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

寻根先锋新写实文学流派的共通性

在80年代中期的文学场域中，纷涌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一系列文学流派，寻根文学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我，认识民族，重新建造新的民族文化观；先锋文学是为了达到形式革新的目的；新写实小说则是试图消解政治话语，以生存话语取而代之，拒绝形而上的乌托邦遐想，以形而下日常经验的平面化、欲望化叙事为价值归属。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

80年代，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文学传媒、文学机构与批评界为

了制造和引导文学潮流，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把它们归结为不同的流派，但是我们发现，各种文学潮流虽然归宿不同，作品风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在内在追求上却有着微妙的共通性。总体来说，它们在现代性的潜在诉求和生命状态的秘密审视两个方面有着一定共通性，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共通性并不是完全一致或是合一的，共通是指它们在主题，形式以及文化选择等等各方面的相似追求。

“寻根文学”的基本理念是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呼唤、寻找“现代意识”,再由此“走向世界”。从它的理念可以看出,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借助“文化”之力,通过“文化”的“现代化”,确立民族的“现代”意识。从寻根派作家的题材选择来看,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现代性城市外的乡村作为表现对象,表面上看,这种题材的选择似乎与现代性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但是,当我们透过其作品分析其内在精神时,就会发现,寻根派作家的这种选择,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建构。例如,王安忆、阿城等作家努力探寻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存在形态。李杭育、郑义则表现出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反思。寻根文学作为80年代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发端，在突然兴起了几年后，由于自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完善,使其无法胜任“现代性”这一言说机制的要求,所以过早的被淘汰出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锋小说紧接后尘迎来了登场的机遇。它的使命就是在寻根文学的基础上，开辟真正脱离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纯文学空间”，并提供与旧的文学图式彻底告别的能满足时代对于文学现代性想像的全新的“现代化文

学图景”。比起“寻根文学”, “先锋文学”要幸运得多,一是经过“寻根”的尝试,它避开了弯路,把突破从“寻根文学”失效的“文化”诉求调整到写作的

文体和叙事形式的探索上来。“先锋小说”以非理性的疯癫表达了作家们对自由人性的向往，例如余华《一九八六》里的自虐狂,《四月三日事件》中的迫害狂,《河边的错误》中的一组疯人，马原《虚构》里的麻风病人。先锋小说的出现在与它不再满足于伤痕、反思文学对文革的道德化叙事以及寻根文学的前现代神话，它在对极端政治理性的反思中，已经无意识地触及了文革现代性的后果，与西方后现代思想家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可以说“先锋文学”非理性的疯癫书写饱含着对中国现代性的焦虑想象。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及新写实小说在文学史上被指认为历时性的、进化式的发展逻辑，似乎时间的更迭预示着文学阶段的完成，其实对现代性的诉求，对生命状态的秘密审视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们一直都是80年代文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