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事件发生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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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事件始末
中新网4月8日电受累于去年爆发的外汇交易巨额损失案，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8日正式下课。

港股蓝筹股中信泰富周三盘后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宣布荣智健辞任公司主席等董事会变更事宜，并宣布股票于明日复牌。

以下为本网整理的中信泰富外汇合约巨亏事件的始末：
2008年10月20日香港恒指成分股中信泰富突然惊爆，因投资杠杆式外汇产品而巨亏155亿港元！其中包括约8.07亿港元的已实现亏损，和147亿港元的估计亏损，而且亏损有可能继续扩大。

中信泰富两名高层即时辞职，包括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和集团财务总监周至贤。

莫伟龙获任集团财务董事，负责集团财务及内部监控。

2008年10月21日中信泰富股价开盘即暴跌38%，盘中更一度跌至6.47港元，跌幅超过55.4%，当日收报于6.52港元，跌幅达55.1%，远远超过业界预计的20%左右的跌幅。

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确认，已经对中信泰富的业务展开调查，而由于中信泰富的股价在两天内已经跌了近80%，联交所公布的公告显示，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及母公司中信集团，于场内分别增持100万股及200万股，来维持股价稳定。

2008年11月香港中信泰富在炒外汇衍生工具录得巨额亏损后，终于获母公司北京中信集团出手相助。

中信集团向中信泰富授出116亿港元的备用信贷、认购中信泰富发行的可换股债券，以及承担中信泰富在外汇累计期权合约的损失。

2009年3月26日中信泰富公布08年全年业绩，大亏126.62亿港元，董事会主席荣智健强调集团财政状况仍稳健，暂时无供股需要。

2009年4月3日中信泰富继早前被香港证监会调查后，3日再度接受警方调查。

由以上两案来看，两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订立的合约如分为两部分的话，前半部分买入看涨期权可以看作出于保值的愿望和行为，但后半部附带的作为前半部合约对价的卖出协议，使两公司
都成为期权的庄家，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交易。

从这个角度看，两公司的投行对手才是真正的资产“保值”者，他们以合约前半部条件为“权利金”，购买了一个“看跌期权”，从而规避了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

实际上，目前一般认为，累计期权本身就是投行们利用专业优势和定价优势设计的攫取财富的工具，对买卖双方来说都具有强烈的投机色彩。

第二，从品种上来看，两公司符合套期保值品种相同或相关的要件，但不是本案例的关键。

第三，从交易方向来看，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中信泰富买入看涨期权方向符合套保要求—公司目前手中没有澳元，在现货方向上可以视作是持有空头部位，因此在衍生品方向上应当买入；但作为对价部分的卖出期权规定(汇率跌破0.87时向对手出售澳元)，则与其外汇现货所需方向相同—目前中信泰富手中没有澳元，相当于卖出了澳元，但合约后半部的对价协议却要向对手卖出澳元，二者方向相同，已不属于套保交易。

中国国航和中信泰富情况一样，在现货部位为空头时，合约前半部分为套保操作，在合约后半部分的对价中向对手卖出期权，不符合套保原则，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行为。

第四，从时间上来看，交易时间约定已脱离套保原则。

在套保时间周期上，一般每笔交易应对应于相应的现货周期，如中信泰富，如投资付款方式为1年结算的话，套保操作则应以1年为期限，但实际上中信泰富2007年所签(从公告上推测出的时间)衍生交易合约期限至2010年，与现货周期极度不符。

中国国航所签衍生交易合约期限最长至2011年，如果该公司以一年一付款的方式购买航油，其衍生品交易周期与现货周期不对应。

因此，两公司在时间上均并未严格对应其现货市场交易周期，超出部分可视为投机。

第五，从数量上来看，由于衍生品履约周期为3年，远远长于现货贸易周期，造成两公司衍生品量都大大超过实际所需保值量。

中信泰富买入外汇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是为了对冲投资澳大利亚矿业初期投资16亿澳元的外汇风险，加上1年10亿澳元的运营费用，1年所需澳元总量也不过26亿澳元，但在外汇衍生品上的投资实际上最终持有超过90亿澳元(仅以其一笔最大的合约头寸计)，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3倍多，大大超出所需保值部分，带来新的数十亿澳元敞口风险。

中国国航航油套保量为其年需求量的50%上下，但一保3年的操作，使其实际上拥有所需保值量3倍的衍生产品。

可见，两公司的操作均已经背离套期保值原则，带来了新的敞口风险。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通过对远期、期货、互换、期权等进行组合即可实现保值需求，复杂的结构性产品一般都有投机的成分。

如果两公司完全从保值避险出发，出于避免澳元上涨或航油上涨目的，则完全可以购买看涨期权，其最大的损失无非为权利金这一“保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