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寺庙的地理分布情况考察

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寺庙的地理分布情况考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南到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发生变化。

但是以天津为代表的北方沿海城乡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氛围中，不论是城内、城外、还是农村，均分布着种类繁多、规模不一的传统庙宇。

成书于 1846 年的《津门保甲图说》，本是关于天津海口民防事务之书，全书有总图、分图 181 桢，记述了天津各类寺庙 490 处，反映了传统社会天津庙宇之概貌，是研究天津传统庙宇分布的重要资料。

本文以《津门保甲图说》为中心，对鸦片战争前后未曾发生剧烈变迁以前的天津庙宇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初步考察。

一、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数量及类别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众多，虽然在城内、城外、农村的数量及其与户口的关系有所不同，但是却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不同宗教、类别的庙宇数量分布，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民众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一) 不同区位庙宇的数量及其与户口之关系如表一，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共有居民 87661 户，庙宇490 座，僧道 340 户。

约每户僧道看护1. 44 座庙宇，每 178.90 户共享一座庙宇。

其中县城内有居民 9914 户，庙宇 34 座，僧道 32 户，约每户僧道看护 1. 06 座庙宇，每 291.58 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

东门外、西门外、南门外、北门外、东北城角、西北城角 (以下称‚城外‛) 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虽然和城内存在明显区别，但是亦和农村地区有所不同。

这些地区总户数为 22943 户，庙宇总数为 126 座，僧道 73 户，约每户僧道看护 1. 73 座庙宇，每 182. 09 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

农村共有 54805 户居民，寺庙 330座，僧道 235 户。

约每户僧道看护 1. 40 座庙宇，每 166. 07 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庙宇与户口的关系是从城内到城外再到农村递减，单位庙宇的使用比例逐渐减小。

城内及城外商业较为发达之地，单位庙宇的使用户数较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单位庙宇的使用户数较少。

尽管如此，以上数据并不能说明商业发达的城内及城外更加世俗化，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保存较好。

事实上，《津门保甲图说》所反映的是天津仍处于传统社会状态时的基本面向，并具有这样一些分布特点:其一，城内及城外商业较为发达之地寺庙所占面积相对较小，相对于农村来说，密度相对更大。

其二，城内及城外户口虽然较多，但是由于空间相对农村要小得多，因此，民众到最近庙宇的距离比农民要近。

由此可知，城内及城外民众可以占用庙宇资源虽然相对农村要少，但对庙宇的利用率却相对较高。

其三，从僧道户与庙宇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在城内，每户僧道平均看护1. 06 座庙宇，远低于农村每户僧道看护 1. 40 座寺庙的水平。

这表明在城内生活的民众更容易接触僧道等宗教人士。

如果说庙宇是宗教活动的场所，那么僧道等宗教人士便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引导者。

由于这部分人士相对较多，又能较容易为民众所接触，便意味着民众过宗教生活较为方便。

当然，统计数字亦有不协之处，即城外是平均每户僧道看护 1. 74 座庙宇，高于农村的水平。

这里每户僧道看护庙宇的数量，稍有差异。

如东门外，1. 28 座; 西门外，1. 33 座; 东北城角，1. 05 座。

和城内基本持平而显略高，似乎意味着东门外、西门外、东北城角三处民众的宗教生活与农村相比相差不多。

南门外共有庙宇 6 座，僧道 4 户，合每户居民 1. 5 座，略高于农村地区。

不过应该看到南门外地势较为低洼，且水道纵横，沟汊密布。

康熙时期总兵蓝理曾于此地引水种稻，时有‚‘小江南’之号，土人谓之‘蓝田’。

‛据《津门保甲图说》记载，这里有村十一，而图中只可看到小王庄、十五间房、五窑、侯家台、太平庄等 5 个村庄。

可见此地人烟相对稀少，与东门外、西门外、东北城角等处相比商业较为落后。

其数据之畸高，不足以作为资料或研究的依据。

另外，西北城角有庙宇 13 座，僧道户 8 户，合每户居民 1.63 座，也高于农村地区。

考虑到西北城角虽然较为繁荣，但是土地过于狭窄，才造成这种结果，因此应视其为特例。

北门外有庙宇 33 座，却无一户僧道。

此一结果，于理不合，令人不解。

这也是城外总体统计数字出现平均每户僧道看护 1. 74 座庙宇的主要原因。

不过，总体来说，虽然城内、城外、农村地区庙宇数量及与户口和僧道户的关系有所不同，仍可见到在传统社会，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民众们都有强烈的信仰和实践的需求，这种信仰的需求和具体实践与经济发展水平未必有直接关系。

(二) 不同类别庙宇的数量及其与信仰之关系综观天津境内 490 座庙宇，以土地庙、观音庙、关帝庙和娘娘庙为多。

如表二，土地庙占全部庙宇的 17. 76%，关帝庙占 12. 04%，观音庙占 12. 24%，娘娘庙占 5. 31%。

四类庙宇总数占全部庙宇的 47. 35%。

其中，分布于南面、东南、东面村庄的寺庙甚至超过了 60%，西面、西北、东北城角、南门外也达到或超过 50%。

可见天津民众虽然信仰较为驳杂，却有主要信仰对象。

他们多崇信土地、关公、观音和妈祖，对于其他神灵的祭拜则相对较少。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而农民的各种需求均附着在大地之上，所以对之充满期待。

不仅生活在农业地区的民众与土地紧密相关，就是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天津，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存在，土地庙、土地祠仍扮演传统的角色。

‚亲初殁，男女哭奠于……土地祠。

‛由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与土地紧密相关，所以在天津东面的 24 个村庄中，有 5 个村庄的庙宇全是土地庙。

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求子、祈雨、迎神赛会等各类宗教需求，也只能在土地庙中才能得到满足。

统计数字也印证了上述看法。

据统计，除了城西的村庄人烟稀少，仅有 2 座庙宇，而无土地庙外，在其他地方，都有土地庙。

如前所述，东面一带的村庄，共有 5 座庙宇，均是土地庙。

另外，东南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 29 座; 南面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 18 座; 西南一带村庄，有土地庙11 座; 西北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 10 座，基本上都达到了两位数以上。

土地庙分布地域之广，密度之大，均是其他庙宇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城隍是一座城市的保护神，护佑生活在这里的民众之平安。

天津城内有 2 座城隍庙，分别是县城隍庙和府城隍庙，均坐落在县城的西北角。

城内民众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与城隍庙紧密相关。

天津城居民每到清明这一天，都要‚迎城隍神于西郊，赦辜。

‛四月初六、初八两日，府县城隍神出巡，经过地区热闹异常。

有竹枝词云: ‚会仿张傩以鬼名，泥金面具突双睛。

城隍自昔昭灵爽，魑魅原何任昼行。

‛这都反映出城隍在天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清顺治九年 (1652) 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催发了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关帝庙的热潮，崇奉关公之风盛极一时，天津亦是如此。

观音信仰在中国民众之中也十分普遍。

据统计，天津县境内共有关帝庙 59 座，观音庙 60 座，前者占 12. 04%，后者占 12. 24%。

可见关帝信仰和观音信仰对天津民众影响之深。

官府于‚每年春秋二仲月及五月十三日祭祀‛关公，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帝诞辰，天津民众往往也于是日祭祀之，带去的‚祀品以鸡、羊、面桃‛为主，兼及其他。

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曾先后赐匾于观音阁，前者为‚潮音清梵‛，后者是‚紫渤青莲‛。

足见统治者和民众对观音信仰的重视和推崇。

天后信仰在天津也较为普遍，信众颇多，寺庙也不少。

据统计，天津境内共有各类天后庙宇26 座。

除了位于东门外的天后宫外，基本上都分布在农村。

东门外的天后宫十分壮观，于廷献有诗云:驱使封家十八姨，龙洋鲸浪坦如夷。

三津宫殿同瞻仰，万里帆樯尽指迷。

彩蝶只今来海舶，神鸦终古拂灵旗。

圣朝重译争修贡，呵护传闻事更奇。

天后宫内部供奉神灵众多，有张仙爷、傻哥哥、王灵官、灶王爷、关帝、泰山娘娘、千子娘娘、百子娘娘、奶姆娘娘，乳母娘娘等等，可谓众仙云集，堪称众神集居之所。

天后宫与天津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里常常香烟缭绕，为天津诸寺庙之冠。

天津是一个海运发达的城市，妈祖首先具有海神性质。

不过，资料显示天津还有 2 座著名的海神庙，均分布在东南一带村庄。

在天后宫中供奉的妈祖，不仅具有保佑渔民海上安全，商人海运顺畅等神力，还被赋予保佑民众生活安定，赏赐子嗣等神职。

因此，天津民众对妈祖的信仰特别虔诚。

在清代，每逢初一、十五，来自各地的进香者人头攒动，阻塞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旧历元旦各娼妓祷祝于此，粉红黛绿，满院光辉。

‛此外，每年农历三月份还要举办天津市最大的庙会———皇会，更是盛况空前。

据统计，天津共有观音庙和娘娘庙共 86 座，加上东门外的圣慈庵、西北城角的皇姑庵、东南一带村庄的碧霞庙，共有 89 座。

这些庙宇以供奉女性神灵为主，占天津庙宇总数的 18. 16%，其他庙宇主要都供奉男性神。

另外，还有些庙宇，如土地庙中除祭拜土地之外，也会供奉土地奶奶，只是处于男性神灵的附庸位臵。

可见，在男权社会中，接受祭祀的神灵也是以男性为主的，女性神灵并没有得到与男性神灵平等的地位。

以上四种庙宇，观音堂可以归入佛教之列，土地庙应属民间信仰的范畴，但是与道教相关联，关帝信仰不仅是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也与儒释道三教信仰息息相关，天后信仰虽然往往被视为道教信仰，但是天后宫里供奉的众多神灵分别来自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可谓诸教杂陈。

故而在天津传统社会的庙宇中虽然有不少属于佛教或者道教体系，前者如大悲院，后者如元通观，但是更多地带有三教兼容的特性，并与民间信仰相混杂，难以确认其究竟属于哪一种信仰，而这正是天津乃至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二、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人文分布特点根据《津门保甲图说》所载天津县城图所示，县城东北部是道署、县署、捕厅、运司署、府学、县学等政府机关所在地，是传统社会的政治中心。

不难想见，县城东北庙宇的这种分布与官僚政治关系密切。

城东北的庙宇分布是围绕着孔 (文) 庙而展开的。

明正统十二年 (1447) 天津始建大成殿，并塑孔子像，嘉靖时改塑像为神主。

清雍正三年 (1725) ，‚府庙之东设明伦堂、东西斋及府学官公廨，县庙之西设明伦堂，东西斋及县学官公廨。

庙制门殿及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均如制。

‛至此，天津城内文庙之官方祭祀系统基本形成。

文庙内不仅供奉孔子，还有颜渊、子思、曾子、孟子等也接受祭祀，另有闵子、冉子等十一哲陪祀。

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祀典，先祭启圣，而后孔子。

‛由地方官主持祭祀。

每年元宵节，醉心于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都要前来叩求功名。

范景文有诗云: ‚元宵踏月月如银，士子焚香拜圣人‛，描述了文人士子到文庙烧香，求功名的情景。

名宦祠内供奉的是天津历代政绩昭著的官员。

不过比较重要的官员，都会有专门的祠宇，如表三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