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历史叙事

《活着》的历史叙事

作者：张玲璐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5年第07期

摘要：《活着》是余华的一部重要代表性作品。本文拟以历史叙事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究。重在分析本小说是如何体现历史叙事的，而历史又是如何在文中起到支撑性和线索性的作用。

关键词：活着；余华；历史叙事；福贵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05-02

《活着》是余华的一部代表性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品。当我们把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同1987年之后的先锋新历史小说相比较的时候，会发现种种惊人的契合之处。来自当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符号形式哲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特别是结构——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方法，确实影响了这个时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观念。①《活着》中多次体现了历史叙事的深刻内涵，本文旨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究。

一、历史的自我书写

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历史叙事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历史史实本身，而是小说自身虚构权力的一种自由实践。历史作为一种话语，昭示着某种权力的合法化实现。②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余华当然不会放弃这次机会，他在《活着》中充分大胆自由地运用了此种权力，按照自我的想法对于历史进行了重新架构和书写，并且展示出了自我的个性。

与传统的革命历史宏大叙事截然相反，余华从小人物福贵着手，讲述了一个命运坎坷的小人物的故事：福贵年轻时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整天吃喝嫖赌，被龙二设圈套以致一夜之间输光了家产，从此过上了贫苦的生活。在经历了国共内战，土地改革等生死事件后，福贵决心好好活，然而死神却毫不留情地从他身边夺走一个个至亲的人。先是儿子死于给县长夫人献血，女儿生孩子大出血致死，妻子病死，女婿意外被水泥板夹死，小孙子吃豆子撑死，最后只剩下他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在这个故事中，历史从明显的政治话语倾向中隐退，小说回避了各种战争的场面、大型革命运动的场面，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历史的广泛关注。如果说革命历史小说写的是“穷人的翻身”，写的是“人民群众塑造历史”的丰功伟业，它写的则是“富人的败落”。《活着》用另一种方式悄无声息地抗议并打破了革命叙事所悠意构造的种种神话。在他的叙述中，个人取代了阶级，活生生地展现了与革命叙事通过外部暴力消灭财富与罪恶完全相反的例证，驳斥了人性的阶级论思想的荒谬和滑稽，为人性论正名。这部小说不再是在“符号”的意义上关注个体生命，而是在“血肉之躯”的个人的意义上来关注历史，它真切地写出了个人在历史中的苦难处境与命

运，满怀着作者对于底层人物的深深悲悯与认同，体现了作者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余华的此种独特的历史书写更加表明了“历史在许多时候都是作为解读者根据自我当下体验和认知水准发挥权力的场所而被构设起来的。”

实际上，余华基于个体生命关照的历史叙事正印证了此种说法，以往历史小说文本习惯于从时代潮流走向去把握个人的命运沉浮，格外注重的是对于权威话语的趋从，并总是想方设法使个人话语圆满地融合在权威话语之中，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则反其道而行，善由个人视角观照历史，强调对于“少数话语”的关注，试图以此来消弭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指令。“少数话语”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少数话语”理论，它关心的是处于弱势力量的“少数”，如何能从边缘发出自己独立、反抗的声音。是“关系到与主导文化处于克制和对立地位的不同少数文化的政治及文化结构”的理论表达。③毋庸置疑，余华笔下的福贵即是这“少数话语”的代表人物。

二、历史的反讽、荒诞与宿命

反讽充斥着荒诞性，多重性，随意性以及或然性等等征兆的暧昧态度，潜念着对于世界和人生根本易变性的后现代式的宽容。“新历史主义”小说家一般习惯于取纳的正是这种悬置式反讽，凭此遮掩着自我对世界和人生悬而未决的狐疑感和荒谬感。从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叙述抑或他人的幸福与苦难时，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喜怒不形于色的超然语调，令人实难明辨出其于当时的情感和心态如何。

这种悬置式反讽的手法在《活着》中几乎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福贵的名字虽然预示着大富大贵，但纵览福贵的一生，既不“福”也不“贵”。而福贵的名字正与其一生悲惨的际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可谓是讽刺意味深长。

福贵的爹死了，老丈人却敲锣打鼓地雇人抬着披红戴绿的花轿借女儿回家，丧娶和悲喜在此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第三次国共内战，作者这样描述到这样的情形：被包围的不只是我们一个连，有十来万人的国军全被包围在方圆只有二十来里路的地方里，满地都是黄衣服，像是赶庙会一样；没过多久，成群结伙的国军向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木涌去，远近的茅屋顶上都爬上去了人，又拆茅屋又砍树，这哪还像是打仗，乱糟糟的响声差不多都要盖住前沿的枪炮声了。才半天工夫，眼睛望得到的房屋树木全没了，空地上全都是扛着房梁，树木和抱着木板、凳子的大兵，他们回到自己的坑道后，一条条煮米饭的炊烟就升了起来，在空中扭来扭去；四周的房屋被拆光，树也砍光后，满地的国军提着刺刀去割枯草，那情形真像是农忙时在割稻子；成包的大饼一落地，弟兄们像牲畜一样补上去乱抢，叠得一层又一层，跟我娘纳的鞋底一样，他们嗷嗷乱叫着和野狼没什么两样；炮弹经常在福贵他们附近爆炸，但他们并不害怕。有一次一颗炮弹爆炸，把睡觉的春生吵醒了，他竟然愤怒地对着枪炮声大喊：“你们他娘的轻一点，吵得老子都睡不着。”；天一黑，又下起了雪。有一长段时间没有枪炮声，我们就听到躺在坑道外面几千没死的伤号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那么过了一阵后，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呜咽了，声音低得像蚊虫在叫，轻轻地在我脸上飞来飞去，听着听着已不像是在呻

吟，倒像是在唱什么小调。严肃而骇人的战争场面在余华笔下简直就像一出喜剧，讽刺功力可见一斑，完全悖离传统的宏大悲壮的历史叙事战争场面。

县长夫人因为生孩子大出血，学校老师组织学校的学生们去医院献血，那些孩子们一听是给校长献血，一个个高兴得像是要过节了。殊不知，死亡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富贵的儿有庆子虽然是第一个到的，却被老师训斥不守规矩，原本轮不上有庆，但别人的血都对不上，只有有庆的血型符合，这样一波三折，厄运还是降临在有庆的头上了。福贵听闻儿子的死讯后，匆匆跑到医院，与医生展开了如下的对话：“我儿子呢？”医生看看我，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儿子？”……我急忙点点头，医生又问：“你有几个儿子？”我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这叫我怎么回答呢？在令人无比恐怖畏惧胆战心惊的生死片刻，医生却用如此轻松调侃黑色幽默的方式对待死亡，不得不让人唏嘘。得知儿子是为县长夫人抽血而死的福贵异常愤怒，想杀死县长。未曾料想，县长竟然是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同一个土壕中浴血奋战的生死兄弟春生。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在这里，命运又一次跟福贵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福贵面对儿子的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女儿凤霞的死不啻为一个例证，二喜明明跟医生说“保大”，但命运的戏弄却给了他“小的”。

地主阔少的福贵被龙二设圈套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从此过上了多灾多难的生活。本来，福贵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然后把鸡养大变成鹅，鹅变成羊，羊变成牛，按照这样的规律，福贵的爹应该把牛养成许多牛，福贵再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可是偶然性把他们推向了不可知的命运，“徐家出了两个败家子”，福贵的爹把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传到福贵手里，鹅变成了鸡，最后连鸡也没有了。仔细琢磨，福贵的父亲是因为福贵赌输而被气死，那福贵为何要去赌？有钱的龙二为什么没有因为赌博被毙了？为什么越没有钱就越去赌，越赌越输？然而，又正是福贵的一贫如洗拯救了他自己，一夜暴富的龙二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成恶霸地主挨了五枪，成了福贵的“替死鬼”，福贵则因佃农身份安然无恙，侥幸逃过此劫。面对这样的情节，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偶然性在人生的命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余华的小说中，人物几乎都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没有理性，生活在他们面前也显得异常混乱，人物的遭遇与结局既荒诞又可悲。譬如福贵女儿的死，二喜明明跟医生说要大的，但老天爷却给了他小的。福贵自己也说：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有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是自己生孩子。福贵的老婆家珍死了，这本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但福贵却说家珍死得很好。二喜的死更是意外中意外，他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干搬运这活，一不小心就可破碰伤，可丢了性命的只有二喜。面对无法用常理消解的事实，福贵最后只好自我安慰到：徐家的人命都苦。通过一系列接踵而至不可预期的死亡，作者向我们揭示到生命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在着”，在着就是“在着”而已，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目的，因此也就不必煞费苦心去为其寻找什么合理借口。④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生活在历史罅隙中的小人物们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间，仿佛是一种宿命，无法逃避。人的命运在其捉弄之下，显得变幻莫测，祸福难料，人无法掌握和预知自己的命运。余华将历史解读为荒诞和偶然的恶作剧，它随心所欲地同人类开着残忍的玩笑，我们不仅无法从历史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庇护，也无法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