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的史学思想

侯外庐的史学思想

【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在当时的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文章试图分析一下其社会与思想研究，试图以一个个案去了解其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侯外庐；社会思想；洋务运动

一、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侯外庐，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有不可磨灭的成就。是我国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学者之一，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上、下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册（主编）、《中国思想通史》５卷、《宋明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封建社会史论》、《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等。他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

侯外庐先生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早在学生时代，侯先生就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立志要翻译出人类历史上光辉的著作《资本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留学法国，通过自学的方式，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著作，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在求学的时间，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去，凭着这股韧劲，在十年的时间里，终于翻译出了恢宏巨著。在他一辈的史学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已成一种风气，但是，在学习、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上，侯老无疑又是最用功的一个，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取得超出前人的成就。

白寿彝先生曾把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李大钊的《史学理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相提并论，认为三部著作分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志。还特别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在抓住中国历史的特点方面，侯先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可见，侯外庐先生在马克思史学界的地位。

二、侯外庐的社会与思想研究

现阶段，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大多学者提出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结合。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特点去研究当时的思想。侯外庐先生在他的研究中也是这样要求的，由此可以看出侯外庐在研究思想史时，都是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即是贯彻其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按照此原则，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思想史时与当时的社会结合是必不可少的。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中把清朝中叶至五四时期时的思潮定义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阶段。而关于近代社会，殷国明在《由冲突到创新：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条线索》定义说：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导致了现代中国的发生，在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西方及其西方文化的含义，是在中国人重新睁眼看世界和看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1］由此可见，要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冲突、认识西方以及西方文化的含义。中国自鸦片战争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与国外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分裂，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与新的阶级，革命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国人必须另外寻找适合中国生存发展的新的出路，此时，关于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要学习什么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话题，于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们，他们不仅抨击汉学与宋学，还主张进行改革、主张防御、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实力的侵略等等。在此之后，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伴随着运动的兴起，又出现了新的革命思潮与社会思想。之后开始了国人寻求发展的洋务运动。在此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会随之产生一系列的思潮，我们在研究这些思潮时，也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环境政策下去研究，才能得出与之相关的结论。

三、社会思想研究的个案分析--洋务运动的思潮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纲》中的第五篇中国近代的社会思潮中的第三章中列举了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初的社会思潮，其中又在第一节中特写了洋务派思想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此节中，侯先生着重描写了洋务派的思想。但在描写的话语中，作者有不敢苟同之处。

首先，他认为，洋务派是一批以镇压人民革命起家的实力派官僚军阀，先后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代表，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及其思想体系，标榜”时务”、”洋务”或”西学”，提出所谓”自强”、”求富”的口号，他们所谓的”自强”，主要是兴办军事工业以强化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所谓的”求富”，主要是兴办一些带有浓厚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官办”和”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工厂、企业。如矿业、军火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他们是中国官僚买办的最初代表。［2］

无独有偶，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是持批评态度的。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提出《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并赋予殷切期望。

此外，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对洋务运动也下了大致相同的评价，他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

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3］。

此时段的评价虽有负面的但同时有少许的正面的积极的评价。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文中对洋务运动做出以下评价：”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4］虽然他的评论在当时是反动的，但他的思想却是先进的，以今天来说或他的有关洋务的评价也是相当公正的。

以上的评价是旧中国时期的评价，在他们的评价中，带有阶级论与时代色彩是比较普遍的，即使个别的对洋务运动评价褒大于贬的文章都会遭到时代的唾骂，而其真正的价值本质不能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 殷国明. 由冲突到创新：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河北学刊.2004.01.（24）.

[2] 侯外庐. 中国思想史纲.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10.

[3] 杨劲华. 瞿秋白对中国社会的剖析. 近代史研究.1982.04.

[4]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