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风险及规避措施

中国的金融风险及规避措施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07级工业工程龙宇晨金融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的命脉与核心，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是经济信息的中心，堪称国家的“经济国防” 。

如今，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自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

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

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骄人增长业绩，但金融体制改革明显的"滞后"于经济增长。

因体制摩擦、政策失误及微观信用基础薄弱等因素积累、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突出。

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必要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入分析当前中国金融风险之现状。

风险一：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畸形发展使风险集中于银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国有银行在资金配置上长期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一方面，居民除了将钱存入银行外，缺乏其他有效投资渠道，加之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改革带来的谨慎性预期，使得边际储蓄率不断提高，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对外源资金依赖程度大，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得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

风险二：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传感放大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财政与金融之间风险隔离机制一直没有建立。

一方面，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

由于缺乏制度性规范，央行资金运用存在明显的财政化倾向，巨额再贷款难以收回。

另一方面，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

1998年以来，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偏高。

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存在大量隐性债务。

风险三：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隐患多年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十分困难，被迫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

目前中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据估计已接近正规金融的1/3。

风险四：机制转化中金融机构的风险突出首先，银行业风险集中，资产质量总体堪忧。

我国银行业竞争不足，公司治理薄弱，业务创新能力差，财务风险普遍存在。

其次，证券业隐含巨大金融风险。

证券公司收入结构不合理，资产质量不高，流动性明显不足，累积风险严重，一批证券公司已处于严重资不抵债局面；普遍存在违法受益“私人化”，违法成本“社会化”的制度性错位激励，总体道德风险严重。

再次，保险公司风险不容忽视。

保险行业整体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对分支机构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

不计成本地抢占市场份额，恶性竞争严重。

风险五：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导致大规模的不正常资本流动。

第一，假外资的寻租性流入。

自2001年以来，资本净流入迅猛增长。

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有相当部分流入的外资具有明显的“内资外资化 倾向，带有明显的“政策寻租 的特征。

还有大量违规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跨境流动。

第二，资本外逃严重，外逃渠道多样化。

资本大规模非正常流动，增加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影响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

风险六：人民币汇率机制缺陷导致国民福利损失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缺陷导致中国传统的开放模式和开放政策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并进一步引发诸多突出问题：第一，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导致激励型外资政策，激化国内发展模式的矛盾。

第二，低汇价助推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频繁引发国际经济摩擦。

第三，汇率形成机制扭曲导致低价值链增值模式，危及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

第四，汇率机制的长期扭曲导致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增大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第五，日益庞大、超过合理需要的外汇储备，造成巨大的国民福利损失。

风险七：利率风险日益凸显利率市场化是一柄双刃剑，利率风险其实是在利率逐步市场化过程中同一问题的两面。

其一，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管制仍然比较严格，商业银行不能自主调整利率，面临着较大的系统性利率风险。

其二，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率波动会不断加剧，而金融机构管理利率风险的能力不足，也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风险八：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截至2004年，中国的银行业的17万亿元信贷资产中约有一半是以房地产贷款或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形式存在的。

房地产行业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高负债经营隐含财务风险突出；假按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问题严重；基层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操作风险明显；土地开发贷款有较大信用风险；新法律法规可能限制贷款抵押品的执行，法律风险增大；等等。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存在几乎等同于金融风险，很可能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风险九：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指本国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资本，本国金融市场逐步为外资所主导，本国的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投资收益等等大多为国际投资者和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所控制或支配的一种现象。

直接表现为我国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丧失；股市并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谈不上优化资源配置，就是融资功能也急剧萎缩；大批国内优质企业被迫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望“洋”兴叹；在我国未掌握资产定价权的前提下，国内商业银行竞相大规模向外资转让股权，导致国民财富流失；我们在高价引进外资的同时以低价向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这可能是我们对外开放中的最大风险。

综上所述，中国在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正急剧升高。

用量化的金融稳定指标来看，目前是中国宏观金融状态在过去20年来，最不稳定的时刻(注:宏观金融指标与金融部门稳定指标是两个不同类的指标)。

以年度数据来看，我们构建的宏观金融稳定指标有二个方面：用变量的水平(level)来衡量，以下简称水平指标；用变量的波动(volatility)来衡量，以下简称波动指标。

综合这二个指标来看(上方的曲线为波动指标)，88年和94年是过去二个水平指标高点，同时，波动指标也在88年和94年达到局部的高点。

这是中国宏观金融相对不稳定的二个年份。

要强调的是金融稳定的研判必须同时考虑水平和波动指标。

例如，90-93年其间，虽然水平指标急速拉高，但是波动指标相对平稳。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这其间有金融稳定的立即威胁。

同样地，在02-05年间，水平指标亦急速上升。

但是由于波动指标呈现缓慢下滑的趋势，我们也不认为在这其间存在着金融稳定的忧虑。

然而，自05年后，水平和波动指标同步快速俱增，双双达到历史新高。

从88年和94的经验来看，宏观金融的不稳定局面已经到来。

在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急剧升高。

然而，量化指标的讯号，套用人民银行的定义，那就是：当前的宏观金融不稳定性，若不采取立即对策，将会导致：宏观经济“不”健康运行，货币与财政政策“不”稳健有效，金融生态环境“难以”改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不”能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关键功能，而且在受到内外因素冲击时，金融体系在整体上“无法”平稳进行。

面对严峻的金融形势，我国应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规避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

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

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

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

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

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

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

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

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

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