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课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我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黄宗智博士的新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作者穷尽十年之功，数易其稿终成的著作。全书分3编共16章和3个附录，书末附有引用书刊目录，共计27万字。次数以华北地区，即“冀—鲁西北”地区为研究范围，深入分析了自清初以来三百年间（尤以本世纪三十年代为重点）小农的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及其演变形式，分析了村庄与国家、士绅的三角关系及村庄结构的变化，旨在探讨小农经济的演变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本书的史料来源为“本世纪30年代，日本现代人类学家，在冀—鲁西北平原33个自然村中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其包括三组主要资料，大部分由1935—1942年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调查机关组织编纂。……此外，还有清代刑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一些档案。”①

我认为，看一本书的含金量有多少，主要是看这本书使用的材料、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以及其使用的论证方法新不新。本人通过拜读黄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初步认识到他虽然以满铁资料为主，但并没有对其全盘照收，针对他有疑虑的地方也提出了质疑，同时借鉴大量的其他材料，详见课本P339-P373。黄先生使用的论证方法除传统的方法以外，还独创了综合分析法、多元化的分析法等，让学术界的大师、学者眼前一新，也让我们广大读者大饱眼福。因了我浅薄的知识，接下来我将对此书提出两个我得到的认识。

①引号里的内容均来自《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里的内容，同上同下。

一、对近代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通过对人口和生产关系、经济落后的问题和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进行了一个综合分析，提出了不同于前人和同行的见解，而没有沿着西方传统学派——形式主义学派（以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实体主义学派（以蔡雅诺夫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任何一派的道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形式，以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为蓝本。小农划分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然与中国比较起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而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1、人口与生产关系的问题

形式主义对人口增长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人口的数量相对耕地比例较高的缘故，使得中国的农业经济与美国、英国或者欧洲农业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它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饲养牲畜（约为今日农业生产总值的16%），其中多数为喂谷牲畜。而这个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

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农业内卷化（由于家庭小农场都是为生计所需，而对过剩的劳动无能为力。因此，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远比雇佣劳动的大农场多，以至于这种劳动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紧缩的现象。吉尔茨把这种现象称为农业内卷化）。

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并不只是伴随人口压力所引起的量性变化。实际上愈来愈多的小农加入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分化为一系列在两种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马克思主义分析更强调革命前小农经济中的雇佣关系轴线，并将雇主与佣工区别开来。

而黄先生利用大量史料，对冀—鲁西北地区的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的历史作了比较分析，以使同时兼顾到人口和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主要依赖雇佣劳力，一个则是靠家庭劳力；一个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来调整其劳动力的数量，而另一个却常常无法作同样的调整。家庭式农业之转化为经营式农业显示了雇佣劳动和大农场的扩展。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这一孪生现象的历史，可以同时照顾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两个因素，并清楚地说明农业内卷化下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这一演变型式，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塑造的形象都不同。华北农村所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体化，也不是简单地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一个极端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分化。”

2、经济落后问题

形式主义者又一次论证了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迫使中国经济落后。一方面，人口压力蚕食了小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又把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而中国农业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艾尔温提出）。

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小农并不是没有生活之外

的剩余，而是这部分剩余被地主和封建国家榨取了，但地主没有把这部分剩余积累起来用于投资，而是挥霍掉了，中国经济故此而停滞不前。资本主义始终处于萌芽状态而得不到发展。

黄先生认为艾氏“陷阱”论的下半部分，分析高密度人口对剩余使用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讨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持不同态度，他认为首先，农村大批雇佣劳动的存在不是由于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变化而兴起的，而是由于人口压力和阶级分化造成的。他们同时束缚于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而不是完全脱离家庭农场的无产者，这种半小农半雇农的扭曲形态，黄先生称之为半无产化。其次，生产方式的变化，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不应只单方面考虑生产关系。因此对经营式农场和家庭是农场生产力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对比，两种农场在土地，技术和资本的使用上没有什么区别，其真正的差别在于对人口压力的反映不同。他们的牢固性，不仅影响了农业资本的形成，而且也影响到城市的工商业。它存在使元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剩余停滞在伤人和手工业者手中。加之国家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摧残，资本主义最终没有在中国产生，也无所谓‘萌芽’。”

3、帝国主义的问题

形式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也是支持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利于中国。艾氏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应归咎于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义另一派根据“二元经济论”模式，认为近代

中国的农村，实质上没有收到帝国主义和近代城市经济多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主义者驳斥形式主义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是一个两层的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原料，在国际间，先进行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的剩余。帝国主义非但没有赋予大三世界以经济繁荣，它实际强加了“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其经济落后状态。

实体主义认为，脱离人与人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瓦解了自主闭塞的自然村。

而黄先生认为，三家观点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社会，但“都忽略了中国早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就经历了内部的社会变迁，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分化道路，它只是加剧了小农的分化和对小农的掠夺。”

二、对华北地区农业中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采用分析模式方法，提出了与我国国内学者不同的学术见解。

我国学者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这体现在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和民族感情的论点：它的前部分把中国历史摆入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人类一切社会都是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后部分则毫不含糊地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过，“资本主义萌芽论……仍是今日国内明清经的主导分析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