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陈寅恪与傅斯年
文 革
• 俞大维之妹俞大絪服安眠药自杀，为北京 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其夫曾昭抡不 久亦被折磨而死 • 傅斯年之侄傅乐焕投湖而死（因文革中投 湖而死的人增多，就逐渐有这么一个规律： 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如老 舍死时就是这样）
傅 斯 年
• 山东聊城人，字孟真，1896年生于一个儒学世家 兼破落的贵族家庭 • 祖父乃是清开国之后顺治帝第一位状元，曾掌宰 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 • 自幼聪颖好学，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在 北大读书 • 与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以陈独秀、胡适等主编 的《新青年》为样板，搞了一个《新潮》的刊物， 邀胡适为杂志顾问，鼓吹新思想和新文学
• 兄衡恪由日本学成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 学美专教授，成为名满天下的画家，当时 美术界有“北陈南李”之誉，北指陈衡恪， 南指李叔同；当时张大千尚未至京，徐悲 鸿未学成归国，籍籍无名的齐白石就是经 衡恪的指点才出名的，后来成为一代书画 大家的李苦禅、王雪涛、刘开渠、王友石 等皆为衡恪受业弟子；但23年，48岁的衡 英年早逝，主祭的梁启超日陈氏之死， “乃为中国文艺界之地震”
几个人物
• 王国维：字静安，满清王朝最后一帝——溥仪的 “帝师”，当时在国学界赫赫有名 • 章太炎：一位儒林宗师，当时中国学术界，称其 和梁启超（字任公）为“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 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 • 吴宓：清华毕业后，去美留学，与陈寅恪、汤用 彤有“哈佛三杰”之称，归国，回母校任教；与 张彭春发生矛盾，吴辞去国学研究员主任改任清 华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也被学生赶出清华
•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由兄抚养 长大，通过兄认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后又认识戴 季陶，在以后的岁月里，仕途一路攀升跳 跃，飞黄腾达；在北大地质系任教，奉系 张作霖进京后，与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 人躲入六国饭店而逃过一劫，李大钊等人 被抓处绞刑而死；朱逃出后，通过张静江 戴季陶进入中山大学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鲁先圣在抗战时期临时组建的西南联大，当时中国的文化巨匠几乎都云集在那里。
当时，陈寅恪和傅斯年都先后到了昆明，傅斯年就住在陈寅恪楼下。
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
为了逃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之用。
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讥讽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每次警报一鸣，世人皆力争上游向防空洞奔跑，这个时辰，身体衰弱的陈寅恪不仅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恍惚，步履极为艰难。
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风俗，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受伤害，每当警报响起，世人大喊小叫地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摆着瘦削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峻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细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扶持下来，送进自己挖的防空洞。
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服庇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美谈。
因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不仅仅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很受影响，而且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但是，他依然坚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
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至今，我们依然能够从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章中，领略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情境。
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青园学舍楼上。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室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临时修建的简易校舍，距离陈寅恪先生住处很远。
他上课经常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
因为他在上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
他早进入教室后，打开所携带的包袱，把一本一本的书拿出来，然后细心地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条条一字不漏地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抄录。
他总是用工整的粉笔字写满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开始逐条逐条地讲解。
他经常告诉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
给学生指导论文的时候，他总是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
为人师表，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后，他才会讲课，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书习惯。
陈寅恪_走出_史料学派_
中国文化带来不会是绝对的悲剧， 中国有对异域 文化受容消化的最大功能。 他 论证 道教 思想 云： 道 教对 于 输入 之思 想 ， “ 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地吸收， 然仍不忘其 本来民族之地位 ” 。 其既成一家之说以后， 则坚持 夷夏之论， 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此种思想态度中 国自六朝以后就已经有了。 他将目光转向儒家， “ 说中国即使输入北美、 东欧思想， 其结局当亦等 于玄奘唯识之学， 在吾国思想史上， 既不能居最 高之地位， 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 故中国文化建 “ 设，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 来民族之地位 ” 。 如此态度， 乃是道教之真精神， 也是 “ 新儒家之旧途径 ” ， 已为 “ 两千年吾民族与
他同意顾颉刚关于古史 “ 层累造成 ” 的学说。 “ 陈寅恪还主张使用新史料， 认为： 一时代之 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 用此材料以研 究问题， 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 得 “ 预于此潮流者， 谓之预流” 。 他又说： 其未得预 者， 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非彼闭门
盛邦和，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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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 将其与 傅斯年归为同类。 然而， 史学有其 “ 史心 ” 。 陈寅恪 与傅斯年方法相类， 而“ 史心 ” 各异， 即治史精神 大相径庭。 傅斯年与胡适关系密切， 将胡的“ 实 证” 史学精神臻于极致。 胡适主张治史不必先存 （ ） 一个 “ 主义 ” 其实他绝对有 “ 主意 ” ， 有“ 主义 ” ， 由此对 “ 民族主义史学 ” 的建立， 总有贬词。 傅斯 年追随骥尾， 所持史论， 与胡相近。 本文述论陈寅 恪民族史学的昌言， 且证其史学行走， 乃胡适、 傅 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 笔者认为， 凡文化当大体具“ 三圈层” 的构 造。 其外圈为器械文化、 中圈为制度文化、 中心内 圈为精神 “ 心灵 ” 文化 （ 对于何为 “ 心灵 ” ， 笔者将 另文作 解 ） 。 器械文 化背后 支撑的 是科学求 实精 神； 制度文化背后支撑的自由民主思想； 心灵文
学者们的1949(2)
竺可桢，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 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 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 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 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 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 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当时蒋经国劝他去台湾任台湾大 学的校长。竺可桢与蒋经国是故 友，而且蒋氏父子对竺可桢也不 薄。但经过几次规劝，最终竺可 桢说：“大势已去。你想想，区 区孤岛，弹丸之地，还能维持多 久呢？” 而且还劝蒋经国留下： “近日之事，我不能无动于衷， 如果你有勇气，我看你也不必去 台湾。”最后二人不欢而散。
1949年后名人去向统计
14%
10%
留大陆
76%
去台湾
去国外
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注：本幻灯片数据均来自个人统计，数据误差在所难免敬请谅解
后来的事
• 分据两岸的名人学者都对两岸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 • 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 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 • 前面已经说到，名人们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后来迥 异的后半生。留在大陆和陆续回到大陆的名人学者后 来经历了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太多的 知识分子被残酷迫害致死，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 难，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使中国大陆社会发展进 程倒退了几十年，至今仍让人嗟叹不已。
历史大家陈寅恪和钱穆迥异的命运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 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 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1949年初至南京上 海，后南下岭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 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等职。陈寅恪与唐筼 （陈妻）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 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 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 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吴越国 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 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 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 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 湖之滨。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傅斯年与陈寅恪的交往
两个人再度重逢 ， 是在德 国柏林大 学， 时间大约是在 １ ９ ２ ３ 年秋。两 人同在柏林大学求学， 而且 ， 也因为与陈寅恪重逢 ， 受到 陈寅恪的影响， 傅 斯年的治学方 向转向了语言文字比较学这 一领域 ，二人在心灵上相互走 近， 并在学术上成为 同路人。 二人在德国留学时， 生活非常贫 困， 但他们互
相照顾， 共渡难关。
二人结束 留学生活后双双归国， 傅斯年到 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 ， 而陈
寅恪则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１ ９ ２ ８ 年１ ０月 ｌ ４日， 中研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 傅斯年辞 去中山大学教职， 出任 史语所所长 ， 从此迎 来 了“ 开辟史学新天地” 的伟大时代。 履新不久， 傅斯年就 向陈寅恪伸 出了 橄榄枝， 聘请他 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 陈寅恪欣然 同意。正是 因为陈寅 恪的加盟， 史语所才将“ 内阁大档” 购买到史语所名下 ， 使这一珍贵资料得
Ｄ Ｕ Ｓ Ｈ Ｉ ・ Ｒ Ｅ Ｎ ＷＵ Ｉ 读史・ 人物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傅斯年 与陈寅恪的初次见面 ， 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期间， 由傅斯年的
同窗好友、 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相识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 大约是
在１ ９ １ ５ 年春， 那时， 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班读书 ， 彼 时， 傅斯年 ２ ０岁， 陈
炸， 所 以天 天得“ 跑警报” 。陈寅恪右 眼失明， 左 眼也患眼疾 ， 行动不便 ， 于 是， 每 当警报响起 ， 众人大呼小叫地 向外跑时， 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
体跑到楼上， 把 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到楼 下， 送进 防空洞里， 这才放心。 ｌ ９ ３ ９ 年， 陈寅恪收到英 国牛津大学汉学院教授聘 书， 决定去牛津大 学讲汉学。 但走到香港后因欧战爆发 ， 地 中海不通航， 无奈返回西南联大。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影响显著。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这三位史学家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贡献及其相互关系。
在确定主题后，我们开始搜集相关资料。
傅斯年的著作《史学方法论》和《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代蒙古史略》等，以及兰克史学的代表作品如《教会与帝国：拜占庭历史探究》等。
同时，我们还查阅了相关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三位史学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
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一个详细的大纲。
首先介绍了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背景和主要观点，然后分别分析了他们在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贡献。
对三位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他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共同点和差异。
大纲完成后，我们开始编写正文。
介绍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着重强调了他的“科学史学”观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接着，分析了陈寅恪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探讨了他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对文化视角的和对口头史料的运用。
阐述了兰克史学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并讨论了其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影响。
在总结时，我们认为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具有独特的贡献，对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三位史学家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但都共同致力于建立科学的、多元的史学研究体系，为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尽管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都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例如，傅斯年的“科学史学”观在当代是否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陈寅恪的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兰克史学的理论框架是否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和历史的变迁？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思考和探讨。
傅斯年、陈寅恪和兰克史学派的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他们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
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部以两位中国近现代史学大家为主角的传记小说，作者是著名作家孙犁。
这本书通过对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位历史学家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的描述，展现了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和深远意义。
读完这本书，我对陈寅恪和傅斯年这两位伟大的学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他们的学术精神和为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一位杰出代表，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他对古代文献的研究，还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历史的全面把握。
在书中，我了解到陈寅恪先生是一位极富爱国情怀的学者，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保卫国家、振兴民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的学术研究和爱国情怀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界的另一位巨匠，他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书中，我了解到傅斯年先生是一位极具学术追求的学者，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着非常高的追求和要求。
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通过阅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两位历史学家的伟大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爱国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都深深地感染了我。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国家民族的无私奉献。
通过阅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对中国历史学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
苏门四学子名词解释
苏门四学子名词解释苏门四学子是指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四位学者，他们分别是胡适、陈寅恪、钱穆和傅斯年。
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胡适（1891-1962），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界的重要人物，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化评论家和思想家。
他提倡白话文运动，主张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还积极倡导科学思维和启蒙精神，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2. 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评论家和古文字学家。
他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代表作包括《论史评》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被誉为中国学术界的泰斗。
3. 钱穆（1895-1990），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
他主张儒学传统，提倡复兴儒学思想，强调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重要性。
他的学术思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 傅斯年（1904-2001），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也是一位重要的古文字学家。
他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解读，对中国历史研究和古文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代表作包括《中国通史》和《史记索隐》等。
总体而言，苏门四学子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在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等领域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读后感
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读后感这个学期一直在读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确实读得有点艰难，但读完后，让人心潮澎湃，感人泪下，怅惘良久。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生于清代名宦之家，青少年时代留学欧美，后成为耀眼的学术大师，一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
他们既是真挚的朋友，还是姻亲，更是道友，彼此信任，相互关照。
共同促进学术的研究繁荣。
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傅斯年与史语所搬迁至重庆李庄，在物质极度匮乏，艰难度日之中，傅力邀陈赴李庄共担大任。
陈寅恪逃离北京，举家南迁，经长沙，至昆明，再辗转至桂林，不幸中途病倒，双目失明，生活极度困顿，不得已转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与李庄无缘一面。
陈傅本当携手共创学术盛业，但在风卷残云的时势下聚少离多经，终至劳燕分飞，阻隔了海峡两岸，相望而不能相聚，一个暴毙在孤岛议会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岭南病榻。
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惊呼历程的心灵史诗。
更让我们后辈们人另一个侧面更加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感受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剧变，谱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衰歌。
回望过往的几十年，中国能称得上大师的，莫不是建国以前之人，他们真正成长的阶段，莫不是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大多留洋海外，有的书香门第，有的性格怪癖，有的颠沛流离，但无一例外的真才实学，学力苍劲，其中如陈先生辈，称得上是学贯中西，高山仰止，而他本人更是被盛赞到乃是历史上三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的才子。
感慨于这些民国时期大师的风骨，首先在于他们青年留洋时期的踏实坚守。
他们为了买书，往往只能连吃数日的干面包以求缓解度日，彼此之间相互扶助，周转救济，然而所有的学生几乎是一般穷，有时到了交学费的日子，更是苦的直叫没法活。
后值国内战乱不断，硝烟顿生，往往国内的资助也再不得见，日子一天窘似一天。
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是乐观的、不懈的用对知识的追求丰富了这贫瘠的日子，孜孜不倦，博通古今，历揽中西，终成一代大师，并且以一种群体式的出现造就了知识分子社会价值、地位与贡献的高峰。
知人论世_陈寅恪_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施耐德（Ａｘｅｌ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旧著终于出了中译本。
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连读才是其姓氏，但汉语写作讲究要能上口诵读，此姓氏读起来却像是在称其全名，而频频称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书，似难以行远；下面姑简称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乡随俗，曲谅此不敬之称。
施耐德在德国波鸿大学读书凡十二年，从那里毕业后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二○○○年起任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前六年还担任那里汉学院的院长。
欧洲大学多实行“教授治校”，一个专业或学科（略近于我们官定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学科的“学科主任”，地位较美国大学教授更高，但要承担不少学术管理工作；就治学而言，恐已是“治多于学”。
若教授而兼院长，基本上就是以奉献为主、治学为辅了。
而施教授从二○○三年起还担任一个“中日近代史学”项目的Ｐ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这是个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项目，所谓ＰＲ也要承担大量的项目管理工作，非长于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
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渐回归到研究者生涯中来，下一本关于民国史学与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与施教授相识有年，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见，但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他当时正关注着好些不那么趋新的民国史家，那些人在我们（中外皆然）的历史记忆中已经形影朦胧甚或淡而化去了。
我自己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一些历史论述中相对不受注意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当年其实很有影响，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谓“无名之辈”，却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其所处的时代。
知人论世： 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罗志田中国史学本有此传统，多少带有古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
大概从汉代以后，每一朝代的人都尽可能记录下有关自身的材料，留待后人修史之用。
人们似乎都相信：即使这个朝代灭亡，也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后世总会有人根据所留材料为这个朝代修史。
反过来说，新的王朝建立后，对于所灭王朝，仍须留给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
傅斯年与陈寅恪，为挽救史料成为好友，却因整理档案，反目成仇
傅斯年与陈寅恪，为挽救史料成为好友，却因整理档案，反目成仇民国时期，心怀抱负的人都会选择出国深造，傅斯年和陈寅恪也不例外。
留学归来的两个人，深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都很重视发掘新史料，同时也致力于对中国史料的整理和保护。
一、声势浩大的史料危机抗战前期，李盛铎准备把内阁大库档案转卖给国外相关机构，因为在许多人眼中，这些史料就如同废纸一般，既没什么用，而且特别碍事。
傅斯年和陈寅恪都听说了这件事，两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人帮忙，只为了留下这一批档案材料。
在傅斯年和陈寅恪眼中，这个档案是进行明清史研究的一等重要史料。
此外，这档案要是流出国外由外国学者进行整理，极大可能会损伤国家的形象。
傅斯年再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灌输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
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
傅斯年之所以写这封信，目的就是希望中央研究院能出资买下这个档案。
观点相同的陈寅恪，也非常赞成这个观点，为表支持，他也立刻致函蔡元培，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两个人的坚持不懈下，他们说服了中央研究院，一起主持整理内阁大库的档案，并且确定了国史主研的领域。
二、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谈起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视和整理，领头羊这个词，非陈寅恪莫属。
民国十四年，在外求学的陈寅恪回国。
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掌握了各个方面的知识并且具备了阅读八种语言的能力，因为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很多人都推崇他的见解。
陈寅恪是个有远见的人。
清末明初，很多的旧史料（比如宋版书）被一些学者抛弃，说它们无宝可淘形如废物，可在陈寅恪眼中，这些档案却是无价之宝。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在新史料观的指导下，陈寅恪很早就要打算整理并研究这批档案。
他深知这批档案的重要性，并且希望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将其买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傅斯年，一个和他有着共同见解的人。
同为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也深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对新史料的发掘也是十分喜爱和注重。
《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
《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陈寅恪与傅斯年》讲述了陈寅恪和傅斯年这两位史学大师的生平故事。
陈寅恪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寅恪十三岁时就第一次到海外留学，在日本留学了四年，后来又再一次赴日留学。
由于对日本人的轻视感到不满，陈寅恪决定转到欧美学习。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因为受到政府的阻碍而无法出国留学，后来靠一位资本家的帮助才得以出国。
陈寅恪和傅斯年最早是在北京相会，而第二次见面是在德国的柏林。
陈寅恪在留学时学会了多种古今语言，并且对古文字学有着很深的造诣。
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留学生活后，陈寅恪和傅斯年都回到了中国。
并度过了一段安稳的时期，都成为了有名的学者，但是，随着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并攻陷北平后，在北平的大学生和教授都不得不南迁。
陈寅恪逃亡到长沙，而傅斯年也随着中央研究院迁到内地以躲避日军。
随着日军大举进犯，两人又逃到昆明。
日军一时无法攻入昆明，于是对昆明大肆轰炸，毁坏建筑无数。
此时正在昆明的师生每天都要赶在日军轰炸之前跑进防空洞，使学业无法完成。
陈寅恪由于身体原因，很难在空袭中逃生，于是傅斯年就不顾自身安危，天天把陈寅恪扶进防空洞。
由于在昆明无法生存下去，迁到昆明的大学师生又准备转移到四川李庄，傅斯年也随之转移，而陈寅恪也到了香港。
那时的香港已被日军占领。
本来陈寅恪可以搭乘中国政府派出的飞机逃离香港，但是飞机被掌权的孔家强占，陈寅恪被挡在了机场外。
随着物资极度短缺，陈寅恪一家的生活变得极为困难，食物几乎断绝。
最终，陈寅恪只好带着家属冒死冲出香港，来到了桂林。
陈寅恪原打算去李庄和其他师生相会，但是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长途跋涉。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陈寅恪的左眼也丧失了视力，从此完全失明，而此时他的身体也已经极为衰弱。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傅斯年开除了那些在抗战时期为日本创建的伪北京大学工作的教授。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_陈寅恪与傅斯年讲了什么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_陈寅恪与傅斯年讲了什么陆键东曾创写《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籍，那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二十年是怎样的?《陈寅恪与傅斯年》又讲了什么?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生活，陆键东曾著有一本书来对此进行详尽的描述，书名就是《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根据大量的文献和档案，还有一手的采访资料，由此写成这本作品，为向人们详尽的记录了一代学术大师陈寅恪人生最后的二十年的生活。
这本书从陈寅恪随着西南联大南迁的时候开始写，详尽的记叙了陈寅恪人生后二十年颠沛流离的的生活。
作者从陈寅恪先生的生活和人际圈入手，为读者深入的探寻了这位巨匠的内心世界，并且解释了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作品的内涵，是关于陈寅恪先生非常有说服力的一部著作。
傅斯年先生曾评价陈寅恪先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二级。
梁启超向清华校长推荐陈寅恪的时候就说陈寅恪的学问高过自己，高度赞扬了陈寅恪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
不过，事实也是如此，陈寅恪先生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陈寅恪和傅斯年都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学者，岳南编著过一本著作，名叫《陈寅恪与傅斯年》，讲的就是这两位学术大师的故事。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有人称他为是司马光之后一千年来又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另外陈寅恪还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学家，通晓二十多种语言，能用八种语言阅读。
而傅斯年先生是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总指导，留学七年，与陈寅恪先生在德国的柏林大学相识，共度四年的时光。
陈应科先生火锅后进入到清华大学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并称“清华三巨头”，还是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
而傅斯年之后出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对南方学术研究的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北伐之后还出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
两位学者，一位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另一位是“人间最稀有的天才”。
但是两人因为政治原因，只能被隔断在海峡两岸，了却终身。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阅读答案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阅读答案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柳青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
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
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
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
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
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
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
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
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
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八卦
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八卦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乃窃取抄袭王国维一说，肇端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聊天八卦，傅斯年于《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上的亲笔题识即为明证。
这些题识先后刊于《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台湾史语所，2008）和《傅斯年眉批题跋辑录》（台湾史语所，2020），前者是黑白影印，后者是彩色版。
根据题识所言，陈寅恪最早跟傅斯年谈及此事在1927年夏，其时王国维刚刚去世，尚在陈撰写挽词之前。
后陈为王国维作挽词，傅再问他此事，陈则“不发一言矣”。
到1930年7月27日，傅又问及此书王国维所得代价，陈寅恪告之：“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
”傅于当晚“亟记之”。
题识共有三则，有两则题于序言之后，第一则写于1929年：“民国十六年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
此书本王氏自作自写，因受罗赀，遂以畀之，讬词自比张力臣，盖饰言也。
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
此书再版，尽删附注叶数，不特不便，且实昧于此书著作之体。
举证孤悬，不詧全语，立论多难复核矣。
意者此亦罗氏露马脚处乎。
十八年九月十四日”第二则写于1930年：“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君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
亟记之。
十九年七月廿七日晚。
”此外，傅氏1928年购买此书时，在封面题写了：“海宁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三卷，民国十七年九月买于上海。
此书题罗振玉撰者，诬也。
孟真记。
”其时尚未及详记陈说。
1930年8月，傅亟记陈说之后不久，还在后序的后面，补记了董作宾的一个说法：“此文（指王国维所撰后序）所论至允，不自尝甘苦者不能如此明了也。
罗振玉以四百元易此书，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惭，其品可知矣。
彦堂近自旅顺晤罗返云：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了了处。
此可记之事也。
孟真。
十九年八月九日。
”傅斯年一生性格暴烈，最重夷夏之防，新旧壁垒森严，对罗振玉这类遗老本就反感，平时行文涉及满清则称“虏”，于贰臣则称“贼”，这些在《眉批辑录》里都有体现。
诚实待人的傅斯年
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有人生风平浪静。
名人故会事傅斯年先生（字孟真）的待人之诚，在学界是出了名的。
抗战期间，傅斯年和陈寅恪都住在昆明靛花巷一个楼上，傅斯年住一楼，陈寅恪住三楼。
院里有防空洞，每次听到警报响，傅斯年必爬上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搀扶下来进入防空洞。
陈寅恪的眼睛不好，有时候在睡早觉或午觉，警报响了没有听见，即便听到了，也一时难以下楼来，多亏了傅斯年不厌其烦地帮助，才让陈寅恪每次都能顺利下楼并进入防空洞。
陈寅恪后来说：“孟真那么胖的身体，每次有了警报声，他都不顾危险爬上三楼，帮我穿好衣服，又搀扶我下楼进入防空洞，有时一天甚至三次爬上来，累得气喘吁吁，他却没有一声怨言。
那段时间的日子虽然很艰难，但和孟真在一起的情景，一辈子都是忘不了的。
”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也曾回忆说：“以孟真先生胖胖的身躯，爬楼梯已够吃力，而他对朋友能够如此关怀，仅从扶陈先生这件小事看，便可以得到一个证明。
”如果说傅斯年是因为陈寅恪的学问深，出于尊重才去照顾的，那么从与丁文江的关系上，却最能看出傅斯年的待人之诚。
丁文江是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回国后，曾创办地质研究所，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
1926年，丁文江做了半年由孙传芳主持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也就是上海市的市长。
当时傅斯年还在欧洲留学，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愤慨，觉得一个留学生，怎么能给反动军阀当走狗呢？于是在巴黎见到胡适时说：“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丁文江！”直到1929年两人才相见，经过一年交往后，傅斯年看出丁文江不仅有学识有才干，而且人还很耿直，便与他成了极好的朋友。
1935年年底，丁文江在湖南作地质考察时，因煤气中毒住进长沙的湘雅医院，傅斯年获悉后马上赶到长沙组织抢救，并一连几天守在病房。
因病情太重，丁文江最终不幸去世，傅斯年又是发唁电，又是料理后事，还写了两篇文章悼念。
人类学家李亦园，1948年9月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傅斯年还没有来台大。
第二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
傅斯年与陈寅恪：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傅斯年与陈寅恪：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come in a c luste r)？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
今天分享的是其中的两位——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因缘。
本文作者王汎森1958 年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摘自王汎森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增订版)，理想国供稿。
傅斯年与陈寅恪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 come in a cluster)？19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
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 institutional legacy )，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
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 Lucien Febvre ) 。
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
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
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
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
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
傅、陈二人于1923 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两三年之久。
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这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只能一笔带过。
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
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他是中国现代久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师陈寅恪。
他终身连一张过硬的文凭都没有，历史学家傅斯年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壹1925年，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
建院之初，国学院欲聘四位导师，前三位都已有了着落：第一位导师王国维，曾开创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史。
第二位导师梁启超，著作等身，戊戌变法核心人物，第三位导师赵元任，从哈佛回来的汉语言学大家。
较之这三位，陈寅恪的名声没那么响亮，但为了推荐他做导师，梁启超还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校长说：“陈先生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堂堂国学院导师，怎么能连个学衔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和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了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加起来不足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迟早会被外国大学请去的！”清华这才下了聘书。
贰1890年7月4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被曾国藩称之为“海内奇士”。
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一起，号称“清末四公子”，文学成就曾被誉为鲁迅前近代中国第一人。
陈寅恪9岁那年，家里出了件大事。
祖父眼界高远、志在变革，携陈父一同响应戊戌变法。
变法失败后，两人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
父亲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寄情于诗词：“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左二为陈寅恪。
中间老人乃其祖父陈寅恪之父，陈三立照理说，这是家族不幸，没想到却成就了陈寅恪。
陈三立不要儿子应科考、求功名，只叫他遍读典籍，打下深厚旧学基础。
陈寅恪才13岁，就被送去日本求学，博闻强识的他由此接触到西方文化。
后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新式学堂，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德语、法语。
两年后，陈寅恪从复旦公学毕业，登上去往西方的游轮，开始了长达16年的游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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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被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学术的最高水平，是梁启超、王国维去世后首屈一指资产阶级史学家。但在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不知道他，因为他不写通史之类的，而是研究很深的问题。当时有教授的教授之称。
他学问如此之大，但连大学毕业的文凭都没有，其实他念的大学还不少。十几岁在日本，二十几岁到德国，又在法国、瑞士、美国念了十年书，三十岁重到德柏林大学研究梵文。他为研究学问只去学习，不要文凭，往往快取得文凭了，他却走了。三十五岁时到清华研究院当导师时全凭内行学者的识见，因为当时还没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当导师后逐渐受学界推崇。
第四节 史料学派：傅斯年、陈寅恪
一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二 陈寅的“以诗文证史”
一、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
把西方的历史学移置到中国来，把史学的立足点放在史料上，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史学研究中。
二、陈寅恪的“以诗文证史”
贡献：史料的扩充与考释；方法的缜密；议论的精到。
（3）精于考证。特点是用常见的材料，不用偏僻的材料。《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只引《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不用杂史。这种方法说明他读书认真，善于发现问题；以正史证正史，《元白诗笺证考》是典例。诗反映历史是不自觉的，所以一般不会伪造；注意运用小说中的史料，小说是作者的虚构，但其中有真实的东西，虚构多是在故事中虚构，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则是真实的；善于从各种现象上进行联系，不是单纯的考证，往往在考证之中或考证之后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联系分析入微，发挥精细，其考证《崔浩与寇谦之》，虽题目是两个人，但在内容上把两个人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广泛联系起来，所谓小题大做（写论文小题大做，大题小做都不容易）。有人讲他的文章充满了辩证法，有人评价他“辨正而不唯物”。资产阶级史学家确实是能掌握辩证法的。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长。眼睛失明，党和政府待他很好，专为他铺了白色道路供他散步。五十年代初刘大年到莫斯科作报告，介绍资产阶级史学家时即以陈寅恪和陈垣为代表。
其学术特点：
（1）掌握非常丰富史料，通晓十四五种文字，包括英法德日为现通行的文字，欧亚的古代文字如希腊、拉丁、阿拉伯、波斯、巴利、梵文等，中国少数族文字为蒙、满、藏、西夏文等。
（2）学识渊博有多方面的成就。1929年清华研究院停办后，任清华大学文史哲三系合聘的教授，后任文史两系教授直到抗战。他虽不任哲学系教授了，但哲学还是很有造诣的。冯友兰当时要出哲学史的书，商务印书馆请陈寅恪和金岳霖作审查报告，冯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还要经陈寅恪审查，可见陈寅恪的哲学造诣。陈寅恪特别在宗教史上研究精到。在文学上对诗、小说都有研究，有《元白诗笺证考》、《论再生缘》。在史学上特别对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有研究，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论稿》。元史的许多问题也须由他来解决，因为他懂许多语言。他自称先秦史不敢摸，但研究先秦史的人向他请教，他讲讲的头头是道。他还是《明清史料》的编委。他当清华史学导师时也兼任语言学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