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即史料学_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_赵世瑜
《史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史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课程编号:课程名称：《史学概论》英文名称:Outline of Historiography课程类型: 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总学时：64 讲课学时：60学分：3适用对象: 历史学本科学生先修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一、课程性质、目的和任务史学是一门对各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活动及其内在规律进行探索的科学。
要学习和研究历史，就必须掌握或了解该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
而《史学概论》则是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的一门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历史理论水平、历史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及加强学生对历史学科的认识和了解。
《史学概论》是大学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历史的入门之学、基础之学，是大学历史系的专业基础课、骨干基础课。
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一是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以增加学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二是促进学生初步了解和具体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加强学生研究历史的基本能力和基本功，为其步入历史研究的殿堂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教学基本要求在加强基本理论、基础知识教学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本要求:（1)在科学系统地阐述史学理论的基础上，抓住主要内容,突出重点部分；（2）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系统传授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加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训练；(3）结合史实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人格培养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激发学生努力成才,有所作为。
授课重点不在于详细讲述基础知识,而在于介绍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和分析历史的正确观点和多种途径及方法。
课堂讲解将贯彻“史论结合”与“少而精"的原则，通过对各种论点和重点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和讨论，深刻理解历史科学的特点和规律，掌握进一步发现和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学习这门课程,要注意几个方面的结合：全面把握与重点理解相结合、史论结合、课堂学习与讨论相结合、学习教材与读参考资料相结合，老师讲解与自学看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等。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X编者按: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影响之一,是它深化了人们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和联想。
不同于以往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没有提供有关历史发展的一般概念和模式,但它客观上却为史学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对此,我们应持一种开放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借鉴其某些内容为我所用,并洞悉其某些消极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
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和史学刘北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一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主张。
这首先就涉及到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
按照19世纪的进步理论以及20世纪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现代性被说成是某些美好价值的实现。
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文化上的理性宽容等,都属于现代性。
凡是与之相反的东西,都属于非现代性或传统性。
现代化就是现代性因素战胜前现代性因素或传统因素。
但是,这种理解有简单化倾向,即按照一种价值体系把现代社会一分为二,把真善美归于现代性,把假丑恶归于社会发展的落后。
这种理解与20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人的经验有所脱节。
经历了20世纪前半期的老一代目睹世界大战的严酷,在战后生长的新一代感到受压抑的苦闷。
在他们看来,极权、压迫没有被现代性所取代,而很可能就包含在现代性的制度特性中。
按照吉登斯的概括,现代性乃是对传统社会的超越,是一种17世纪以后逐渐出现的崭新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形式,由四种/制度性秩序0构成,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行政监视机制和垄断军事暴力的民族国家。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本质主义地看待现代性,不是把现代性看作是某种理念,而是看成历史性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到20世纪中期的现代性是第一期现代性,如果用以色列学X本/圆桌会议0由我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新组稿。
者艾森斯塔特的说法,就是古典现代性。
它的历史性特征既包括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以法律平等为特征的个人权利体系,同时也包括按种族、阶级、性别、性征、年龄、健康等划分的社会规训体制,还包括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
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_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读史札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罗志田 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即将来临,在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两字在我们的各类言说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全社会似乎都带点怀旧的思绪(与19世纪末中国人主要面向未来的倾向大不相同)。
久已陷入“危机”的史学因为许多人“历史感”的突然增强而似有枯木逢春的意味,在这样的时刻来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中国史学,真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海峡两岸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已开过不少次,《历史研究》杂志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回顾”专栏,已刊发了相当数量的论文;而《近代史研究》也推出了“50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回顾专辑。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确已经到了应该有所总结的时候了。
山东出版总社在此时推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其中《史学卷》由我充任“主编”。
编辑之余,也有一些体会,下面即结合该书的编辑设想谈谈我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些看法,特别侧重书中所论未及的一些面相和专题。
¹・183・¹有好几个原设计的专题目前或尚无人研究,或研究得不够充分,或未联系到学力足以完成该专题的学者,结果都取消了。
最后确定的专题是:一、《引论: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王 森撰);二、《民国史学中的新派及其批评者》(王 森撰);三、《二十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蒋大椿撰);四、《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刘龙心撰);五、《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王晴佳撰);六、《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陈力撰)。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依我的理解,这套书虽然试图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总结,但不是纯粹的学术史,写作旨趣与过去的史学史不完全相同,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史学卷》即从整个世纪的发展着眼,注意考察20世纪将结束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史学状况和对史学的内(史学界)外(社会)认知的相同与不同(即兼顾变与不变的两面),并藉此凸显20世纪史学与前此史学的异同。
社会史与山西研究的反思_赵世瑜教授访谈录
社会史与山西研究的反思———赵世瑜教授访谈录导语：当代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复起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为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
时至今日，众多学者在学习、借鉴国外同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真正适应中国历史实际的社会史解释框架体系，并推出了不少高水平学术成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中国自己的社会史研究体系，也正开始走向成熟。
赵世瑜教授多年致力于将国外的社会史、民俗学等方面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中，不断推出新课题、新论域，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入和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推进社会史研究本土化的代表性人物。
此次，赵世瑜教授接受本刊采访，详述他的治学理念和治学经过，其中，为何以山西为研究重点，怎样跑遍山西查找资料，如何对山西社会史的一些现象作深度解释等问题，都是目前还不大为外界所知的。
此外，赵世瑜教授还对国内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较多的点评。
李卫民收稿日期：2009-03-25赵世瑜简介：赵世瑜，文学博士，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代表作有《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传说·历史·历史记忆》、《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与象征》（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等论文，《狂欢与日常———明清时期的庙会与日常》、《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等著作。
访谈时间：2008年7月9日下午访谈地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会议室采访人：李卫民（以下简称李）被采访人：赵世瑜（以下简称赵）李：您是怎么样来为自己定位的？您认为您是一位社会史学家，还是一位历史人类学家，还是您就是认为自己是一位历史学家，只是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而已？赵：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这也是影响到很多学者专业选择的一个问题。
在以前，我会毫不迟疑地说，我是研究明清史的学者。
这么定位，原因可能出于你是念这个专业的研究生，你的老师是研究明清史的，你研究的时间段主要就是这一块，你做了老师了，你自己也招明清史的研究生，这主要是反映了过去我们主要是用王朝来作为划分时间段的一个标志。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_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_郭震旦
东岳论丛Aug.,2009Vo.l30No.82009年8月(第30卷/第8期)(Dong YueT ri bune)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郭震旦1,2(1.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2.枣庄学院历史系,山东枣庄277100)[摘要]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
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
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0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
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
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0和/现代化叙事0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
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关键词]后现代史学;历史哲学;史学转型;新社会史[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8-0026-08众所周知,后现代史学的勃兴是当今历史研究中最重大的事件,具体到中国来说,它也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史学思潮。
虽然无缘主流地位,但它在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
正是后现代史学的引进,使得一部分急于弃旧开新的史学工作者找到了与过往体制化了的历史学疏离的空间以及与西方史学对话的共同语汇,在后现代理论大纛的导引下开始了史学转型的实验,形成了新的治史理念和叙事模式。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
《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书评如今，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仍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各地之间差异显著，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较易掌握的单位”①，进行“以区域、省份或是地方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而赵世瑜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以下简称《小历史与大历史》）就是这么一部专门以区域社会史的切身实践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理念与方法的专著，本文试就该书的内容及相关理念进行初步的评述和探讨。
《小历史与大历史》一书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共同主编的《历史·田野丛书》中的一部。
全书共分为“学术史·理念·前瞻”、“传说与区域历史”、“‘国家’所在的地方”、“小历史与大历史”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均为作者按某种形式和逻辑编排起来的论文集，全书最后还附录有以“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为题的作者的访谈录。
事实上，从这四部分的名称上我们对作者的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可见一斑：作者通过关注大众信仰和民间传说等进行区域社会史的实践，而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国家”角色的存在，试图通过对“小历史”（即局部的、常态的历史：如个人性的、地方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的分析更好地理解和诠释“大历史”（即全局性的历史：如改朝换代、治乱兴衰的历史，重要的事件、人物、典章制度等）。
《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是一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与一般综述性文章不同的是，该文“试图以研究者的自身认同或从其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作为梳理百年社会史发展的分类基础”②。
历史学家心得体会借鉴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历史学家心得体会借鉴过去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借鉴过去的经验，理解现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
作为历史学家，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这些体会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世界的运行规律，同时也让我有信心去展望未来。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前进、演进的。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逐渐发展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可以看到无数先贤们为了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前辈们的智慧与奉献，我们才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因此，我们必须秉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珍视历史的财富，继承和发扬先贤们的精神，不断追求进步。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充满曲折和起伏的。
历史中的成功和失败、荣耀和耻辱，给予了我们宝贵的教训。
历史教会我们要珍惜和平、与差异相处，避免犯下过去的错误。
历史也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能永远霸权，成功与衰落往往交替出现。
因此，我们应该以谦虚、开放的态度对待历史，从中吸取智慧，避免重蹈覆辙。
第三，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的更替、科技的革新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历史学家应该不断研究和思考这些变革，以便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为未来的社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历史重复着自己”，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
最后，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们共同努力推动的。
历史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离不开个人和群体的奉献和努力。
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挖掘他们的精神和价值观，以激励当代人们追求卓越和社会进步。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每个人都有责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历史给予我很多启示。
历史教会我们珍视过去的经验，借鉴历史的教训，以更明智的眼光理解现在的问题，同时也让我们有信心去展望未来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一、概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文化和社会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对西方社会的思想、艺术和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历史学作为记录、解释和理解过去的学科，也在不断地与各种社会思潮和理论框架进行对话和碰撞。
当后现代主义思潮遭遇历史学，两者之间的交融与碰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对传统历史叙事、客观性和连续性的质疑上。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可以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事实，而是一种被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所塑造和建构的叙事。
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更加多元、相对和开放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历史解释的主观性和情境性。
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不得不重新审视其研究方法和目的。
一方面，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引入更多的跨学科视角和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以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历史现象。
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那些被传统历史叙事所忽视或边缘化的群体和事件，如少数族裔、妇女、底层人民等，以更加公正和包容的态度来书写历史。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重新审视和思考历史学的本质和价值。
通过这种对话和碰撞，我们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思想内涵，也可以更加全面和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1. 简述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及其发展背景。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文化思潮，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特别是在建筑设计领域。
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指时间上的“现代”之后，而是对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展和演变的一种批判和反思。
它的出现是对现代主义纯而又纯的方法论的一场反抗，旨在颠覆传统的现代性观念。
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背景与20世纪后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和变革的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和科技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政治史_社会史_历史人类学_赵世瑜教授访谈
政治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赵世瑜教授访谈●赵世瑜 ○梁 勇 ●赵世瑜,男,汉族,1959年生,1987、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分别获历史学硕士、民俗学博士学位,1996年晋升教授。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乡土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民俗研究》等刊编委,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社会史《史林》、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曾获得第五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奖(研究类)、第二届韩中青年学术等《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奖项。
自1982年以来,先后出版《吏与中国传统社会》、会与民间文化》等专著十余部,《欧洲史学新方向》等译著六部,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历史研究》、○梁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赵老师,曾有一篇文章用“追求不断创新之路”来概括您的学术历程。
您早期的文章及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等等,从学术套路上来说都是传统的政治史,作,如《清对明议和二三见》、这是不是当时史学界研究现状的一个反映?●我1982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当时史学界的状况和政治情况一样,处在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
过去的很多问题是一个禁区,不能讨论的;有一些问题虽然当时没有遭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但也都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思想解放后,也还没有一些新问题出现,只好把一些老问题拿来讨论,当然这个过程比较短。
我的第一本专著是和周远廉老师合作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我将它放到清初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看,这牵连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有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争论,比如究竟对清入关怎么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倒退还是逆转?所以不能说到现在为止就没有意义。
那个时候确实主要是从政治史角度入手,写了些文章,这些文章对我来讲,一个好处是对大历史比较熟悉,面上过了一遍。
现在想起来,当时做的这些工作还是比较有意义,比如说在社会史与政治史对话方面。
史学概论 笔记
1、请谈谈天命历史观主导下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阶段及特点第一个阶段是古典史学时期，即古希腊罗马史学。
它起源于神话与史诗，创立于的古希腊时代。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是其最杰出的代表。
希罗多德已把叙述历史事件作为著作的主线，并已具有对史实的批判求真精神和一定的历史观——宿命论。
修昔底德对史料的批判原则、摒弃用神的力量来解释历史的人本思想，以及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都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他们尝试用历史事件参加者的心理来解释事件，运用为人物塑像的方法来描述历史时代。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西方中世纪史学。
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基督教的史学和神学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
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信条和神学体系被奉为官方哲学，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拨开和透过宗教色彩的神秘迷雾，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对西方史学发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史学观念。
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发展”观念和“进步”观念。
基督教神学家构造的整个人类历史，从上帝创世到末日审判，是一个单线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虽然人类在现世要不断地赎罪，但其前景却是无比美好的。
人类的历史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正是朝着这个前景不断向前的一个“进步”的过程。
这种历史“发展”和“进步”的观念，不仅比古希腊时的“循环论”、“灾变论”要先进，而且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此外；中世纪史学发展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如“编年史”和“年代纪”体裁的出现。
它们虽然逐渐取代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叙述体裁，但仍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2、以兰克史学为例，说明西方传统史学的特点及不足特点：1、必须依靠原始资料让身临其境的人说话，主要是指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旁观者留下的材料。
，严格考证史料，根据原始的文献用文字复原曾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即所谓“如实记述”原则。
兰克强调历史怎样发生，历史书就怎样叙述，而如实记述的前提是依据原始的文献。
2、还要对记录者的心理进行分析，分析记录者为什么要这样记录3、把原始材料与同时代其他记录者记录的资料相对比4、关注客观的叙述态度，超然释外。
明清史与近代史 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赵世瑜
中青年专家网页明清史与近代史 :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赵世瑜内容提要在近几十年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 明清史和近代史是两个取得了重大成就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 两个在时间上接续的历史时段中间出现了一道鸿沟———两段历史各有其问题意识, 学者们向我们展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和历史叙述方式。
但是 ,出自明清史的社会史研究者从他们的实践出发,对传统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之间的这种断裂进行了反思。
在更加多元和复杂、而非单线的问题意识之下, 重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内在脉络 ,从而有可能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进行讨论。
关键词明清史近代史社会史作者赵世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历史学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都是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领域;而在这两个领域中, 明清史又与近代史有着时段上的直接联系,因此 ,在研究主题上, 应该具有相当的连贯性。
在近年来的研究及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中, 一些明清史和近代史学者的努力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
在这其中, 两个领域中的一部分学者开始进行积极的对话, 使长期被人为隔绝、甚至对立的两个领域有了沟通。
但是, 就这两个领域中的主流研究来看, 自说自话、各有各的话题、各有各的研究模式, 还是很普遍的现象①。
对这种情形, 实在有必要加以探讨和反思,以推进双方的互动和发展。
因此,本文是一项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性研究,它侧重的依然是史学研究创新过程中的理论模式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张力,尽管是有明确指向性的 ,但却完全无意进行微观层面上的批评指摘。
①由于明清史一直被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置于“ 古代史”之末, 一直被视为“ 封建社会”的“ 晚期” 、“ 后期”或者“ 末世”, 是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落后挨打承担责任的时期, 是传统的农业社会, 因此与近代中国是两个性质和特征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
无论事实如何, 明清史学者的研究到1840年就戛然而止, 而尽管晚清也是清代的一部分, 近代史学者的研究也绝不理睬1840年以前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读后感以前一提到历史，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那些在课本里正襟危坐的帝王将相，仿佛历史就是他们的“独角戏”。
但赵老师这本书就像是一阵清风，把这层刻板印象的迷雾给吹散了。
他告诉我们，小历史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像一颗颗小星星，虽然没有太阳那么耀眼，但当你把它们聚在一起，那也是一片璀璨的星空。
书里那些关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民间风俗画。
比如说吧，讲到某个地方的老百姓在特定节日里的独特庆祝方式，这看起来好像只是小打小闹的民间乐子，但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甚至是人们的思想观念。
这就好比从一滴水里看到整个大海，从这些小历史的角落里，我们能窥探到大历史的全貌。
赵老师的这种研究方式特别接地气，就像一个亲切的邻居大叔在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让人云里雾里的学术说教。
他让我觉得历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那些过去的人和事仿佛就在身边，他们的喜怒哀乐我都能感同身受。
而且这本书还让我明白了，大历史和小历史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大历史是舞台，小历史就是舞台上那些演员的精彩表演。
没有了大历史这个框架，小历史就像是一盘散沙，没有方向；但要是没有小历史的填充，大历史就只是一个干巴巴的骨架，没有灵魂。
不过呢，这本书也有让我这个“历史小白”有点头疼的地方。
有时候那些分析得太深入的学术性内容，就像突然遇到了一段崎岖的山路，得费点劲儿才能“爬”过去。
但这也正好说明赵老师的研究是很有深度的嘛。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刚发现了新世界的探险家。
我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不再只关注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会去寻找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历史。
我想，这就是赵老师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吧，它让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让我们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和总结。
然而，历史学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化发生了重大变革。
当代历史学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反思与批判，这些批判来自于学者们对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学科自身存在的问题的深入思考。
首先，当代历史学对于历史的选择性和主观性进行了反思。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事件和现象，而这些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对于历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和资料时，往往会受到个人观点、学派影响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主观性会导致历史学研究中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全面准确地还原历史真相。
其次，历史学的方法论也受到了批判。
传统的历史学方法注重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释，然而，这种单一的理论和方法往往难以满足当代多元化的历史研究需求。
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加多元、全球化的历史视野被提出。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要求学者们超越传统的观点，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多元的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此外，历史学在历史现象的解释和意义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历史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学派和流派，不同的学者对于历史的解释和意义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解释往往也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
例如，在对待历史上若干敏感问题的态度上，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可能会因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干预而存在一定的偏颇。
这种争议和偏颇使得历史学在一些问题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挑战。
当代历史学的反思与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它们使得我们开始关注历史研究的盲点和问题，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
在反思与批判的推动下，历史学正在逐渐超越传统的学科界限，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和交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同时，反思与批判也呼唤更多的观点和立场加入到历史学的讨论中，不同学派和流派之间的辩论和对话将促进历史学的进步与发展。
赵世瑜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赵世瑜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结构过程”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人类学者，萧凤霞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的“结构”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而使“历史人类学”有了统一的概念工具。
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认识特定区域内的个人或者人群怎样通过其有目的的行动，去织造出关系和意义的网络，也即制造出一个“结构”，其后，这个结构又影响着他们的后续行动。
这个行动—结构—行动的延续不断的过程，就是历史。
萧凤霞的认识是沿着皮亚杰对结构人类学的批判思路展开的，但其展开不仅是一种学理上的逻辑论证的结果，也是历史人类学田野实践反思的结果。
在华南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研究者虽然未必——言明，但都揭示了各不同地区的结构过程，尽管它们经历的重要历史时段或有不同，结构过程要素也各有差异。
如果按照华南研究的模式，将区域大规模深度开发作为该区域结构过程的表征的话，那么其他区域的这一过程显然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华北腹心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在东晋南朝至隋唐、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在南宋至元，而西南地区在晚明至清，东北地区在晚清民国——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的序列。
虽然同处于一个时代，但华南地区的明清，不等于华北地区的明清；华南地区在明清时期经历的结构过程，在华北腹心地区已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了，后者在明清时期所经历的，可能已然是新一轮的“再结构过程”了。
不仅如此，对于研究华北的学者来说，关注春秋战国以降的结构过程十分重要，关注此后的再结构过程也同样重要。
当我们讨论某一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时，并不会将其视为最初的开发及文化创造过程，在这个结构过程之前，已然存在形成区域历史的各种人类活动，不过，为了与此后的“再结构过程”相区别，将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定义为该区域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开发，而且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在随后的历史中发现。
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虽然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时间段一般不甚漫长，而且就在最近的百年内，往往是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
历史教学反思初中历史教学反思：后现代知识观在历史教学中的尝试_0414文档
2020
历史教学反思初中历史教学反思：后现代知识观在历史教学中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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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反思初中历史教学反思：后现代知识观在历史教学中的尝试_0414文档
前言语料：温馨提醒，教育，就是实现上述社会功能的最重要的一个独立出来的过程。
其目的，就是把之前无数个人有价值的观察、体验、思考中的精华，以浓缩、系统化、易于理解记忆掌握的方式，传递给当下的无数个人，让个人从中获益，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也支撑整个社会的运作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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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时刻：历史人类学中的区域文化视角——评赵世瑜《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086文学·艺术《名家名作》·评论历史人类学并非单一地要求要以人类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研究人类文化现象，而是分为多种类型。
从学术史回顾：其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时的学者认为人类学不能没有历史观，研究非洲部落的发展状况应借助历史学来梳理其时间线。
从小社群的微观社会史去探讨历史进程中仪式现象的社会意义。
20世纪8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现了结构历史人类学学派。
该学派关注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转型性和持续性，认为文化是发生历史的主动方，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存在是动态的。
上述这些观点认为历史人类学应该讲究资料文献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且对其展开相应的人类学考察工作，去建构文化史及解释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不断修补以往传统民族志的序列记载。
历史学学者多数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自我反省的结果，也有人认为其方法论与问题意识源于人类学学科。
人类学家声称这是人类学的历史化，探讨的是文化内部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方案。
这种说法更接近于一种被定义为足够清晰的学术风格分类。
作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针对不同的研究课题具有不同的功能性。
这种工具能够让人们与古人进行“有效”沟通，通过特定的研究对象去深挖其最接近本体生存的状态，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学者王铭铭曾叙述过其在西方人类学研究中他者的身份尴尬。
他在英国读博写论文时曾因英国传统民族志理论色彩太重，后拜读了施坚雅的著作倾向于史学写作及其相关的人类学考察，但被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人就应该在西方研究汉学人类学，应从非洲案例衍生出西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
王铭铭对此进行反驳，他跟随施坚雅的说法，即遵循城镇与村庄的关系规律（城镇为村庄的文化中心），不再类似于西方民族志只看到单一的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解决了中国村落局部研究的缺陷问题。
作者还认为不应该将历史研究中的文化“结构”与其“变迁”区分开。
研究人类文化的行为是关于个体自身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只看到结构层面。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学
作者： 赵世瑜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中国社会科学
页码： 175-188页
主题词： 20世纪;新史学;后现代史学;传说;历史;历史记忆;历史研究;科学实证
摘要：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
事实上，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将两者对接起来，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
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到现代实证史学，再到后现代史学，人们始终关注史料，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云的惟一桥梁，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云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20世纪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回顾与评说
作者： 赵世瑜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出版物刊名： 史学理论研究
页码： 15-30页
主题词： 历史编纂;历史学家;《史通》;科本;史学批评;行总;刘知几;自身;著述;一般
摘要：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论文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论文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启示论文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因作者对“写法”的重视以及在思想史写作的方法论层面上的尝试性理论，[1]其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还荣膺首届“长江读书奖”的“专家著作奖”。
2000年12月，该书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出版，笔者特别注意到，书名中去掉了“世界”二字，这或许暗示了作者写作姿态〔或者说是作者反复强调的“写法”〕的某种变化，在第二卷导言《续思想史的写法》中，作者特辟一节专门讨论了“作为思想史研究资的后现代历史学”，承接葛兆光先生的话题，本文拟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后现代”以及“历史学”提出几点商榷意见，当然文中也有假设干“借题发挥”、陈言己见之处，请葛先生和读者诸君明察。
一、“史皆文也”：文学还是文本？《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的第四节题为《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研究资的后现代历史学》，在这里，葛兆光先生引用了詹京斯〔KeithJenkins〕的说法，即把历史看作“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阐述”，并据此认为后现代历史学的观念是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2]我觉得这可能并不恰当，至少是局部地误解了后现代的主张。
因为严格说来，仅凭詹京斯的上述说法，还缺乏以认定后现代历史学是将历史等同于文学。
至于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3]一书中将历史与文学等量齐观的说法，我觉得应当从——如该书标题所示——“转喻”的角度去理解，假如仅仅停留在字面的理解，那么可能犯下类似当年武断地批判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的错误。
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怀特毫无保存地认为历史即文学，我们恐怕也很难将这种极端的意见作为后现代历史学的代言人。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葛先生在这里似乎还混淆了“历史”和“历史学”两个概念。
历史是“过去”，而历史学是关于历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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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史学便是史料学 、 史学本是史料学 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 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 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 史料派 ,而与 史论派 相对。
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 存而不补 、 证而不疏 ,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 现代性 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 大叙事 ,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
他也提到了汉斯 凯尔纳(H ans K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
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
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
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 史料观 ,可以以海登 怀特在其著作 后设历史学 (也译为 元历史学 )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
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他认为历史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说编年史的编写者从哪儿开始写,那么历史就从哪儿开始;他在哪儿搁笔,他什么时候搁笔,那么历史就在哪个地方结束。
比如孔子做 春秋 ,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 都是编年史,他们所选择的开始的年份只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历史的开端,而结束的那年的时候是他们心目当中历史的终结。
人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叫做 带故事性的历史 。
因此,即便是并非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史料,比如各种历史遗存的实物,也要进入历史写作的这样三个程序。
怀特认为, 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 。
譬如,一块甲骨片及其上面刻写的文字,只有在进入殷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者的历史书写之后,才会产生特定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在当地农民和药商眼里,它只是一块 龙骨 ;在古董商眼里,则是一件古董。
这些甲骨文作为史料被历史学家编织成一个富有特定意义的文本,与作为历史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12之间都产生了差异。
但正如佩雷兹 扎戈林(Perez Zagorin)指出的,在历史学家中,有些对后现代主义的入侵表示警惕,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虚无主义,或表示捍卫理性;有些则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认为它对影响史学实践的历史本质提出了新鲜的洞见;还有些人对后现代主张表示尊重和同情,但对其极端的看法并不苟同;更有些人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认为史学还是在某些方面从中受惠。
他承认,在妇女研究、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等领域,一些学者接受了后现代的语言和话语概念,但绝大多数研究妇女、少数民族、各种边缘群体的史学家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
到目前,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后现代主义是职业历史学家中的少数现象,多数人并不愿意接受其历史观,因为他们发现,它与自己对历史探究的个人理解和经历大相径庭 。
许多史学家都对后现代史学主张感到不满,按吴莉苇的总结,主要是因为他们 只破不立 或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也许最大的不满是针对他们对历史客观性认识的否定。
有人将其批评性著作命名为 历史被害:文学批评家和社会理论家正在怎样谋杀我们的过去 ,指称从伯克利到巴黎的历史学家们都赞同这样的观念,即历史学这门与哲学和数学一样古老的、已有2400岁的古老学科,其赖以建立的基础已经坍塌了,历史与神话或者历史与小说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了。
与这种比较悲观的看法相比,也有人认为,美国史学界不像文学研究者,前者对后现代主义抵制强烈,后者对于史学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不仅正在消退,而且注定要消退。
也许像怀特等人在对历史客观性进行解构时使用了过于极端的表述,以至批评者认为他们主张写历史可以像写小说那样随意编造,正如有的批评者说,你不可以在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的时候,把它与十字军东征或者1613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甚至与1924年列宁之死联系起来。
把历史完全视为一种语言的构造,而否认曾存在真实历史,也等于判处了历史学科的死刑。
但这些批评者对历史客观性问题的认识显然没有后现代主义者思考得那么复杂,中国的学者在有限地讨论后现代史学的时候,甚至放弃了对此核心问题的讨论,以至在具体的史学实践过程中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
我比较认同伊万斯的说法,他在一部批评后现代史学的著作中同时指出: 就其更为建构性的模式来说,后现代主义鼓励历史学家更仔细地审视文献,更认真地去掉其表面上的铜锈,以新的方式思考文本和叙事。
它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把许多以前认为已经做不下去了的课题重新放回到了研究日程上。
它鼓励历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视他们自己的方法和程序,使他们处在一个更具自我批评性的过程中。
作为扎戈林批评的主要对象, 后现代史学读本 的编者詹金斯立刻进行了长篇回应, 但他似乎更注意在理论层面上讨论,而对技术问题不屑一顾。
对于后现代史学来说,由于其研究目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求真 ,史料被视为语言构成的文本,史料的重要意义就被降低了。
但是,无论现代还是后现代史学,不可能抛开史料 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证据 去重构历史,究竟如何对待史料?如果研究的对象、反映这个研究对象的史料,以及研究成果这三者都被视为不同的文本,那么这三种文本的关系如何?史料在其中的角色如何?是否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桥梁?在近年来美国一些关于中国史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罗志田、王晴佳、杨念群、吴莉苇也把何伟亚的 怀柔远人 、柯文的 历史三调 、杜赞奇的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等视为受后现代影响的作品。
比如杨念群将后现代理论在社会史研究中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视为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他们质疑的是在现代性话语支配下的历史叙事,如线性过程或合 规律 的目的论分析、现代民族-国家逻辑支配下对史料的解释等等。
但这些著作并没有撇开史料,而是对史料进行了新的解释。
杜赞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倡导 复线的历史 , 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 ,并 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13方式 ; 何伟亚的意见相同,要 在这样一个园地中重建一点多元性的内容 , 寻求一个更切近历史而不受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政治性计划约束的学术和思考空间 ; 柯文则审慎地处在两个对立面之间,他建议我们应该站在知道结果以前的那个时刻,把经历与神话纳入其中,用非文字性的材料来弥补体现权力话语的文字材料的缺陷。
杜赞奇,特别是何伟亚注重在新的认识论立场上重新解读史料,认识史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背景,而柯文则强调注意文人和官方文献之外的史料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有个很知名的例子。
王阳明的朋友曾指着山间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心外无物,像这样的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王回答说:你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见此花时,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实际上王阳明并没有否认花树的独立客观存在,他否认的是在你没有看见花时花对于你个人的意义。
你没有看见某朵花,那么关于这朵花的形状、颜色、气味等等,对于你来说与不存在是一样的,但它不等于真地不存在,对于看见它的人来说则是存在的。
至于看见它的人向你转述这朵花的形状、颜色、气味等等,那就只是一种个体认识。
类似地,对于探索历史客观性或历史真实的人来说,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局限而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也不能因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认识一定客观。
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二者间的桥梁 史料上。
中国的乾嘉学派、疑古思潮的意义在这里,西方的后现代史学的意义也在这里。
杜赞奇在前引书中认为,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一直是受民族-国家的强烈制约的 ,民族、民族主义、科学/迷信、殖民、帝国主义等等词汇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话语系统,的确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叙事(比如我们称呼契丹族、女真族,这是 民族 概念引进之前从未有的)。
我们不妨反思我们对明末清初战争的研究,反思我们曾围绕的清初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讨,反思我们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局面的认识。
我们发现,当初我们所依据的史料,或者使我们对当时的历史留下深刻印象、引导我们去重点关注的主题的史料,是民国初年大规模重印出版的几套丛书。
它们或是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为排满运动造舆论的浪潮中(如 痛史 之类),或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如 中国内忧外患丛书 之类), 扬州十日记 、 江阴城守记 等等,都在其中。
由于特定的历史需求造就了对某些历史记忆的重新唤醒,这些史料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对这段历史主要特征的认识,其它的方面就被忽略了,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它史料中发现别的线索,从而赋予清初的历史更加复杂的多样性。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 从许多生活实践的记录来看,宦官与宗教的关系可能是除了宗教师或信徒之外最为密切的。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要比与士大夫的距离近许多。
除了阉党与清流之间斗争这类政治事件以外,我们能不能从这里(以及别处)看到宦官与士大夫之间张力的一些痕迹呢?像清朝康熙年间的大臣汤斌那样对所谓 淫祀 深恶痛绝的人不少,我们看看地方志、文集、官箴或善书之类就会知道。
但宦官却对民间的这些宗教信仰予以支持、亲自参与,甚至密切往来。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有理由对我们通常研究宦官时所依据的史料进行反思:历代史书对宦官的大张挞伐是有文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精英的历史版本。
由于这些知识精英掌握了记录历史的霸权,与他们的道德认知相悖的历史就必然被排除或至少被简化,我们面对这样的历史不仅茫然无知,而且还继续沿着他们设定的思想轨迹向前走,怎么还能说后现代主义的质疑或挑战对史学是毫无意义的呢?清儒对宋儒提出质疑,主张回到汉儒,是对宋儒所诠释的元典表示怀疑;顾颉刚的 疑古 ,批评儒家学者把上古历史伦理化,把神话制造为历史,这些都是在文本的意义上所做的史料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