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构造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构造

湖北省仙桃中学历史组熊红荣

一、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它同劳动的结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为前提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虽说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张有弛，但在一个王朝的修养生息之期过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渐月积地成为东西南北的普遍现象。土地的不平等分配驱使缺乏土地的农民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而后，佃农和自耕农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土地提供了生存资料，但被割碎了的土地同时又限制着小农的视野、活动和发展。因此，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集中，是指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但是，对这个阶级的个人来说，土地的集中又是不稳定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都可以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造成巨量的土地集中。但是，王朝更替，宦海风波，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更为常见的，则是因土地私有而发生的分家析产。汉代以后，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长幼嫡庶之别已趋淡化。多产之家往往多妻妾多子孙，而再多的田产也经不起一析再析，几代之后，集中的土地又会化整为零。这是和土地集中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趋向。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其个别成员可以相互对流。即一部分人由贫转富，另一部分人则由富转贫。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君子之泽，数世而斩，很少有数百年不衰之家，所谓“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谚语正是惯见人世沧桑之后的概括。这种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无疑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封建社会能够弛缓地延续下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有它悲惨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稳定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着地依恋着自己的个体经济。就连后来洪秀全建造人间天国的蓝图，也是按照小农经济设计的。这难道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关系吗？

二、官僚政治

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

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但是，历史地看，官僚政治的出现也曾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它之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政治权力和物质财

富的等级世袭。秦始皇设职授官，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也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中止。这种改变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由于设职授官，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便成为一种不可不论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问题。两汉时代实行过察举制，魏晋时代又产生了九品中正制，但此二者在实行后的演变说明官僚政治未臻完善。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才使官僚政治走向完善。

科举制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有了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可以在社会对流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使官僚政治获得了极大的弹性。但又要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毕竟是官僚政治而不是平民政治。官僚政治虽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可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保留了世卿世禄制度的一部分变形物。布衣一旦做了公卿，不但拥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之于子孙。前人的精神影响和物质影响都会间接地为后代铺平入仕之途。此外，在官僚政治之下，也存在荫子荫孙、子袭父爵的事情。这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有着突出的世袭观念。

三、宗族和行会

附属于上述政治构造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系统以县令为末秩，但就政制而言，县之下还设置都、图、乡、里、正等南北各地名目不一的乡镇组织。更下面，则是直接渗入老百姓之中的保甲组织。两者都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但又在某些方面起着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看作一种过渡物。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在封建社会里，同姓同宗的村落遍地皆是，烟火相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相反，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因此，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在中国，个人是被家族淹没的。家法与国法是相通的，罪人同时也是逆子。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个人对家族的态度和义务是同他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在一起的。在史书的列传中，大凡忠臣必然又是孝子。以上表明，家庭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起着巨大作用。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城市不同于农村的地方在于“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这些人背井离乡，“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他们与自己的宗族已经非常遥远了。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比宗族关系中的小农更孤独。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互助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而同业往往是同乡，故行会多以“会馆”、“公所”命名，如江西会馆、浙南公所等。行会可以助济“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音zhǒng）”等。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