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交通文化_张建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巴蜀交通与巴蜀文学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ＸＺＷ０１７）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４

作者简介：张建锋（１９６５－），男，重庆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交通文化

张建锋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

摘要：郭平英、秦川编注的郭沫若游学家书收录１９１２年６月至１９２３年１月书信６８封，跨度为十年半。这些书信写于国内的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和日本的东京、冈山、福冈等地，书信的内容及投递信息反映了民国初期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邮政状况，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史料。从郭沫若游学家书的个案，可见当时中国交通之一斑。

关键词：郭沫若；家书；交通文化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２２５（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２２－０４

郭平英、秦川编注的《敝帚集与游学家书》收录了郭沫若68封寄给父母、兄弟的书信，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3年1月，跨度为十年半。这些书信写于国内的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和日本的东京、

冈山、福冈等地，是郭沫若离开家乡四川乐山，在外求学期间。除了能够“了解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志向抱负、生活履历、学业成绩，还有生活趣味、家

庭亲情”[1](P335)

之外，也能反映当时的交通路线、交

通工具和邮政状况，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记录。本文结合郭沫若的回忆《初出夔门》对此进行论述。

一、郭沫若出川留日的交通路线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来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郭开贞（郭沫若本名）是其中之一。郭沫若因此出川到天津。郭沫若从成都出发，到重庆后，于1913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男第八号由成都出发”，“是日即宿茶店子。九号由小东路进行，宿龙泉寺。十号宿乐至县。十一号宿遂宁县。……十二号在遂宁暂息一日，因由此地下重庆时，当由水路进发，换轿觅舟，不免少延时日也。十三号晨下船，是夜抵东安县。十四号抵合川县，即从前合州。嘉定傅说之现在代理该县知事，故次日（即十五号）于合川复住一日焉。……十五号夜仍归宿船中。次晨（即十六号）复发，舟行二百余里，不到重庆三十里处宿焉。今晨八钟已抵重庆矣。在途共计十一日”。[1](P175)这封家书反映了当时由成都至重庆的一条交通路线及其路程、行程时间。信中所谓“小东路”或者“小川北路”，与通常说的“东大路”有别。当时的东大路是出成都东

门，再经过简州（即今简阳）、资阳、资州（即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地到重庆，路较宽阔，行路不难，但路程较远，费时要十多天。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对不走东大路的原因作了说明：

“因为军事初停，东大路的匪风甚炽，便选了小川北路，由简阳经过乐至、遂宁、合川等地，乘船由

涪江南下以入重庆，也同样费了十天。”

[2](P323)

郭沫若陆行到遂宁后，改为水路由涪江而下，所经东安县（今潼南县）为民国元年新建县，治所梓潼镇。民国二年废省改道，东安县隶川北道潼川府。民国三年，川北道改名嘉陵道（道治阆中），东安县因与广东、

湖南两省县名重复，又定名不久，地在潼川府之南故更名潼南县。

郭沫若由重庆走水路沿川江航线东下，乘坐的是当时川江上唯一的轮船“蜀通号”，该船只能开行到宜昌。到宜昌后郭沫若换乘外国船到汉口，于1913年11月3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卅一号抵宜昌后，是夜即上大亨轮船。十一月一号夜开

发，行两日夜，已于今午抵汉口矣。”[1](P177)

郭沫若在

《初出夔门》中回忆写到，他们一到宜昌，便“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 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

成了虾蟹。”[2](P327)可见当时从宜昌至汉口行程三

天，日本轮船已有长江航路。据《中国日本交通史》载，除了汉口至宜昌线，还有上海至汉口线、宜昌

至重庆线、汉口至湘潭线、汉口至常德线等。[3]郭沫

若的家书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路线、行程及航

郭沫若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０５期）生平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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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6142/ki.gmrxk.2013.03.018

运公司、船只的情况，很是珍贵。

郭沫若到汉口后，在汉口的客栈里住了一夜，1913年11月4日早晨到大智门车站，沿京汉铁路北上。前往天津的郭沫若是在保定下的火车，在保定的客栈里住了一夜，11月6日转乘的是专往天津的火车。因为超级慢，郭沫若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到天津后，于1913年11月6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

“夜过黄河桥，长十九里，上悬电灯，下映河水，光明四灿，黄白相间，水声风声，助人快意。五号午后三钟，到直隶保定府，即由此下车。六号再搭车赴天津，午后六时始到。依此路线进行，比枉道北京较捷”。[1](P178)京汉铁路即芦汉铁路，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倡议修建，至二十二年（1896）铁路总公司成立后方才正式开工，二十四年（1898）芦保段完成，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将卢沟桥铁路延伸修至北京正阳门，同时保定以南各段相继完成，三十一年（1905）黄河铁桥建成，全线直达通车。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当时北上天津铁路的路线情况、运行状况和黄河铁路桥的风貌，是比较难得的铁路交通文化记录。

郭沫若在赴日本前的1913年12月25日晚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兹已定明日搭乘京奉晚车，同张君次瑜，由南满、朝鲜漫游赴日。”[1](P179)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写到：

“次瑜的路线是决定由京奉铁路经过朝鲜的，二十八号的晚上照着约定了的时间到北京东站去聚齐。”[2](P352)这个回忆里的时间有误，对照当日寄出的明信片上的邮戳，应为1913年12月26日。傍晚时分郭沫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上京奉列车东行。27日清早出山海关，当晚到达奉天（今沈阳），在南满车站日本租界里的日本客栈住宿一日。28日晨从奉天搭乘日本火车沿安奉铁路东行，当晚抵达安东。过海关后，换车驶往朝鲜境内。29日早晨列车途经朝鲜旧京汉城（今首尔），当晚到达釜山。郭沫若在1914年2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

“由南满、朝鲜绕道陆行，路费用去一百元。”[1](P182)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由京赴朝是经过京奉铁路转安奉铁路，过安东海关后再换车入朝的路线情况，还记录了沿线的主要行经站点和全程的路费，殊为难得。

二、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现代交通工具

郭沫若从成都出发，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传统的轿子和帆船。他在《初出夔门》中说当时东大路“交通工具是原始的鸡公车、肩舆和溜溜马。”到了重庆后，踏上出川的路途，郭沫若开始接触现代交通工具。1913年10月17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蜀通号”轮船。“蜀通号”轮船是川江航线上最早定期航运的现代轮船，1910年2月通航，每月往返

两次。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回忆到：

“便乘着当时川河里所有的唯一的一只轮船‘蜀通号’东下。”“就这样，我们，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轮之船”。[2](P323-324)1913年11月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去宜昌乘坐的是大亨轮船。比照《初出夔门》中的回忆，“大亨轮船”是日本邮船会社的“XY丸”轮船。

郭沫若是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乘京汉铁路的火车北上的。这是郭沫若第一次乘坐火车，本该有特别的感受，可他在《初出夔门》中写到：“和火车见面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论理应该有些新奇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搜索，所能记忆的却只是过磅时的麻烦，车站上的杂沓，车厢中的污秽。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车行中所接触到的窗外的自然。”之后，郭沫若对由保定专往天津的火车有过更多的感慨：“这一趟的车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车，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时候比动的时候多，动起来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骆驼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车，坐到了午后四点钟光景才到了天津。”[2](P328-330)郭沫若对北京东站有好感：

“到了车站，停不一会次瑜也到了。东站是很宏敞的，因为买票和种种手续还要费些时间，和我十分惜别的京官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厂里处处巡走。”到了奉天，郭沫若乘着有轨马车到南满车站的日本租界去，他有了新的感受：

“那车站前租界街道的宏阔——

—怕有北京正阳门大街的四倍——

—才尽量地睁开了我惊异的眼睛。”直至坐上日本火车，郭沫若才算体验到了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的“优越性”：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铁路的日本火车，一上车尤其使我吃了一惊。”

“我们的车票是二等联络票，由北京一直坐到东京。由北京出发时所坐的京奉线的二等车，和京汉线的三等是毫无差别的。车厢既旧，又污秽，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车，就像真的进了乐园。座位是蓝色的天鹅绒绷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异常洁净，而一车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车坐错了，坐上了头等，上了车后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车上写的字，依然是在腰间的一条蓝带上写着白色的‘二等’两个字。”[2](P352-357)可见当时日本火车的“内饰”，从座位、车窗到地板都是“现代化”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初次接触火车的郭沫若面对现代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的复杂心理和对现代文明的向往。

郭沫若到日本后，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交通文明。他在1914年2月13日写给父母的信中说到：“近在神田研究日语，离寓有中国八九里远。每日步行而往，必乘电车而归，以午后五钟下课，急于赶饭故也。但坐电车，两次需合中国钱九十文，每月乘车必需一円半钱。”[1](P182)电车的快捷是不言而喻的，而花费也比较大。郭沫若由东京抵达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