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鞅变法的几点思考

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由于时代的根本不同，我们同商鞅所处的时代在实力竞争的内容上也根本不同。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争霸的局而打破，政治呈多极化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使我国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从综合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力竞争的趋势来讲.我们的压力将会更大。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必须抓住“发展”这个重要环节，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可以为增强国防实力提供物质保障，同时，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全民族的积极参与。
三、法律制度方面
商鞅的法律实践虽然旱己成为历史的陈迹，他的“法治”与我们今天的“法治”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从《商君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是无法治而言的，甚至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思想当中也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思想。因为真正的法治思想是具有“公民意识，民主精神，平等观念，自主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权利意识的”。《商君书》中的权力是君主独制，从权力角度上来说，就不符合法治精神中的“平等观念”，至于“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就更不可能有了。在封建社会，民众将君主都称之为“明君、贤君、圣主”。尽管法家当时提出“人性恶”的论断，但从《商君书》中处处可见“人性”只是君主以外的“民性”，而非所有人的人性。君主自然被排在性恶之外，君主是性善的。既然君主善，那当然不会有私心，也自不必去控制他的权力。因此，在封建社会背景下，只可能存在人治，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其权力制定制度来规范民众，诱使民众按其统治目的行事。但他追求的法治、富国强兵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人的法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孝公莞，子惠文王立，公子度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耻以构、尽灭其家。商鞅的死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他以太子老师顶罪，除以重刑，从而得罪太子必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国人看来，商鞅之死虽然可惜，但并不意外，然而在现代法制观念极强的西方人眼里，这个结局就不那么好理解，因为既然立了法，依法办事就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最后还丢了性命呢？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缘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以现代观点来看，商鞅无疑是一个大胆的改革者和创新者，并且他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他的问题是在制定和运行这些源于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法规和制度时，没有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王族的特权。结果得罪了太子，最后丢了性命。
商鞅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封建社会户籍立法的开端。《法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法律，但《法经》无户律。商鞅改法为律，是否制定了户律，史无明确记载。但距商鞅去世80年后，魏国于公元前252年颁布有《户律》。《魏户律》的内容大多在商鞅在世时就已行用;秦简将其附在秦律之后，意味着这些规定在秦国也要执行。因此，可以推测《魏户律》的制定，有商鞅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汉箫何收秦图书，后又制定了包括户律在内的《九章律》。在制定《九章律》时，《汉书》说箫何“去连坐法，增部主见知法”。“连坐法”为商鞅所创。萧何废去商轶的“连坐法”，表明他的法制改革是在商鞅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也能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户籍立法肇始于商鞅。
商鞅变法应该说是个社会变革、改良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个管理问题，由商鞅变法可以引出管理本土化的观念。这里说的管理本土化指本土企、事业机关对任何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或管理技术的引入和应用都要考虑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要在符合具体环境条件的情况下运用具体的方法和技术，这里的本土化可以是国家范畴也可以是地区范畴，比如我们引进美国的管理理论，还比如我国内地企业借鉴东南沿海的管理方法等都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如果把商鞋变法当作一个管理上的案例，我们可以认为商鞅就没有把他的变法很好地本土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贵族的特权是何等神圣不可侵犯，用王权至上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了，商鞅严惩太子的老师和侍卫长，从而得罪太子，就等于触犯了王权，他本人因此遭到报复，变法也因此受到影响。如果商鞅能够使这件事有所变通，比如找另外一个不重要的人顶罪，或者私下把太子犯法告诉秦王，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或许商鞅就能避免后来的悲剧，他的变法也就能继续下去，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对国家有利。
法学家苏力在其著作中曾指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他是从知识的地方性和有限性来论述的。从管理源于实践活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管理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因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历史的、具体的，总是限定在呆一特定区域的。我国领土辽阔，由于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经济交往的缺乏，各地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就有了徽商、晋商、陕商等的说法和区别。但是管理作为地方性知识并不排斤和否认知识的开放性，反过来讲，正是因为知识的地方性和局限性，才允许和要求各种知识的相互交流和融通。需要指出的是，注重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一则要关注历史，但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或正在形成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所以要更加重视这些非正式制度，是因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时人们的行为起的规范作用是相当大的，而它们又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国家在吸收引进他国经验、技术的时候，要注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人们普遍的价值观念，一个企业或组织更应如此，要把吸收引进的理论、方法融合到企业组织文化、宗旨和价值观念中去。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战国，迄于清末。商鞅建立的以征收赋税为主要目的户籍制度，到清朝推行“摊丁人亩”时才告终结。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其一，凝固性。户口处于一种相对凝固的状态。人口流动频率低，老百姓长期被束缚在乡里田土上，职业也很少变动。其二，多功能，户籍制度是各项国家管理活动的基础。征兵、征税、摊派摇役都离不开户籍制度。其三，阻滞性。户籍制度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商轶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密切的联系。
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引起他们极端仇视和伺机反扑。公元前338年，孝公病死，太子马四继位为秦惠文王，一批奴隶主贵族即行诬告商鞅谋反，煽动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面对复辟势力的迫害，初则逃亡，随之又返商邑举兵作过反抗，失败后被捕，处以“车裂”示众，全家亦遭杀害。
一、管理制度方面
商鞅变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典故。商鞅为了让国民相信变法，赏罚分明，在南门立一根很长的柱子，并下令重奖能把柱子扛到北门的人，结果有人把柱子徒步扛到北门领了奖赏。商鞅变法的这个部分大家都很了解，然而后来太子犯法，商鞅以太子的老师顶罪，太子继位后处死商鞅这一部分大家也许就不那么熟知和重视了。资治通鉴上记载：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介子度，服其师公孙贾。”
松岗中学初二历史组 孔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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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公元前390- 338年)，卫国国君的后裔，本名公孙鞅，又称卫鞅。后因在仕秦时主持变法与率军伐魏有功，封地商、于十五邑(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和河南省内乡、浙川两县即丹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号为商君，故而世称商鞅。
战国时期秦孝公二年(公元前359年)，时值商鞅变法前夕，孝公临朝议政，针对今后如何管理国家问题，商量对策，在朝廷上形成了一场复古守旧与变法革新的论战，双方言词犀利，观点十分明确。秦国旧贵族政治势力代表甘龙、杜挚，竭力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先后声称：“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从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出发当场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他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和“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亡”诸多史实为例，论证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管理思想。阐明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措施必须有所变化，宜应“不法其故，不循其礼”。力言实施变法革新，当机立断，非此无以实现强国利民。商鞅的变法言论获得秦孝公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以商鞅为左庶长，主持变法。未几便颁布了商鞅变法的第一道关于开垦荒地的法令—《垦草令》。
商较建立的乡里什伍制度为后世基层户籍管理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借鉴。商秧之后，汉承秦制，基层户籍管理机构仍为乡里什伍。晋有乡里制，北魏是党里邻制，隋设族间保制，唐宋变为乡里保邻制，明是里甲制，清为保甲牌制。这些基层户籍管理机构的设立，有很多明显留有商软什伍制度的痕迹。撇开其阶级镇压的本性不谈，他用什伍组织来控制户口，这对强化治安基层基础工作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户籍制度方面
商鞅的户籍制度改革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的基础。前述商鞅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是对原有户籍制度的小修小补，它实质上是对奴隶社会户籍制度的根本变革。商鞅承认新开垦土地的私有权，这就打破了奴隶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王有制；私有土地的拥有者是一些一家一户的小家庭，他们交纳完一定的赋税后，就是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人身自由相对来说有了很大的改变;宗室户籍世袭制的变化，也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政治上的变革是奴隶制时代所没有的事情，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开始形成。
其次，必须坚持依法依德治国并重，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商鞅的思想虽然以“重法”、重刑”为重，但法家的法律实践却告诉我们，不顾思想因素一味强调法的功能，虽能收一时之功，却难为长久之效，治国必须德法并重。为此，我们在加强立法、改善司法，强化法律监督，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木，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增强公民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的自觉性、公正性、科学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