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兴起读书笔记

道格拉斯·诺斯在第一章中便简明地阐述了全书的中心论点，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全书十二个章节都在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我主要想针对《十三世纪的欧洲》这一章，谈谈我的读书心得。我们对于了解的世界历史都是从新航路的开辟开始。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我们只能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对外交流部分窥见一斑，而涉及遥远的欧洲的片段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为我讲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故事。

在作者眼中，对于欧洲来说，十三世纪是一个大幅度增长的时代，是欧洲在经济上真正觉醒的时期，是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都发生变动的时期，也是商业贸易扩张的时期。本章也是从人口的增长、价格的变动、商业贸易的扩张以及相应制度的变化展开阐述的。在中国13世纪是南宋、金、西夏、大理、西辽、蒙古、吐蕃等政权并存的时期。分裂和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北方的农业发展受到较大打击，人口也因战争大量消耗。但是宋元时期仍是采取鼓励对外贸易的政策并制定了相关法规。

一、马尔萨斯

在本章开篇，作者提出了问题，其中提到了马尔萨斯危机。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所创立的关于人口增加与食物增加速度相对比的一种人口理论，其主要论点和结论为：认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只有通过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才能削弱这个规律的作用。把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问题和灾难归结为人口过剩的结果。尽管马尔萨斯的理论有些极端，但是他控制人口的观点还是正确的，也许通过各种科学技术可以使生产资料的增加速度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但是地球资源有限，人口自然增长必然成为负担。十三世纪欧洲的人口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过，在本章中也提到了人口快速增长、农业部门收益递减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大部分在经济福利方面承受了急剧的下降并且间接导致了当时农业制度中的一些重要的关系开始紧张。而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工业革命给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无限可能，他看到了人口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法有局限性。在中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被严重批判，而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被批判，但是中国的现实证明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所谓“错批一人，误生三亿”，致使人口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今，国家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出于对我国国情的考虑，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渐渐显露，新一代的青年人所面临的沉重的赡养负担正是由于“人多力量大”到“计划生育”两个极端的骤然转变造成的。在人口问题上，仍需紧跟时代发展，有所控制和调节。

二、马可波罗

在十三世纪的欧洲，城区扩大了，地方的、地区的和国际性的商业贸易都很兴盛。在地中海地区，意大利的重要港口城市成为了发达商业的领袖。在北欧地区，酒、木材和毛织品是主要贸易品，随着长距离商业的发展，地方市场在北欧各地发展和兴旺起来。在国际贸易方面，尽管资料有限，一个大家熟知的人物，正是在这一时期走向了世界。他就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尽管在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一问题上还有争议，但是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在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出现，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吸引了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接下来的历史发展趋势发生了逆转，西方人怀着对东方的向往开始积极探索世界，东方人自恃天朝上国，闭目塞听。古老的东方帝国渐渐倾颓。如今的世界已经没有神秘可言，交通便利，贸易频繁，信息迅速传播，文化渐渐融合，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中国如何把握时代的脉搏，绽放独特的光彩，将是我们的责任。

三、爱德华一世&美男子菲利普

人口增长以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虽然公共产品仍主要是地方性的，十三世纪已为通向普遍变革支出了道路。变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贸易发展和远程贸易中保护私有财产的需求增长；二是货币经济对军事单位最低有效规模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保护延伸到贸易所有权和雇佣庞大的军队力量都需要很高的费用。那么，税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本章第四节的阐述中，作者对比了十三世纪初期和十三世纪末期税源的不同情况。在十三世纪初期，岁入的来源仍主要是封建性的，但是到了十三世纪末，王权和地方政府的要求有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封建性的岁入却在萎缩。从爱德华一世和美男子菲利普时代开始时特别税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经常的和一般的附属权利，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附属权利。爱德华确立了国家关税制，对羊毛、羊毛皮和皮革开征了出口税，其统治后期有对外商开征了新费用，使其税收收入大大增加。中国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和白豆蔻四种商品由政府抽取10%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而法国美男子菲利普则试图建立一般直接税，开征地产或动产的收入税、炉灶捐和军事代役费等。上述内容是反映十三世纪税收来源的转变。而这一现实状况与土地所有权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保证君主不致丧失现有的封建岁入，一些地区开始准予土地转让，这成为发展无条件继承地独立所有权的关键一步。

我们所能看到的十三世纪的欧洲没有开辟新航道的热情也没有工业革命的财富与效率，甚至有些沉闷和压抑，然而，在这沉闷之下，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也许它并不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它确是一个不平凡的铺垫。