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商鞅变法

浅论商鞅变法

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韦润儒（选修课论文）

关键词：商鞅变法结果历史意义

战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一直以来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帝王将相轮番登场，各路豪杰纵横捭阖。战国初期，韩、赵、魏分据晋国，随后田氏带齐，形成了齐、楚、燕、赵、韩、魏、赵、秦七雄并立的局面。后来秦国却一统天下，这与商鞅变法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这样认为，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它让秦国拥有着当时最为管用的制度。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年经时候喜欢刑名之术，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后来侍奉魏国国相公叔座，公叔座重病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得不到魏惠王的认可，于是公叔座让商鞅离开魏国但是商鞅并没有立刻离开。

公叔座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颁布求贤令，于是便携《法经》投奔秦国。第一次朝见秦王时商鞅以帝道游说秦孝公但是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认为是狂妄之徒；第二次见孝公时商鞅以王道说之，孝公仍然不为所动，第三次商鞅拿出了霸道之术，虽然没有被立刻采用但是却的到了秦孝公的肯定，于是乎，商鞅在后来的会面中大谈富国强兵之道，孝公深为折服，不久之后重用商鞅。后人在看这段历史时，有人认为商鞅是一个和孝公一样的野心家，其实他一开始就想推销自己的霸道之术，但是在这之前他想试探一下孝公，以了解其内心想法。而孝公多次接见他说明孝公也认为来着不是这么简单。

孝公六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全权负责国家体制改革，对于商鞅这样一个外族人，孝公把行政大权交给他一方面可以看出孝公对商鞅的信任，另一方面则表露出孝公力图变法、富国强兵的不变信念。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在秦国推行变法，但是害怕招到国人的非议，危害到自己的统治，于是他召来群臣商议此事，为自己变法找到理论依据，使之名正言顺。果然，变法一提出，甘龙、杜挚就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就是人们提及的舌战群儒，商鞅的精彩表现为变法提供了有利条件，给自己赢得了舆论上的优势。

变法之争结束以后，秦孝公命商鞅实施变法事宜。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发布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斤金（古时的“金”实际为黄铜）。”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这一举动让百姓们认为商鞅言出必行，可以信任。于是乎，商鞅以仅仅50金的代价就争取到了实行变法的群众基础，这实在是高。就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也高度评价，认为凭借着一点就足以“治四海，平天下了”。

一切就绪以后，商鞅奉命颁布了《垦草令》，由此开启了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的贵族加入到农业的生产中来、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在今天人的眼里看来，实行限制商业发展的方法似乎不是特别明智，但是如果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并且站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看待问题的话就不是很难理解，而且还会对商鞅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产生钦佩。对于土地而言，稍微有点经验的人在看完农夫庄稼的长势后都可以大概估计出今年的收成是多少，应该向国家缴纳多少税。但是对于商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虽然家在国内但是由于经商的特殊性常常出门在外，到各个国家去。至于年收入是多少，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几乎是不可

能的事。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利益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害，而且，商人们在国外还会自然而然的接触到国外的思想和观念，回来以后可能就不是那么安分了，这会对国家在精神上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就会受到冲击。商鞅的耕战立国可以说是通过对国家有形的物质财富和无形的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实现的，这就是说社会各种资源国有化是商鞅新法的得以贯彻落实的关键，而这正是商鞅极力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根本原因，他希望国家政府所能拥有财富不因为商品流通和买卖聚集在非官方的人手里，一旦私人手里囤积了大量可供交换的物资，就会形成一股可以与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他们不但扰乱了官方的国有经济制度，而且还能够极大弱化了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度。这样一来，在商鞅的秦国，只有公家、没有私人；只有国家，没有个人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聚富于公。老百姓的选择十分有限，生活单调，但是资源和财富却在国家层面得到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对外力量。

商鞅的法令一颁布就引来了百姓接连不断的投诉，许多达官贵人带头违法，不久之后，太子也违法了法令，但是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不能处死，所以商鞅采纳旁人的意见，将太子的文化课老师公孙贾斩首，在体育课老师公子虔的脸上刻字以示严惩。第二天，消息传开以后，秦国官僚和百姓无不对法令严肃对待，令行禁止，终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第一次的成功变法为基础，秦孝公又命商鞅继续推行变法，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更进一步。主要内容有：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实行征赋；推行县制，废除分封制；迁都咸阳，修建宫殿；统一度量，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等等。

两次变法综合起来看，它主要包括奖励军功、重农抑商、严酷刑法三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变法中的统一度量不仅促进了秦国工农业的发展，为秦军的许多提供了许多统一标准的武器装备，这与今天的武器制造思想很是一样，可以说是为秦国的军队能屡战屡胜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还为统一准备了条件。推行土地的私有制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提高了农民们的种植积极性，为秦国的军队提供了不间断的物资补给。经过变法，商鞅达到了其预先的目标：利出一孔。这就极大促进了百姓们为了生存发展而为国家卖力。

法律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惩罚来体现。商鞅的新法到处充满毫无弹性的强制色彩，《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刑法条文“多如牛毛，密如凝脂”，处处约束。商鞅执法严厉，处罚残忍，杀人无数，用刑无度。《资治通鉴》记载到商鞅每年秋天都在渭水河边处置犯罪，因为杀人太多所以把渭水河都染成红色。如此酷刑与商鞅作为法家代表人物，认为人性本恶有很大关系。在商鞅的眼中，有功论赏，无功论罚。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确立了一种对中国后来影响深远的经国理念：中国式重农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重小农，同时抑制工商业。这种治国观念在秦汉以后基本上继承了下来，在两千年的王朝政治发展中基本没有变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同时，由于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并未与旧的制度、文化、习俗彻底划清界限。“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

不管怎么说，商鞅变法终究是让秦国走向强大，成为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在历史上高速运转了一百五十年。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是商鞅个人的才干超群，秦孝公全力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秦国没有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在建国的伊始就没有依赖过公室贵族，没有给予他们实权。当时着手进行变法的国家不仅仅只有秦国，还有魏国和楚国，但是由于他们的贵族势力强大，掌控着国家的军政大权，所以虽然魏文侯是一个罕见的开明君主，重用贤臣，力主改革，一度使得魏国称霸。但是随着魏文侯的离世，变法就在贵族的反抗中草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