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的在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专业：2010级诉讼法专业学号：S10030106017 姓名:牛振挺在我国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等基本情况一般都由作为控辩审三方的检警、律师和法官进行调查，并作为酌定的情节成为公检法办案的依据。

然而，近年来，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成为当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其本身罪大恶极，而是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尚未成熟，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较差，同时冒险欲、模仿欲较强，感情易冲动，法制观念淡薄，通常一个小小的争吵就会导致未成年人头脑发热而犯罪，又或者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因此，目前对未成年人的处理应关注非法律方面的因素已成共识，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调查制度。

所谓“社会调查制度”，又可称为“人格调查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决前，指派社会调查员对其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未成年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其人身危险性，并出具书面报告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的参考，以及对已判决生效并已交付执行的未成年罪犯进行回访、考察帮教的制度。

一、社会调查制度的概述“社会调查制度”并非我国独创，而是引自于国外的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就是通过考察特定人的人身危险性（即犯罪的可能性）确定最为适合的刑罚方式。

19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加剧，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少年犯、惯犯、累犯的急剧增加，客观主义刑事学派的理论被认为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受到非难，以李斯特为代表的近代学派即主观主义刑事学派应运而生。

新兴的近代学派提出“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口号，反对客观主义刑事学派的行为中心论。

他们认为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行为和行为人即犯罪和犯罪人是不可分割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危险性的表现。

报应不再是刑罚的首要目标，取而代之的则是对罪犯的改造和帮助其回归社会。

与刑罚对应的不再仅仅是犯罪行为，更应该是犯罪人。

量刑大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确定基础刑期，即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节，对某种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第二步是调整基础刑期，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形成宣告刑。

这两个步骤的区别在于：量刑的第一步侧重的是寻找与罪行相适应的法定刑幅度，第二步则是根据罪行之外的与犯罪人自身密切相关的因素确定对犯罪人具体适用的刑罚，应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即再犯罪的可能性。

如果说第一步实现的是罪刑均衡的话，第二步实现的则是刑罚个别化。

因此，法官在对被告人量刑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还要考虑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量刑时需要考量的必要因素之一。

证明人身危险性的证据包括个人素质特性及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的表现。

犯罪人的素质特性，一般包括年龄、性别、家庭、婚姻、职业、文化、气质、性格、道德及其他个人情况，如个人习性、爱好等。

犯罪前表现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以前的一贯表现，犯罪中表现可以从犯罪的动机、手段、损害结果等方面考察，犯罪后表现指犯罪人在犯罪以后对于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所持的态度。

受此理论的影响，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在陪审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之后，法官在课刑之前还应当听取缓刑监督官有关被告人品格的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对证明其人身危险性无疑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未成年人群体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根本原因。

未成年犯罪人多处于学龄后期和青年初期，这是未成年人个体身体生长旺盛、各种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都要弱于成年人，同时又易受暗示，模仿性强，看问题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情绪上的极端化色彩浓厚。

从成长规律来看，未成年人的人格、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比成年违法犯罪者更具有可塑性。

根据标签理论，如社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量刑不当，未成年人随后的反应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置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

”为了贯彻该公约的规定，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了司法解释，认可了这种社会调查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9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起诉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

”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

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

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为我国国内实行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一）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

目前，部分法院对所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均进行社会调查，且限定在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

其原因是，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很难开展审前社会调查，而通过信函等方式进行异地调查的效果不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受到审限的限制，时间上不是很充裕。

此外，部分法院除了上述地域限定外，还限定在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范围内。

针对目前青少年犯罪比例呈上升趋势的现状，部分法院还准备扩大社会调查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正在探索对25周岁以下的青年犯罪案件适用社会调查制度。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综合庭（以下简称少审庭）除对该庭受理的所有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外，对受理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中的在校学生亦进行社会调查。

（二）在社会调查员的主体确定上，存在以下四种主要做法：1、在法院内部指派合议庭成员外的专人承担社会调查工作2、由司法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承担社会调查工作3.聘请当地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担任社会调查员展开调查工作。

4.由担任援助工作的援助律师或者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承担社会调查工作。

四、构建与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一些思考从我国试行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可以看出，由于立法对少年司法审判程序及社会调查制度尚无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实施社会调查的方式不一，对社会调查制度也尚在探索中。

综上所述的问题，要得到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立法上进行完善，对社会调查的范围、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社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以及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各地法院实施社会调查有法可依。

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对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略作分析，以供参考。

（一）社会调查的适用范围。

目前，社会调查制度主要适用于所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罪犯，笔者认为，从“恢复性司法”理论的角度看，社会调查适用范围还可以扩大，可以适用于不满25周岁的青年被告人或罪犯以及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成年被告人。

由于异地调查会导致诉讼成本太高，而通过信函等方式效果又不是很好，且受到审限的限制，时间上不是很充裕，所以，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很难开展审前社会调查所以，因此，社会调查可限定在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

（二）社会调查报告应涉及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经历、家庭概况、在校表现、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社会活动以及法定代理人、居委会（或村委会）对该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反映、案发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单位、家庭的态度和措施等。

其中案发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家庭、单位的态度和措施非常重要，直接涉及到判决后适用的帮教措施是否得当。

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以表格形式直接（三）社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介入时间及方式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在法庭上予以展示，应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社会调查员在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在庭审中介入的时间及方式，却不明确。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为法院量刑提供参考性的依据。

社会调查员应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但其身份与专家证人又有区别，其意见应属中立，不偏向控辩任何一方，不带有倾向性。

其诉讼地位应属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诉讼参与人。

笔者认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社会调查报告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法庭辩论开始以前，由社会调查员进行宣读，有利于辩论中控辩双方进行量刑答辩，以便法官参考。

在社会调查员进行宣读完毕后，由审判长逐一询问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并由社会调查员对异议做出回答。

（三）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笔者认为应当视为证据。

该报告既然是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存在不准确、不公正、不客观、不全面的嫌疑。

所以，应当允许合议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提出质疑，进行质证。

该报告一旦被采纳，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

如果不视为证据，不当庭质证，很难让被告人和社会信服。

当然，社会调查报告的用词一定要注意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切忌偏见和歧视，要注意尊重被告人，注意保护其隐私。

填写的方式比较好，反映的内容比较直观，而且内容较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