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形

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结构。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的分配格局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里，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经济分配差距比较小，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比较丰足的经济收入和公平的发展机会，生活比较安定，社会成员在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受益。

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

在当今中国，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社会学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大致可分为4个阶层：富裕阶层、中间（中等）阶层、劳工阶层和贫弱阶层。中间阶层的出现，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数列，收入和财产从富裕到贫穷逐级递减，这就让每一个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

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在现代社会中，通常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有60%—70%的人口（或家庭）属于中间阶层，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等收入群体，正类似中间阶层。

中间阶层的衡量，不仅包括收入和财产，还应包括职业声望和自我认同。

在物质财富方面，“收入中等，宽裕有余”是他们的基本追求。收入中等，会以其消费的方式和财产的拥有表现出来。一般认为：有房有车，有一定的金融资产，是其显著标志，因此中间阶层在国外有时也被称为中产阶层。其实，这个衡量尺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为之努力的“小康”生活水平应该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小康”生活水平其实是中间阶层的中国式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财产是收入的积累和固化，“中等收入”对于这一群体的形成很重要。

在职业方面，当今社会，职业稳定性相当重要，因为由职业获取工薪收入，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其次是社会评价。一般而言，因为知本的崛起，“凭本事吃饭”的知识分子或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会得到大多数人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白领、专业人士常常是中间阶层的近义词。

在自我认同方面，由于中间阶层意味着一种个人和家庭的有尊严、可持续的生活形态，因而承载了很大一部分公众的期待和梦想。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一部分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大众都热衷于跻身中产的行列。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认同率达到60%—70%，而在印度，认同率能达到80%。中间阶层认同率高，说明一个社会在生活态度上的积极上进，公众觉得有奔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达：让大多数中国人，走入“中等收入”的行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

缩小收入差距是当务之急

“现代化过程也是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政府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缩小收入差距。”

中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群体有多大的规模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这个群体的标准加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顾名思义，是指其收入水平处于整个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布中间的人群。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群体的收入上下限要如何界定。从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看，收入上下限应该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个群体的收入下限，应该等于全社会成员的平均收入，而上限则高出平均收入两倍。

以2009年为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700元，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其上限则为32100元。由此计算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约为30%。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即使按照相同的划分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还是大大偏低，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的这一比重超过了60%。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的不均等，以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据推算，在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相差甚远。

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其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相比而言，一些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较低的国家总是经历更多的挫折和社会动荡，其发展的道路会更加艰难。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按照上述标准划分出来的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全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一直处于相对的低收入状态。同时，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低于平均增长速度，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低收入人群的比重会随之增加；加上近几年资产价格的暴涨，产生了部分暴富人群，出现了相对意义上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第一是缩小全社会收入差距。在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如果经济增长仍然是更有利于富人收入增加，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政府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之一是防范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的方式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第二是加速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从而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现有居民收入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路径是低收入群体不断升级，上升为中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