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医院与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文物医院与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一 、文物医院的基础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在紫禁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曾是明清两代二十四位皇帝的宫殿，占地7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6.7万平方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医院就座落在皇宫的一个四合院里，称文保科技部，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故宫博物院院藏各类文物的保护研究、修复和复制，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国宝在这里获得了抢救性保护。文保科技部现有古书画装裱与修复、青铜器修复与复制、古钟表修复、古书画临摹复制、宝玉石雕刻与镶嵌、传世漆器与木器修复、囊匣制作等工作室和分析检测实验室。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形成了当今的文物医院。

（一） 传统的文物修复技术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保存并传承了古书画的装裱与修复、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古钟表的修复、古书画临摹复制、宝玉石的雕刻与镶嵌、传世漆器与木器的修复、囊匣的制作等技术。这些技术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有的历史甚至更为悠久。它们经过世代相传，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工艺流程，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这些技术是具有故宫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古书画装裱修复技术
故宫保存的“古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在2008年已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唐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论装背褾轴》记载：“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南朝宋至今已近1600年，由此可见古书画装裱技术漫长的历史。
在隋代，由于丝织品和造纸技术更加成熟，为著名书画家和大量名作的产生创作了客观条件，同时也就促进了书画装裱技术的发展。在当时的京城，观文殿后设有二台，东称妙楷台，藏自古法书。西称宝迹台，收自古名画。隋炀帝即位后，又将内府所藏书画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品使用红琉璃轴，中品使用绀琉璃轴，下品使用漆轴作为装饰，并派诸葛颖、江总等监制装背。隋代的书画装裱是从两晋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历唐至宋，书画装裱进入鼎盛时期。《高宗翰墨》记载：“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先帝又加采访……，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赝，纸书绢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绵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由于朝野均重视装裱，故设置官职，“装背”就成为宋代“文思院”的六种待诏之一。明清时期，书画装裱基本形成以北方为中心的“京裱”和分别以苏杭、扬州为中心的“苏裱”、“扬裱”流派。清宫造办处专

设“裱作”一项，汇集南北高手从事宫廷收藏书画的装裱与修复工作。民国时期，宫中高手散落民间，中国的书画修复业形成了以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大树斋和上海的汲古阁、刘定芝装池等为代表的两大流派。解放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将包括刘定芝装池、玉池山房等裱画铺在内的全国书画装裱修复高手请到故宫博物院，专门负责装裱修复故宫收藏的书画文物。他们是：张耀选、杨文彬、孙承枝、江绍大、张有年等。这些修复高手们先后修复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展子虔《游春图》、韩滉《五牛图》、马和之《唐风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一系列国宝级文物。
2.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
传统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也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从《吕氏春秋?审已篇》和《韩非子?说林》的记载中可知，这种技术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史料中还能看到汉代方士新垣平向汉武帝进献仿周代青铜器事发被革职的记载；故宫现藏唐代仿西周青铜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宋代、元代仿制古代青铜器成为风尚，杭州、苏州等地出现了颇有名气的仿古青铜器作坊；明代万历年间，仿古青铜器制作分为南北两派，金陵的甘文堂、苏州的蔡家和北京的施家成为代表；清代与明代相比，仿器不仅精细，而且数量更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内有专门机构负责征召各地能工巧匠仿制、修复青铜器，青铜器修复、复制技术不断完善，日趋成熟，形成了一套工艺规范的传统手工技艺。
明清时期，青铜器的修复和复制技术分为北京派、潍坊派、苏州派、西安派等不同的流派。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源于北京派的“古铜张”，而“古铜张”的修复技术现在被认为源于清宫造办处的于氏。于氏原在内务府造办处专门修复宫廷珍藏的青铜器。清光绪年间（19世纪末），于氏离开紫禁城成为北京民间青铜器修复业的创业者。1952年 ，“古铜张派” 第三代传人赵振茂来到故宫博物院，从事青铜器修复工作并将这项传统工艺又带回了紫禁城。当时的专家还包括长期从事青铜器修复复制的赵同仁、李会生、孟海泉及景德泉、古德旺、张聚如等人。几十年来，这些专家修复、复制各类青铜器文物上千件，为我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做出重要贡献。随着第一批进入故宫博物院的修复师年龄的增长，如何传承青铜器传统修复技艺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国文物修复行业的突出问题。1972年，国家文物局委托故宫举办文物修复培训班。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承接了青铜器修复的培训任务，先后为湖北、湖南、广东、辽宁、重庆、

广西、新疆、陕西、甘肃、山东、云南、北京、江苏、山西等十几个省市培养了青铜器修复工作者，将京派传统修复技艺传授到全国各地。传统青铜器修复技术主要包括整形、拼接、补配、粘接（焊接）、加固、作旧等工序，有时还会涉及到去锈、烫蜡（表面封护）等工作。每项技术都有自己的操作规范，都要根据青铜器的具体损坏情况选择应用。传统青铜器复制技术包括制作模具、翻模铸造、錾刻花纹、打磨作旧等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很高的技术难度。从古铜张传人进入故宫后，故宫博物院通过“师承制”的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传统修复和复制技术的专家，先后修复了包括班簋、立鹤方壶、齐史祖辛觯、司母辛鼎、二祀邲其卣、马踏飞燕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复制了格伯鬲、兽面纹觚、兽面纹瓿、鸢祖辛卣、西周牛尊、西周荣簋等一系列重要文物。
3.古钟表修复技术
欧洲的钟表在明代就已经传入中国，受到皇室的喜爱。在清代的康乾盛世时期，京城皇宫已经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深受清代帝王喜爱的钟表成为皇家室内陈设、装饰的重要器物。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宫设立造办处，专门承制各种御用器物。皇帝出于对钟表的喜爱，在造办处下成立了做钟处，征召全国的能工巧匠与在清宫供职的外国匠师一同肩负起御制钟的制作、改制和维修的职责。做钟处曾经制造了多件御制钟表，同时对清宫钟表不断地进行修复和日常维护。到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退位，清王朝统治宣告结束后，紫禁城内作为内务府下属机构的做钟处仍未被裁撤。逊清皇室时期（1911年—1924年），原做钟处的工匠依旧留在紫禁城中从事清宫钟表的修复与维护。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原做钟处的工匠仍留在故宫修复钟表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建立了古钟表修复工作室。这些工匠继续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钟表的修复工作，同时把这门技艺加以传承。通过师徒的传承，培养了一批技术精湛的钟表修复专家。
故宫古钟表修复技术已延续了300多年，这一技术源于清宫造办处做钟处，其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他们是御制钟的主要设计者和机械加工的技术指导。如法国人沙如玉在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728年8月30日）抵华，在法国人巴多明推荐下，第二年春天被召入京。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初九日，首领太监赵进忠传怡亲王谕：“著西洋人沙如玉在造办处做自鸣钟活计。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多处记载了西洋人沙如玉制作钟表的情况。二是做钟太监，他们是宫中最早

向西方传教士学习自鸣钟机械结构和维修的技术人员。三是因广钟闻名一时的广州做钟技师。这些能工巧匠在做钟处共同工作，技术上不断融合，形成了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
故宫现有的古代钟表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结构调查、拆卸、清洗、去污、除锈、烘干、栽尖、补齿、焊接、铆合、锉磨、组装、倒齿、备劲、跑弦、合夹板、核对分针、核对时针、换套针、调试等技术环节。
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已利用古代钟表修复技术修复铜镀金象驮转花钟、铜镀金象驮水法塔式音乐钟、铜镀金葫芦式转花广钟、紫檀楼嵌珐琅转仙人钟、铜镀金四象驮乐箱帕跑人犀牛转花钟、木楼式时刻更钟、铜镀金鸵鸟驮亭式表、铜镀金嵌珐琅人物亭式转水法钟、铜镀金嵌料石升降塔钟、铜镀金牛驮水法亭式钟、四柱亭式无发条坠力钟、铜镀金镂空套冠架式钟、铜镀金八仙水法转花钟、铜镀金转花走人镜表、铜镀金嵌料花四象驮转花转水法钟等等。
4.古代书画临摹复制技术
长期以来，临摹古代书画珍本成为传承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传承中国古代书画技法的重要手段。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3世纪，东晋画家顾恺之不仅创作了很多名画，而且还临摹了许多绘画作品；公元5世纪，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家刘绍祖是个“善于传写”的摹画高手；公元6世纪，南齐谢赫撰写的画论《古画品录》中有六法之一的“传移模写”；唐初，皇家设立掌理秘书图籍的官署“集贤院”，这里曾大规模地进行研究和临摹古书画的工作；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因爱好古人书画，遍临晋唐名迹可以乱真；宋代以后随着绘画艺术的发展，书画临摹的风尚也随之更加普遍。特别是明清以来，临摹书画之风更盛。出现了 “湖南造”、“河南造”、“广东造”、“苏州片”、“扬州皮匠刀”等派别。民国初期，上海地区集中了一批专以临摹传世名画的书画临摹高手，成员主要有谭敬、汤安、金仲鱼、郑竹友、胡经等。他们制作古书画时分工合作，或绘画，或写字，或摹刻印章，或装裱作旧，所摹作品惟妙惟肖。与此同时，北京、天津画坛也出现了一批绘画高手，其中包括“湖社画会”的陈临斋和著名女画家冯忠莲（陈少梅之妻），以及专门临摹书法印章的金禹民。故宫博物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吸收了上海、北京等地的一批掌握古代书画临摹技术的专家，如金仲鱼、郑竹友、冯忠莲、金禹民、陈临斋等。冯仲莲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金仲鱼摹《赵佶听琴图卷》、《郭熙窠石平远图卷》、《崔白寒雀图卷》，陈临斋摹《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卷》、《胡環卓歇图卷》、《王渊花竹锦鸡图轴》等作品都极具代表性，其中很多摹本已经被作为文物进行收藏。
古书画临摹技术主要包括勾稿、落墨、着色、做旧、题款及印章的摹制。摹制过程中完全使用传统工艺、传统材料，所摹作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原件。延续并发展了1700多年的古书画人工临摹复制技术，保存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技法和临摹技术，复制了诸多国宝级古书画文物，保存并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故宫博物院，其他门类的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也有着类似的传承脉络，目前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的门类在中国是最全的。为了保护这些传统工艺技术，故宫博物院从上世纪就开始吸收有着较好知识结构的年轻人，让他们学习文物修复传统工艺技术并从事文物修复工作。通过老师傅的传授，已形成了几十人的专家队伍，使故宫保存的这些传统工艺技术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修复故宫收藏的文物，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成立了文保科技部。近年来，文保科技部建起了冷冻和熏蒸杀虫灭菌工作室，负责文物的杀虫灭菌；安排专人负责环境研究工作，对文物库房环境、展室环境、展柜恒温恒湿微循环系统等进行监测研究，提出可实施的方案，达到了文物环境的优化，预防了文物病害发生；建立了文物保护分析检测实验室，购置了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荧光波谱仪、X射线荧光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激光拉曼光谱仪、红外光谱仪、不同类型的光学显微镜、差热失重综合热分析仪等现代检测仪器。所有这些，构建起了当今文物医院的分析检测框架， 可以运用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传统文物修复技术提供支援。文物保护实验室配有先进的环境监测设备，为故宫文物的收藏与展示提供技术保证。
在修复上蔡出土青铜鼎的工作中，实验室的专家同青铜器修复专家合作，利用X光照相技术发现了鼎腹内隐藏在锈层下的铭文，为修复工作提供了依据。
倦勤斋是故宫中的重要建筑。在修复“倦勤斋”室内斑竹彩画的过程中，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利用显微分析发现了部分斑竹彩画的重绘现象，为倦勤斋内装修不全的档案记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也为倦勤斋室内修复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丝织品修复工作中，传统工艺的操作技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如纺织品织补工艺、织物缝补工艺、缂丝工艺、刺绣工艺等，这些工艺技术在现代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不可缺少，更不能被其他方法所替代。而在继承这些传统工艺的同时，现代

科技的运用能够辅助、提高修复的效果。利用不同功能的显微镜对纤维类别进行科学的鉴定与分析，可以确保修复工作的正确。例如，在对纺织品面料的材质鉴定中，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故宫收藏的羽毛纱材质文物进行检测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羽毛纱是由羊毛或羊毛与桑蚕丝交织而成”。由此解决了历史上具有争议的“羽毛纱是否由鸟的羽毛编织而成”的悬疑问题。
在文物修复工作所涉及的传统宝玉石的雕刻与镶嵌的技术中，引进现代化的仪器和设备，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工作的精准度。例如，近几年电脑雕刻机、精细切割机、显微镜等仪器和设备用于宝玉石雕刻和镶嵌工作。通过精密切割机可以更加准确地切割宝玉石原材料，省时、节约原料，操作安全；通过使用显微镜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材料内部结构，确保制定正确的修复计划和选择合适的材料完成一些手工难以完成的工作。
青铜器修复中往往要涉及器物碎片的拼接工作。传统的拼接方法是根据碎片的茬口进行比对，茬口吻合后将碎片粘接或焊接，但是许多器物往往碎成很多块，要将它们拼接复原往往要花费数天乃至几个月，耗费了修复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碎块过小，茬口部分不容易通过肉眼辨别，容易造成拼接失误。为了解决传统修复工作中青铜器碎片拼接难度大、耗时长、易出错的缺陷，文保科技部开展了“青铜器修复传统拼接技术的科学化研究”工作，利用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系统，采用形状匹配技术，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和三维照相机等输入设备实现文物碎片的数字化，采用文物虚拟复原技术对文物碎片进行拼接。

二、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建设

1.文物保护修复的第一手资料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作为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的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但记载了文物上的各种信息，而且还记录了保护修复工作的全过程。用科学的方法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是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需要，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
文物是历史文明的载体，文物上不仅保存了历史、艺术和科学等信息，而且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工艺条件，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内容。这些信息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在保护文物本身的同时，保存文物上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理应成为文物保护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内容。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技术主要包括文物科学研究与保护、传统修复与复制。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延长文物寿命，延缓文物老化。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文物保护与修复也是对文物的人为干预，使文物本

身具有的某些特性（如强度、酸碱度、耐折度、外观等等）发生一定的改变。为了保留文物在保护修复工作前所具有的原始信息，必须要在文物修复前对文物原状加以描述，同时由于保护修复过程中的人为干预会造成文物修复后状态的改变，所以工作人员同样要对文物保护修复的过程以及修复后文物的状态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记录。这些对文物原状的描述与修复过程的记录资料就是文物保护修复的技术档案。这样的技术档案，作为文物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既保存了文物的原始与现今的各项信息，也有助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总结归纳与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为今后对此项文物的研究、保管、利用与再修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记载文化遗产信息的有效方法
在我国，文物修复已有较长的历史，前辈们发明创造了传统的修复工艺和技术，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年来采用的是师徒制、口授心传的方法传承这些技术，很少有文字记载。通过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能够使传统的工艺和技术更有效的传承下来。
做好文物保护修复的建档工作，要解决一个方法问题，这是许多文物保护修复人员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及我国目前文物保护修复实际情况看，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在建立档案之前，首先要明确建立档案的目的、使用档案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建档方法。通常，档案的建立都是以保存历史信息供后来的研究者、保护者使用为目的。档案的使用对象包括：文物的所有者及文物的责任者、文物的研究者与利用者、今后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由于档案的使用者不同，需要的内容也各有侧重。这就需要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根据档案使用者的需求有侧重的进行记录。对于文物研究者来说，必要的文字资料不可缺少，而对于今后的文物保护修复人员来说，大量详细的图片则显得更为直观和重要。
明确了档案的使用对象后就要选择正确的建档方法。因为使用正确的建档方法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为文物的所有者、使用者提供翔实可靠的资料。这就要求：首先，正确记录文物的基本信息（质地、材料、尺寸、体积、重量等），制作相应的图片（照片、线图、结构图），提出科学的分析结果以及列出与文物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等。在以上过程中，应注意使用严谨的术语对文物进行专业化的描述。因为严谨的术语可以规范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内容和形式，使之科学化，避免使用非专业术语带来的字面上的歧义与内容上的模糊。第二，要在工作中进行日志性记录，用详细的文字

记录每天工作的内容和遇到的问题。第三，在整个工作完成后，应进行归纳和总结。这项工作是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因为在归纳和总结过程中，可将原有的日志性的内容通过有序的信息排列上升到综述的高度，最终为档案的利用者提供较为完备的参考资料。通过以文物修复档案记录的保护修复工作能详尽地记载传统的修复技术和文物的相关信息。
3.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档案内容的探索
在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中首先需要撰写的是文物调查书。文物调查书是整套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依据和基础，反映了文物在保护修复前的初始状态。文物调查书中应当包含文物的基本信息，如文物的名称、时代、类别（绘画、陶瓷等）、所有者、文物等级、尺寸、重量等内容；标明文物的收藏地点、数量和来源。在调查书中，需要用简单的文字对文物的历史背景、文物的外观、历史痕迹（如使用状况、制作缺陷、前人的修复改动等）进行描述，以作为文物的必要说明。在调查书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物的损伤状况或病害情况加以细致地描述。要注明文物损伤的种类，如破损、开裂、锈蚀、变形、生霉、虫蚀、附属物损坏等等，同时还要注明损伤程度，最后要由送修人补充说明送修原因、要求、保护修复的内容。调查书的组织形式通常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自由式撰写。这样的撰写格式并不固定，主要是撰写人根据器物的特点，针对器物进行有侧重的说明，以此突出所要说明的内容，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另外，还可以使用标准化的术语、辅助相应的图表进行自由式撰写。自由式撰写的好处是写出的档案材料具有针对性，可以使待修文物上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二是非自由式撰写。这种撰写是通过在预先设计好的表格上进行选项打钩，以记录文物的保存状况和在保护修复过程中将要涉及的内容和问题。这种方法较为呆板，但写出的档案比较客观，同时，不同的器物所对应的档案格式相同，有利于档案的后期管理和利用。但是，由于非自由式撰写可能无法将所有类别的器物状况表达清晰，因此，表格中应当列出“不确定”、“不清晰”等选项，还应当留出一定的空白区域，以便档案撰写者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书写。在制作调查书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不能很好地观察器物的整体或局部，不能理解文物上存在的某些现象，不具备标准化的术语，不知如何确定文物的损伤程度等。此时，只要对所看到的内容加以客观的描述即可。应当注意的是，不要把记述性的记录写成带有主观色彩的解释性记录。在完成

文物调查书的写作后，在其最后部分要有文物送修日期及送修人的签名、接收人的签名，以表示对调查书内容的确认。
文物调查书制作完成后，要对文物进行拍照和绘图。照片拍摄是对文物修复前状态的影像记录，照相的方式可以使用普通相机拍摄彩色或黑白照片，也可以用数码相机拍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还可能会用到红外线摄影和X光摄影的技术手段以获取文物上无法用肉眼观察到的损伤或信息（如绘画上色彩被修补过的地方、铜器上被锈蚀层遮盖住的铭文等）。文物保护修复前的照片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依据和比照对象。另外，可以根据文物的特点绘制立体图、平面图、线图，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在图上注明文物的损伤内容，在图中还可以依照原件大小按比例标出各个部位的尺寸，为文物修复工作提供依据。
在为文物进行照相和绘图的同时，应当对文物的制作材料和工艺进行调查和记录。文物材料的调查可以使用直接观察法，通过肉眼对材料加以辨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通过实验手段对文物的微观结构、成份配比、理化性质进行分析记录。运用仪器分析得到的数据应当附在档案中，以备参考。文物的制作工艺调查是阐明文物最初制作工艺的途径，对工艺进行描述是为保护修复工作的展开提供必要的参考和补充。
在保护修复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必须依据前面已经制作完成的文物调查书、保护修复前照片和绘图、文物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报告为依据，按送修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应当包括技术路线（如除尘、去锈、清洗、拼接、加固等）、工艺和将要使用的材料、方法。保护修复方案应当是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形成的文字资料，它将成为整个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基础并指导实际操作。
进行实际的保护修复工作时，要有相应的工作记录，以记载每天工作的内容、工作者及在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等。工作记录可以使用完全自由式撰写，也可以借助表格进行撰写。每天的工作记录中应当包括对文物进行观察、保护修复的整个过程、工作日期和工作人员签名。这样我们可以在保护修复工作结束后清楚地了解在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什么人在哪一天对文物进行了怎样的处理。
当所有的保护修复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应当提交出相应的保护修复技术报告。这份报告是综述性的材料，它是整个保护、修复过程的总结性概括，这个报告将成为今后人们对文物进行研究、保护的重要依据，对文物本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档案资料。保护修复技术报告中应当详细地说明保护修

复工作的全过程情况，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技术难点和解决方法，另外在保护修复技术报告中还要写出本次工作中存在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等。需要注意的是，在提交的保护修复技术报告中，需要明确地标示出工作介入的区域和具体位置，对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详细的描述，对使用的材料及用量进行描述，如果在保护修复过程中最终的结果和预计达到的目标发生变化，应当在技术报告的结束部分进行补充说明，同时提出预防性建议。最后，技术报告中应列出参考书目和依据的标准。为了进一步对保护修复结果进行说明，需要为技术报告配上相应的修后照片。
保护修复技术报告制作完成后，在文物所有者或文物使用者提取修复好的文物时，需要由其填写文物提取记录书。文物提取记录书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文物的名称、编号、时代、所有者、提取者、提取时间、提取时文物状态，最后再经过提取人与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共同确认后，应当由文物提取人填写提取意见，进行文物交接。
像这样由文物送修记录书，文物的各种照片，图表，对文物材质、制作工艺的分析报告，保护修复方案，工作日志，技术报告，提取记录等一系列的资料综合在一起，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文物保护修复档案。它不但对文物原有的状况、附加的信息加以描述和记录，同时也保留了保护修复工作中使用的工具、材料、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它是文物的特殊资源，将为今后的文物研究、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可靠而翔实的依据，尤其是有助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总结归纳与提高。构建文物保护修复档案，就是为文物建立了一份详尽的“病历”。
文物保护修复档案的建设是完善文物医院的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对文物病害诊断的“规范化”表述，即图示标准的建立。对传统的文物保护修复工艺进行科学化的记录和总结，在最大程度上以标准化的文字、图像形式保存传统工艺，制定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标准。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份适合于院藏纸绢类文物的病害分类及图示标准初稿，规定了院藏纸绢类文物的病害范围、基本术语及定义、病害分类和图示中的文本内容与格式、病害标识符号，以及画面的基本概述、画面的病害描述等，并在乾隆花园二期工程的室内贴落画修复与复原工作中探索应用。还有第三步、第四步……，总之，出现病害的文物就如同病人，需要进医院治病。传统的保护修复工艺技术好比“中医”，现代的科学技术犹如“西医”，针对不同文物的病害情况制定怎样的保护修复技术方案和工艺路线，得视具体病例具体分析而定

，切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完善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医院任重道远!

主要参考资料:
［1］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文物修复研究（第三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杨正旗.中国书画装裱大全.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5.
［3］贾文忠.文物修复与复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胶卷号68、69.


（本文原刊载于《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