进行贸易，限制了倭寇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
3. 对倭寇的镇压与制衡明朝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手段来镇压倭寇。
他们不仅加强了对沿海地区的军事防御，还组织了一系列的讨伐倭寇的远征。
明朝将领如刘洪、俞大猷等，率领军队多次出征，成功地击溃了倭寇势力，为中国的安宁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明朝政府还通过控制倭寇获取资源的途径来制衡他们。
他们加强了海域的巡逻与封锁，打击了倭寇的活动网络，限制了倭寇获得财富和物资的渠道。
这使得倭寇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打击，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4. 中日关系的转机与向好发展明朝末年，中日关系虽然在倭寇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冲突，但中日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往。
日本的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曾向明朝朝贡，请求明朝的支持和帮助。
明朝政府则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持与日本的关系，力求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此外，明朝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也继续进行。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
“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作者：樊树志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05-6-11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深不可测，一些看来似乎久已成为定论的问题，经过学者们的深入探索，可以发出在前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新论，令人拍案叫绝。
“倭寇”便是一个至今仍引人入胜的课题。
笔者1997年曾应邀参加了韩日中三国学者的历史研讨会，会上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就“倭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韩国的“倭寇”与中国的“倭寇”是不尽相同的。
日本学者为了区别起见，把它们划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
例如一位日本学者在论文中说：倭寇通常大别为活跃于十四世纪后半期的“前期倭寇”和活跃于十六世纪中叶的“后期倭寇”，两者的活动范围、目的、构成都是不同的。
前者如同“倭寇”二字所显示的那样是由日本人构成的，以朝鲜半岛为主要舞台，从事米和奴隶的掠夺；后者以中国浙江、福建、广东诸省的沿岸地带为主要的活动舞台，进行走私贸易，其构成人员是中国人、日本人的混成部队。
可见“倭寇”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以一概而论。
长期以来，关于明代的“倭寇”，在理解上存在误区，概念与史实都有所混淆。
甚至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中也仍留下明显的痕迹。
该辞典明史卷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
这个结论是很成问题的。
也难怪，它其实是以往史学界的一种流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史学自身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对此重新检讨，从历史事实辩证出发，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一文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
戴商煊《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指出：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
从明朝倭寇的特点看倭寇的历史地位
从明朝倭寇的特点看倭寇的历史地位作者：李春莹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08期一、引言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自此明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南倭北虏”一直是困扰明朝统治者的问题，其中南倭（即倭寇）更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明日关系的“风向标”。
倭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既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又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既是日本侵略思想的最初表现，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亡。
史学家们对于倭寇的评价也是不尽统一。
甚至有部分日本学者盲目夸大倭寇的英雄主义，妄图借此美化侵略。
本文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明朝期间倭寇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中日对倭寇的评价的差异，最后归纳并提出关于倭寇的历史地位的一点看法。
二、明朝倭寇的几大特点（一）首先，明朝倭寇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
关于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的对比，现将相关资料归纳成表，以更好地呈现两者间的异同。
由上表可以看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有着种种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后期倭寇在组成上的差异。
从这一层面上讲，前期倭寇主要属于外族的侵扰，而后期倭寇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官民斗争。
（二）其次，倭寇中存在“真倭”、“假倭”以及“向导者”。
在前后期倭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后期倭寇的主要成员是中国人（“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也”），也就是说，后期倭寇由“真倭”与“假倭”两部分组成，而且假倭不仅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甚至还掌握着倭寇队伍中的领导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假倭”和“从倭者”呢？根据明史记载，由于当时明朝统治者“畏倭如虎”，所以明人便“袭倭服饰旗号”，伪装成倭寇，以谋求利益。
具体的代表人物是王直（又名汪直）。
翻查《明史》，可以看出：倭寇中“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
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说得更加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
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此时的倭寇不仅由中国人掌握大权，而且在中国沿海拥有大批的“胁从者”，日本史书记载为“向导者”。
明朝勘合贸易制度
明朝勘合贸易制度明朝勘合贸易制度是明朝时期实行的一种贸易政策，旨在控制对外贸易，保护国内产业和加强国家财政收入。
明朝勘合贸易制度于15世纪末期开始实施。
这一制度最早是在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建立起来的，后来在明宪宗朱见深和明英宗朱祁钰的统治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勘合贸易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福州、宁波和肇庆等少数港口，并且只允许指定的商人组成的商会进行海外贸易活动。
这些商会由明朝政府授权成立，负责管理贸易活动并向政府缴纳税收。
勘合贸易制度的实施对于明朝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通过限制贸易港口和商人数量，明朝政府能够更好地控制对外贸易，避免海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和政治的不利影响。
其次，通过设立商会和规定商人的权益和义务，明朝政府能够更好地管理和监督海外贸易，防止私人倒卖和走私等问题的发生。
这种管理方式也为明朝政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来掌握对外贸易的信息，做出相应的决策。
最后，勘合贸易制度还为明朝政府带来了可观的财政收入，通过向商会征收税收，明朝政府能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于满足国内的经济和军事需求。
然而，明朝勘合贸易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
首先，由于政府对对外贸易的严格限制，使得明朝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活动受到限制，错失了一些经济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其次，由于商会成员数量有限，仅限于少数商人，这使得贸易逐渐变得垄断化，导致市场竞争减少，从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潜力。
此外，勘合贸易制度也容易导致贪污腐败的问题，商人和官员之间的勾结使得政府征收的税收无法充分到账。
总的来说，明朝勘合贸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控制了对外贸易，保护了国内产业和增加了财政收入。
然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和限制，这些问题最终也成为明朝经济衰败的一个因素。
倭寇是否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倭寇是否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一、倭寇对中国的政治目标倭寇作为日本海盗的代表，在明代对中国沿海地区频繁出没并进行抢劫。
他们的行为是否仅仅是为了财富和掠夺，还是背后隐藏着明确的政治目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倭寇的政治野心。
1. 渐渐蜕变成地方政权倭寇初期并非统一的组织，而是由众多独立的团伙组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形成了临时性的地方政权。
这一点可以从他们自行制定的规章、法律和惩罚制度中窥见一斑。
倭寇们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说明了他们的政治目标不仅限于掠夺，更包含对领土和权力的渴望。
2. 构建"反明同盟"倭寇挑起了对明朝的战争，试图与其他势力合作，从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
他们积极向其他倭寇团伙和日本武士阶级寻求支持，并与他们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种"反明同盟"的建立表明倭寇们试图打破明朝对他们的封锁，并试图实现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目标。
二、倭寇对日本的政治目标除了对中国的政治目标外，倭寇同样对日本本土的政治目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他们对日本的政治目标的分析：1. 扩大日本的海外领土倭寇的掠夺行为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沿海地区，他们也曾频繁出没于朝鲜半岛、琉球等地，并试图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通过这种方式，倭寇试图扩大日本的海外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海上帝国。
2. 瓦解日本幕府的统治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幕府统治的时期。
倭寇作为游击战的代表，不仅对幕府统治的军事力量构成威胁，同时也对日本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他们的存在激发了日本民众对幕府统治的不满，为日本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三、倭寇对明朝外交的影响倭寇的存在也对明朝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下是倭寇对明朝外交的影响的分析：1. 导致对日本的封锁倭寇的活动频繁扰乱了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往来，明朝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对日本进行封锁。
这种封锁不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疏远。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作者： 时晓红
作者机构：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出版物刊名： 文史哲
页码： 141-145页
主题词： 时代;勘合贸易;倭寇
摘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勘合贸
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
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2011-06-20 12:08:37陈学文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
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
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禁”的性质，镇压倭寇是“历史的悲剧”。
倭寇首犯之一王直则是“明代视野最广泛、思想最解放的一部分中国人”之一，而戚继光等爱国名将是“朱厚熜的爪牙”。
提出了要重新评价倭寇问题。
（注：参见陈抗生《嘉靖‘倭寇’探实》，《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这些新看法确是值得研讨。
一关于嘉靖朝倭患加剧的原因，历来看法有二：1.认为是罢市舶、严海禁所造成的。
如唐顺之说：“倭寇之患起于市舶不开”。
唐枢说：“海禁愈严，贼伙愈盛。
”（注：道光《福建通志》卷270；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明经世文编》卷270。
）陈抗生同志说倭寇“完全是朱明王朝逼出来的。
”2.认为虽与海禁政策有一定的关联，但主要还是由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诸因素所造成的。
如徐光启说：“厉禁之后，又负其资而不偿，于是倭舡至而索负，且复求通，奸商竟不偿，复以危言撼官府，倭人乏食，亦辄虏掠。
”（注：徐光启《海防迂说》，《明经世文编》卷491。
）即是说由于奸商借口海禁故意拖欠日商货款，造成日商以海盗方式进行掠夺。
倭寇在明初就骚扰过我国，对策是剿抚兼施，只因为当时国势强大，海防巩固，倭寇未酿成全国性的祸患。
洪武年间，大将汤和致仕凤阳，朱元璋特地请他出来巡视海防。
在汤和的指挥下，从山东莱州至浙江筑了五十九个城池，征戍兵58700名守卫海防。
洪武20年置浙东、西防倭卫所，倭寇的抢掠无法得逞。
永乐2年定十年一贡，船止二艘，人止二百，给勘合，建立了中日正常的贸易关系。
日本为了维卫两国外交、经济关系，绥靖海上交通，对倭寇进行剿捕。
明朝抗倭 史料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
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
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
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
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
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
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
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
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戚继光抗倭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
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
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
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
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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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文献号】3540【摘要】【原文出处】文史哲【原刊地名】济南【原刊期号】200204【原刊页号】141～145【分类号】K24【分类名】明清史【复印期号】200206【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SHI Xiao-hong(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文章日期】2001－12－10【作者】时晓红【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
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
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正文】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一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
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
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1］（《成祖本纪》）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
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
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
明成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
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此时的日本政府，因中国断绝其贸易往来，正常的贸易渠道被堵死，除以倭寇方式劫掠和走私贸易外，基本没有获取明朝商品的途径。
由于明太祖实行武力防倭和海禁政策，倭寇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走私贸易也随之减少，致使日本幕府、各地武士及私商都感到不便，也要求改变中日关系的现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遣使赴明入贡，以换取经济领域的最大实惠。
永乐元年（1403）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等出使日本。
九月，礼部尚书李至刚奏说：“日本国遣使入贡，已至宁波，凡番使入中国，不得私载兵器、刀槊之类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会检。
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类，籍封送京师。
”明成祖认为：“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刚认为兵器在民间不许私有，也不许买卖，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国的市值给付给日本。
“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
”［2 ］（《太宗实录》）十月，日使圭密一行到达南京，中日双方一拍即合，明成祖同意与日本进行贸易，“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
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
［1］（《日本传》）同时，立日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本字勘合100道，底簿2册。
将日字勘合100道及日字、本字底簿各1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各1册交于日本政府保存，入贡时携来。
将本字底簿1 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俟日船抵宁波后验对。
以后，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如无勘合即系伪诈。
日本得到“勘合”，也就是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力。
中日勘合贸易确立后，日本接受了明廷所“赍道义寇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1］（《日本传》）又按照明廷的要求，捣毁了对马、台岐等岛屿上的倭寇老巢。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
王发兵尽歼其众，絷其魁二十人。
以三年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
”对此，明廷给予高度赞扬，“赍玺书褒嘉，赐赍优渥”。
［1］（《日本传》）自此以后，两国使节频繁交往，永乐二年至八年（1404—1410），明廷6次派使节出使日本，日本使节也乘贡船7次入明。
关系十分密切。
按照规定，日本勘合船入宁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检验勘合，如无诈伪，则上报京师礼部，再次验对无误后，日贡使一行才能携贡物入京。
如果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则允许日使在会同馆明朝官吏监督下贸易3天。
如果勘合船人数过多，除允许少数人进京入贡外，其他随从人员则在宁波妥善安置，并在当地市舶司官吏监督下进行贸易。
勘合贸易，使日本幕府大获其利。
日本慕府为了保持其既得利益，也迎合明廷对倭寇进行了一定的围剿。
如果日本剿倭有功，明政府对日本的赏赐就会增多。
永乐二年（1404），日使入贡，明廷仅赏赐锦绮20匹。
到永乐四年（1406），日本幕府捣毁了对马、台岐的倭寇巢穴，并向明廷送交了一些被俘倭寇，受到明廷的赞许，于是在永乐五年（1407）的勘合贸易中，“兹特赐王白金一千两，铜钱一万五千缗，绵、＠①、丝、钞、＠②、绢四百一十匹，僧衣二十袭，帷帐、衾褥、器皿若干事；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①、丝、＠②、绢八十四匹，用于旌表之意”。
［2］（《太宗实录》）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海盗”。
［2］（《太宗实录》）明廷赐圭密钞百锭，钱10万，ｃǎｉ＠③币5表里，僧衣1袭，对其随从也赏赐有差。
明成祖虽然在中日勘合之初相约10年一贡，船毋过2艘，人无过二百，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
因为日本幕府为结好明廷，不断打击倭寇，几度献俘，部分满足了明成祖借助日本力量剪除倭寇的目的，所以明廷对勘合船来者不拒。
日本幕府为了获取日本市场上需要的铜钱，几乎每年都遣使入贡，甚至一年数至，而且每次入贡的船只和人数都超出了规定。
由上述可知，中日勘合贸易是建立在双方互有需求基础上的。
明廷一方面可满足大国的虚荣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换取日本对倭寇的抑制。
日本则需要明廷的经济支持，从勘合贸易中获取厚利。
永乐六年（1408），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其子义持继立为国王。
义持未为国王前，并不受其父的宠信，其父信任的是幼子义嗣。
义持为了与义嗣争夺势力，不得不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
西部的大武士宗氏、松浦党各氏、少贰氏、秋月氏、菊池氏、岛津氏、伊集院氏、新纳氏等都是倭寇活动的直接受益者，这些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对明贸易和限制倭寇的行动，因此，义持继立为国王后，出于其支持者武士的利益，立即改变了对明朝的外交贸易政策。
当明使周全赴日吊唁源道义时，义持令僧圭密将日本的意思婉转告诉给周全。
永乐九年（1411）后，中日勘合贸易中断，时间近20年，直至宣德八年（1433）才又重新恢复。
中日勘合贸易中断后，日本国王义持一改其父的政策，纵民为寇，不断侵扰明朝。
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倭寇侵扰浙江松门、金乡、平阳一带，明军俘获数十名倭寇，有人主张将其斩杀，明成祖认为“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派刑部员外郎吕渊将被俘倭寇送还日本，并谴责义持纵民为盗之罪。
永乐十六年（1418），吕渊自日本还，义持虽遣使奉表随来谢罪，但又称：“境内之人，肆为鼠窃者，皆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2］（《太宗实录》）极力开脱责任。
实际上，义持并未认真对待明廷的谴责，因此，倭寇的活动有增无减。
实践证明，明廷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抑制倭寇的政策已宣告失败。
二中日勘合贸易断绝后，双方政府都有不便。
对日本而言，获利的是组织倭寇劫掠的各大武士，幕府本身却失去了与明廷贸易获取厚利的机会。
因此，义持死后，新任将军义教有意着手恢复与明廷的贸易关系。
对明朝而言，面对倭寇的不断侵扰，也在考虑与日本恢复关系，以解决倭寇扰边问题。
因此，在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中日双方订立了《宣德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来中国朝贡一次，每次“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
”［1］（《日本传》）同时，明政府重申日本应制止倭寇，严禁倭寇船下海。
与永乐年间的规定相比，人员和船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又增加有限，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明廷贸易的需求有所增加，又反映了明廷对日本人来贡规模太大引起骚乱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