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

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

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

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

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

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

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在创作中反应的尤为显著。她对地母精神持怀疑态度，因为她从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只是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她反写了传奇，变成了姬别霸王，虞姬作为一个自我反省者出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十来年里，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她这样活着简直是“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而到“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时，她不得不成为“一个被蚀的月亮，阴暗、忧愁、郁结、发狂”。这几乎就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一种寓言化。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发现女人谈话的主题无非是自己的上司、丈夫或儿子，这使她感到了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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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超人是男性的，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6]。用这话来分析上面两篇作品，其间流露的悲观情绪自然就有些夸张了——说到底还是张爱玲不希望女性的天空永远那么低，除了丈夫就是孩子。她似乎把女人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失败归结于精神上的不自立，可是如果说到精神上的不自立，男人又岂能幸免？如果说女人躲不过婚姻，而男人又何曾躲过婚姻？

对于女性的存在处境，张爱玲总是又敏感又性急。而对女性如何才能找到自我，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在她这里仍旧是一个问题。但她又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女性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敏感和偏激造就了她的深刻。她对女性有同情的一面，然而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的在旧封建束缚过的“奴性”心态，以及因为被束缚而扭曲的“魔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子的拳头下，……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竟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不行的……”[7]在她看来，外界的环境固然是女性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女性生生世世做男人牛马，甚至力争去做牛马则是女性自甘为奴的根本原因，也是女性个性解放的最大障碍。

所以张爱玲只能以解构女性神话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女性解放的理解，尽管她十分崇尚地母娘娘，但她的作品总是只有一点“地母的根芽”[8]，到了曹七巧这个最彻底的人物，连这一点都泯灭了。

而王安忆在创作之初就仿佛于冥冥之中从张爱玲那里接过了“地母的根芽”，而且把它越做越大，创造了许多近乎地母的形象，并解析出一套明确的“地母的精神”。她似乎是凭着一种女人的本能，达到了极高的领悟能力。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王安忆最初塑造的一个饱满丰厚的女性形象。在家庭不幸面前，丈夫拿不出男人气概，欧阳端丽这个昔日的千金小姐一改对丈夫的依赖，显示出主妇的魄力。她辞掉阿姨，包下所有家务，精打细算过日子……却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爱家庭，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

这似乎是在重塑一种女性神话。对于女性神话，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没有比女性神话对统治者更有利的神话了，它确立了所有的特权，甚至使男人的诅咒也显得权威起来。”[9]但其实不是。王安忆是塑造了一种地母精神。这与王安忆对女性解放的深刻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考不是单独面向女性，而是涉及到男性，“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那么一个问题：究竟，男人是怎么回事，女人又是怎么回事？”[10]

“寻找男子汉”，一度喊出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的心声。而王安忆却认为，这“或许是女人永恒的困惑与失望”[11]。因为她认识到：“在中国，男人的机会很少，他们也很难去发展。又要他们发展得好，又要他们适应各种情况，要温和，又不失男子气概，还要满足女性的各种要求，那该多难!”[12]

王安忆的这种认识显现出眼光的犀利来：中国的女性解放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可女人们总算是放开了自己，开始了大胆寻找生命真爱的历程，可寻来寻去，还是在旧的思维模式里，认为“男人应有宽阔的胸怀和肩膀，可容下一世界的苦难并承起一世界的重任”。而为什么一定要寻找男子汉？这本身就是女人的误区。终究还是女性潜意识里仍旧把自己当做弱者，希望自己能够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心理在作祟。所以她说，“寻找男子汉，也许注定不会有结果。男子汉或许都在陪伴不致力于寻找的，要寻找的永远寻找不到。”[13]

在《女作家的自我》中，王安忆更直接地质问：“做女人难，做男人还难不难呢？”[14]在《长恨歌》中，她描写李主任的一段话体现了她对男人的深刻同情：“李主任这样的风云生涯，外人只知李主任身居高位，却不知高处不胜寒。各种矛盾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层层叠叠。最外一层有国与国间；里一层是党与党间；再一层派系与派系；芯子里，还有个人与个人的。……李主任是在舞台上做人，是政治的舞台，反复无常，明的暗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