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构造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构造湖北省仙桃中学历史组熊红荣一、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

它同劳动的结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为前提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

虽说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张有弛，但在一个王朝的修养生息之期过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渐月积地成为东西南北的普遍现象。

土地的不平等分配驱使缺乏土地的农民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而后，佃农和自耕农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土地提供了生存资料，但被割碎了的土地同时又限制着小农的视野、活动和发展。

因此，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

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

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

集中，是指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

但是，对这个阶级的个人来说，土地的集中又是不稳定的。

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都可以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造成巨量的土地集中。

但是，王朝更替，宦海风波，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

更为常见的，则是因土地私有而发生的分家析产。

汉代以后，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长幼嫡庶之别已趋淡化。

多产之家往往多妻妾多子孙，而再多的田产也经不起一析再析，几代之后，集中的土地又会化整为零。

这是和土地集中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趋向。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其个别成员可以相互对流。

即一部分人由贫转富，另一部分人则由富转贫。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君子之泽，数世而斩，很少有数百年不衰之家，所谓“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谚语正是惯见人世沧桑之后的概括。

这种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无疑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封建社会能够弛缓地延续下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

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有它悲惨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

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稳定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着地依恋着自己的个体经济。

就连后来洪秀全建造人间天国的蓝图，也是按照小农经济设计的。

这难道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关系吗？二、官僚政治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

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

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

但是，历史地看，官僚政治的出现也曾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它之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等级世袭。

秦始皇设职授官，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中止。

这种改变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

由于设职授官，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便成为一种不可不论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

两汉时代实行过察举制，魏晋时代又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但此二者在实行后的演变说明官僚政治未臻完善。

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才使官僚政治走向完善。

科举制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有了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可以在社会对流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使官僚政治获得了极大的弹性。

但又要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毕竟是官僚政治而不是平民政治。

官僚政治虽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可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保留了世卿世禄制度的一部分变形物。

布衣一旦做了公卿，不但拥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

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之于子孙。

前人的精神影响和物质影响都会间接地为后代铺平入仕之途。

此外，在官僚政治之下，也存在荫子荫孙、子袭父爵的事情。

这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着突出的世袭观念。

三、宗族和行会附属于上述政治构造的是各种社会组织。

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系统以县令为末秩，但就政制而言，县之下还设置都、图、乡、里、正等南北各地名目不一的乡镇组织。

更下面，则是直接渗入老百姓之中的保甲组织。

两者都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但又在某些方面起着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过渡物。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

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

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

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

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

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

在封建社会里，同姓同宗的村落遍地皆是，烟火相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

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

相反，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

因此，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

在中国，个人是被家族淹没的。

家法与国法是相通的，罪人同时也是逆子。

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

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因此，个人对家族的态度和义务是同他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在一起的。

在史书的列传中，大凡忠臣必然又是孝子。

以上表明，家庭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起着巨大作用。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

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

城市不同于农村的地方在于“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这些人背井离乡，“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

他们与自己的宗族已经非常遥远了。

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比宗族关系中的小农更孤独。

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互助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

而同业往往是同乡，故行会多以“会馆”、“公所”命名，如江西会馆、浙南公所等。

行会可以助济“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音zhǒng）”等。

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

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四、儒学定于一尊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是相应的意识形态构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孔学定于一尊的格局，是历史地形成的。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动到西汉武帝时已成为一种新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

因此，中国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用以反映、说明和维系这种经济局面和政治局面，而儒学则是最能适应这种需要的观念形态。

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三点：（一）天道观念：儒家所说的“天”，有时候指自然之天，更多时候是指主宰之天，这种主宰并不像基督教的上帝那样有一个具体形象，但是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它的意志谓之天命。

经董仲舒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了皇帝的权威。

新旧王朝的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皇帝的另一称呼是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多“奉天承运”。

就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传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观念的压力是如此沉重而无法解脱，以至于逼上梁山的好汉也不得不举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来做打家劫舍的事业，用这一个天来对抗那一个天。

（二）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在早期儒家中已经存在，但经过董仲舒之手而更能符合专制君权的需要。

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配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大一统就是要“一切统乎天子”。

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他并不急于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来说明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大一统取代分封制的磅礴行进。

在他手里，理论是落后于历史的。

而西汉武帝因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历史和理论在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重新获得了统一。

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

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三）纲常伦理：这一思想自两汉以来就是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体现了整个封建统治的各种关系，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防止人民“犯上作乱”的思想武器。

“三纲五常”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经宋明理学激扬之后，它等同于“天理”，更加膨胀，更加苛严，对人性的桎梏极其之深。

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