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担保的公证债权文书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2009年12月2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云南省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有关问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该通知中这样明确规定“申请办理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公证，需由债权人、债务人双方共同向公证机构提出申请。债权文书设立了由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的，则应取得担保人的书面同意，即担保人应以书面形式明确同意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并同意如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该规定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的法律争议，在《通知》的起草过程中引发了较大的争论，虽然最终人民法院认可了这样的规定，但这些法律争议并未于此了结。下面就对此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

一、有担保的公证债权文书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我们都知道，通常的商业性借贷不同于亲朋之间的私人借款，无担保的商业性借贷是具高风险的行为，依信用的贷款仅是特例。绝大多数的商业性借贷都是有担保的，而债权文书中最重要的类型就是借款合同，所以，如果仅是作为无担保的借贷行为经公证后可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而其中的有担保的借贷合同不能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那么此项有关强制执行的公证业务范围就会被大幅缩小。如果因担保所引发的争议都必须经诉讼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这样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公证安全、效率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体现。

在《通知》的起草过程中，有同志提出按照我国法学理论之一说，抵押权属物权之一种。抵押合同是抵押人与抵押权人设立的担保债权实现，设定抵押物的协议。因此，按照物权行为的概念，抵押合同应属物权合同，而非债权合同，由此推知，抵押合同并不属于强制执行公证的对象。同理，其它的保证、质押等担保合同因不同于债权法律关系，故不能作为公证债权文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0条的规定“在主合同纠纷案件中，对担保合同未经审判，人民法院不应当依据对主合同当事人所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由于不得未经法院裁判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故也不能赋予有担保的债权文书强制执行的效力。上述理由在学界的争议非常之大，即担保的性质究竟是债权还是物权，担保人在主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与权利，以及诉权是否可以约定放弃等重大、复杂的理论问题，由于争论双方都不可能完全说服对方，故在此多说无益，先把理论争议放一边，仅从法律的具体规定上进行分析。

《担保法》第五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该规定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担保合同的相对独立性和主合同的完全独立性，即担保合同的效力不及于主合同。虽然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但反之既使担保合同无效，主合同仍然有效。《物权法》第172条亦有相同规定。因此，在有担保的债权文书中，实质上是有主合同与从合同分别存在的，其中从合同即担保合同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包括当事人之间具有担保性质的信函、传真等，也包括主合同中的担保条款。既然有主从合同之分，强制执行效力在发生时对主合同与从合同也应当加以区分，正如《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0条规定的那样，主合同发生法律效力了，仍不能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因此，在没有取得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担保合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其实仅是赋予了主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其强制执行效力仅及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这种情况下，即使对主合同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对担保人财产也不能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公证机构也不能出具针对担保人的执行证书。

因此，有担保的公证债权文书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回答肯定的，但应注意区分主合同与从合同。一般而言，对主合同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没有问题，当债务未履行时，人民法院可依据公证的执行证书对债务人直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对于从合同即担保合同，则应当依据担保人的意愿、担保的方式视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简言之，有担保的公证债权文书可以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但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担保人或担保财产。

然而应当注意根据对《通知》中要求的理解，并未将主合同与担保合同作区分，仅是强调了对于由第三人提供担保的，一律要求获得担保人的书面同意。对于有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则未作特别规定。这是因为主合同如被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对第三人作为担保人的权益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担保合同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有同志认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二条中规定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范围，包括借款合同、借用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凭合同等，在该条规定的6种类型中，并不包括担保合同。主张对“公证债权文书”作狭义的理解，即能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只应当是简单的、明确的、无争议的债权，而担保法律关系与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同，其具有独立特性，担保人也有其不同于债权人、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担保所引发的争议，公证并不能解决。故认为担保合同不能被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上述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此机械的理解法律，对公证而言却无异于作茧自缚，很大程度地降低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文书的适用范围和作用。

首先，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将公证定义为一种证明活动，其纠纷也适用于民事诉讼，因此公证法律关系就其实质来说仍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民事法律关系有“法无禁止即许可”的法律原则，相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则是“法无许可即禁止”。所以，对公证而言不能因为没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就完全否定公证对其的适用，担保合同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不能用如此简单的理由予以否定，能否适用完全是可以争论和实践探讨的。

其次，如果担保人在主合同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时已同意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这种情况下可否依据担保人的承诺直接执行担保人的财产。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当事人的诉权能否约定放弃。同意观点认为诉权与所有其他的民事权利一样，当事人享有处分权，是可以自由行使的，也可以承诺放弃。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法院一般只能因新的事实和证据或者基于欺诈胁迫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原因而受理同一纠纷。否定的观点则认为诉权是程序性权利，并受诉讼法律之调整，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当事人可以不行使该权利，但却不能通过调解、约定等方式而事先放弃。在此对上述争论也不予评说，仅说明：认同或者不认同诉权可以约定放弃的观点，对于在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能否赋予担保合同强制执行的效力就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显然《通知》中采纳了第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担保人以书面形式明确同意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并同意如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情形下，公证机构办理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其执行效力及于担保人或担保财产。也就是说，在担保人同意的情况下，即视为担保人对担保财产进行了的处分，并放弃了诉权，担保合同也可以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机构可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